地理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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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地理知识的产生

人类从猿猴变成人之后，成为有智慧的高等动物，它首先是能能动地适应地理环境。知道什么地方有什么？什么地方可以避开洪水？什么地方可以躲雨？什么地方可以不受其它动物的侵袭？……由于对自然的依赖，可以说对地理环境的认识和了解，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认识和了解，就是地理知识。因此，地理知识的产生是很早很早的事情，几乎和人类产生同时。

地理知识的产生尽管是很早的事情，但最初的地理知识是极浅薄的，可以说与人类生存的衣、食、住、行有关，范围也大都局限于自己所见所闻能达到的地方。至于地理知识的传播与交流，则是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期之后。侯仁之认为：“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对于其生活的地区，必须有一定的认识，才能生活下去。最初，他们必须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捕鱼，什么地方去打猎，什么地方去采集作为食物的果实和块根等等。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渔猎时代。其后，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随着畜牧业和农业的萌芽，又从一个地区的停留生活相对的定居下来，这就要求他们对自己所居住的周围环境，更加熟悉更加了解。他们不但要知道水泽的分布，地势的起伏等等，还必须知道气候的特征以及地方种植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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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他们不但要能辨别方向，而且还要计算路程。”①美国学者P·詹姆斯认为：“一开头是好奇心引起的。

我们可以设想，原始人所想到的一些最早的问题必然是和天然环境的特性有关的。人与许多其他动物认定地球表面某一个地段作为他的生存空间；并且，和其他许多动物一样，他对别人的生存空间内的草可能长得更绿些会觉得羡慕，好奇心驱使他去探究他所看到的远处山丘以外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他所发现的世界是他自己头脑的近似反映，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发现并描述了许多不同的世界。”①类似的观点很多，不胜枚举。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人类最初的地理学著作，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希腊的，或是世界其他地方的，统统不是人类最初产生的地理知识。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学者们认为是战国时期至秦汉时期的作品，距令约2000—3000年；但半坡文化距今约7500余年，学者们认为中国文化（即中华民族文化）源于此时；即使地理知识不先于文化的产生，也应该在半坡文化时肇始。这就是说在最早地理著作出现之前，有数千年的时间，地理知识经历了漫长的产生与积累过程，后来经人整理记载而成书。王成组认为：“远在最古老的地理文献形成以前，地理知识的发生和发展必然早已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②P·詹姆斯在《地理学思想史》一书中，把地理学科的内容，用三个问题来加以概括，即“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并且提出了“生存空间”③这一概念；王成组把人类从采集、渔猎时斯迁徙无定的游移生活，到农耕畜牧时期的定居生活，提出了“居民点”的概念。尽管，“生存空间”和“居民点”两个概念存在明显的差别，但人类原始时期的地理知识，都试图表现与自己生存有关的地域的环境。由于生活范围的局限，地理知识的传播和交流还很少，所以地理知识大体上以自己生活周围的地域为已知世界；以外的地域或为已知世界的模糊地域，或为未知的世界。最早的中国地理著作，大致上对黄河中下游地区是熟悉的，黄河上游地区的情况就模糊不清；长江中下游地区还不陌生，其余地区则知之甚少或完全不知道，因此以一些虚幻缥缈的荒诞神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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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描述。我国西部地区多高山峻岭，交通不便，对许多地理著作的作者来说，都相当陌生，以致许多地理情况都弄错了。如把发源于昆仑山脉北麓的塔里木河说成是黄河的上游，把其注入沙漠，说成是潜流7000里到青海复出；把长江的上游说成是岷江，把汉水说成是与长江并流的入海河流等等。古代希腊最早的地理著作，同样是描述古代希腊人的已知世界，从《奥德赛》（Odyssey）史诗，到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Of Cyrene，约公元前273—前192年）的著作，以及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64—前20年）的《地理》（Geography）、托勒密（Ptolemy，公元90—168年）的《地理指南》（Cuide to Geography）等，概莫如此。对已知世界以外地区也是模糊不清并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如P·佩迪什写道：“因此希腊殖民者所了解的西班牙只是狭窄的海岸地带”，“在南方，最古老的地图都设想只有唯一的一条河流，它既是印度河也是尼罗河，大体是从印度南部流向埃及南部。正是出于这种推测，亚历山大才认为印度河构成了尼罗河的上游。”

由上所述，由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地理环境。换句话说，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条件，故对地理环境的认识和了解，是凡人类皆必须有的，世界上地理知识的产生，不受地域、国界的局限。亚洲的先民，欧洲人的祖先，非洲的最早人类，都在自己的生产、生活活动中，产生了地理知识。考古发掘证明，美洲的原居印地安人在数千年前，已在辽阔的美洲大陆上繁衍生息，产生了纯印地安人的地理知识，有与古代中国和希腊类似的早期地图，以及地形、地物的文字记载。一些欧、美学者认为最早的地理知识产生于古代希腊，持所谓地理学起源的单源说。有的人把古代的地理知识和地理学两个概念，截然分开，如A·赫特纳（Alfred Hettaer，1859—1941年）认为：“科学的产生是属于这个时期的事，这对于地理学的发展更为重要；只有基于城市事业和贸易，文化达到了一定的成熟程度，这些事才是可能的。东方文化的影响十分重要；值得指出的是爱奥尼亚人在小亚细亚的殖民地，尤其是米利都，它是科学的第一个发祥地。但是东方的本土只有实际的知识，还没有真正理论的科学；科学的玄想产生于其后的希腊精神。”①其实，“科学就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事实上，他尽管也承认希腊以外地区有地理知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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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的起源地仍然只有希腊，还是坚持他的单源说。曰本学者三轮德三也认为古代希腊是海洋型的国家，航海、贸易和探险是其民族特征，地理知识和地理学起源于此，正是这种民族特征的必然反映。

地理知识和地理学产生的单源说，由于不符合客观的历史，因此，即使象赫特纳这样的近代地理学的大师，由于持单源说观点，在论及这一问题时，也无法自圆其说。他写道：“一般的世界史大都过于忽视其他文化区域，这是它的一个大错误；因为历史的发展，不仅完成于小亚细亚和欧洲，并且也完成于南亚、东亚和南、北美洲的文明国家；许多的接触和影响，在古代就已经比人们早先所想象的更大了，人类的命运越来越联结在一起，其中固然欧洲的影响占优势，其他各国的史前时代的历史也断不可轻视。”这里虽仍然不免有偏颇的地方，如认为欧洲的影响占优势，但大致来说还是公正的。可是在作为科学史的地理学史上，他却与他批判过的世界史作者一样， 他写道：“但是，讲到科学史，则可以东方的和欧洲的发展为限，只是到了最近时期，才须考虑到欧洲的诸殖民地以及曰本的发展；因为他们的发展是颇为紧密的，从外面只接受了个别的影响。若是我们也把中国的地理学，我们文化区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学，牵连在一起，这对于理解现在的科学，至少是现在的地理学，恐怕没有多大的帮助；这样作恐怕反而把叙述时所保有的前后一贯的线索打断了。”①他所说的“东方的”，指的是希腊化时期地中海沿岸的亚、非国家和地区，也即是古希腊所辖的地域范围。如果认为赫特纳缺乏文学修养或逻辑推理的功夫，那就错了，因为，这正是他可以炫耀于地理学界的长处。

近年来曰本学者野间三郎、松田信、海野一隆、高桥正在新纂人文地理学著作《地理学的历史和方法》中，在“地理学的历史”一部中，分“东洋”和“西洋”两篇叙述。西洋一篇与欧美学者流行的地理学史基本相同；东洋一篇包括中国、曰本与朝鲜三国的地理学史。这是迄今学术界内，主张地理学发展双源的学术观点；较之欧美学者单源观点，要进步、要确切些！但是，我们认为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会创造出各自的地理学，如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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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南、北美洲。即使是地中海地区，事实上滨临地中海地区的亚、非、欧三洲在历史上是互相联系，彼此交往，很难分开。希腊文化是灿烂的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基的文化的延续，又为古罗马、甚至后来的奥斯曼帝国等继承；地理学的发展亦不例外。

王成组在《中国地理学史》序言中，首先写道：“我国的地理学既是起源特早，而绵延不断，具有长达三千年之久的光荣史，并且保存着无比丰富的历史遗产。这样一脉相承，留下丰硕的成果，世界上无与伦比。西方地理学的发展，却是经过现代许多国家不同民族的祖先，先后相承，此起彼落，才能获得近代地理学的成就。西方的地理学超过中国，只是由于最近二三百年的进步。一般见解竟然因此而认为中国向来落后，甚至空虚，我们必须纠正这种误解。实际上在这个最后阶段，我们也还有独特的成就。”这一段不仅是对中国地理学史的很好总结，也是对世界地理学史很精辟的概括。

大家知道，人类经历了很长很长时间，方才创造了文字。最初的文字是很少的，不是用笔写在纸上，而是雕刻在动物的甲、壳、骨上，或磨平的石头上，到后来则雕在竹片上。杜石然等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写道：

“在造纸术没有发明以前，我国古代曾先后使用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等材料记事。直到两汉时期，简牍、缣帛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书写材料。”根据考古发掘，中国最早的古纸是公元前2世纪制作的；汉初已有质量较好的麻纸；到汉和帝时蔡伦总结前人的经验，在材料的选取上和工艺过程上均有重大改进，从此文化科学的发展才有了较为理想的书写材料。在纸未发明以前，虽然也有地理著作，如《禹贡》、《管子》、《山海经》等，但数量少，篇幅小，有的甚至以诗歌形式出现。纸被普遍应用以后，地理著作开始较大规模地出现。我们至今还不清楚，在文字未出现以前，地理知识产生的具体过程；即便是古文字时期，如甲骨文中的地理知识的真实情况，也知之甚少。虽然古今学者希望探寻地理知识产生的真实情形，但可以说再现这种真实情景是不可能的。于是，古往今来，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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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提出种种设想。

欧、美学者，大多认为地中海地区地理知识的产生是贸易、航海、殖民三因素所致。保罗·佩迪什在《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古希腊地理学史》一书中写道：“这些殖民活动的原因是人类熟知的：未知世界激起人们的冒险精神，人口增加而引起的土地缺乏，农业的发展取代了畜牧业，土地的所有权集中到土地贵族的手中，城市中进行的内争，所有这种种原因导致了人们的被迫流放或自然外移。但是，必须强调商业需要这个因素。由于手工业的发展，产品需要推销，生产需要原料，如木材、金属之类。在交换过程中，希腊人提供酒、油和奢侈品来换取贵金属。经常往来于各港口和遥远的商行之间的商人，对于地理学的贡献，比那些真正的移民还要大。因为移民老是逗留在他们的新居地，而商人还要返回自己所在的港口，并带回各种各样的新闻消息。”①东方的学者，如曰本明治时期的学者三轮德三也持此观点，他在《海陆发见史》一书中，认为地理知识产生于“希腊人の商业及ひ植民的活动”。总之，对于地理知识的产生，大约是人类进入封建社会，商品及其交流较为发达的时候，正好这个文化较发达的地区进入封建社会与纸的发明与普及的时间较为吻合。从此，我们可以窥见，长期以来欧美学者对于人类地理知识产生的研究结论，是按照至今保留的最早地理著作的一种猜测。

中国的学者，一般认为地理知识产目《禹贡》。王庸先生在《中国地理学史》开首写道：“中国自古言地理者，大抵溯源于禹贡，以其平实通达，合乎常情也。”作者假托远古时期（约在公元前21世纪）禹领导治水的记录。《禹贡》的写作年代至今未有定论，我们不必去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禹贡》是迄止成书时中国古代地理知识的概括总结，而不是地理知识产生之始。禹所在的时代，虽然不可能写出具有《禹贡》水平的地理著作，但那时确可能产生了地理知识。这只要研究一下《禹贡》的科学性，就可证明产生《禹贡》之前有很长很长的时间的地理知识产生、积累过程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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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外古今学者的观点看来，基本上比较一致地认为地理知识产生于二千年前，即旧大陆文化较发达地区，进入封建社会。

作为标志的是商品的产生和贸易的发展。有趣的是，中外最早的地理著作，均是假借更古的时期的作品。中国的《禹贡》、《穆天子传》等，已于上述；德国学者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在《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中写道：“被人称为英雄时代的希腊初期的地理观点得以流传到现在，不是通过科学的著作，而是通过传说与诗歌，尤其是荷马的两部史诗，其中《奥德赛》特别重要。但是，它们的来源也不可靠，因为它们最后的编成是在较晚的时代，也许在公元8世纪。许多地理见解可能是那时候塞进去的；而它们原属于希腊殖民于黑海和西部之前的时代，当时希腊的地理学开始了一个新时期。”①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古代的地理学者要崇古？他们要把地理知识的产生与形成上溯到原始社会？他们本身如果真的发明或创造了地理学，为什么要将功绩归于前人？解释这些问题，我们以为对地理知识产生的年代进行探讨不必要的。

普雷斯顿·詹姆斯在《地理学思想史》一书中写道：“地理学史是学者们关于地球表面各种事物的安排所展开的连续形象的记述。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以前，人们即使在他们住家附近短距离内进行考察时，就能区别出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之间的差异。有些人感到有必要去塑造视界以外的意象（mental images），并把这些形象转告别人。约翰·赖特把地球表面的这种差异叫做地方差异，这就是地理学的要义。”②这一段话，阐述了三个问题：

（1）地理知识起始于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以前，当不限于距今二千年的时间之内；

（2）地方差异的揭示表示地理知识的产生，而最初的地方差异产生于“人们……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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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短距离内……”，即人们生存的地理环境，而不是商品的形成与产生；

（3）地理学的要义是地方差异。普雷斯顿·詹姆斯的表述是较确切的，他澄清了直到现在仍流行于世界地理学界的商品的形成与产生是地理知识产生之源泉的错误。正因如此，古代的学者，他们不能无视在他们的先辈的功绩中，就已经包括了地理知识的产生；虽然他们自己又给地理知识注入了新的思想与内容；还是愿意光扬前人，宁愿将自己隐入前人的光环之外。

至此，我们以为地理知识的产生，是因为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与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因此，地理知识的产生，理论上讲是非常古老悠久，几乎与人类的产生同时。而人类的生存环境应是凡有人类生存的地方都面临着的客观存在，人们在自己的生产与生活中，都不能不去了解、认识和考察自己周围的环境。而这种对周围环境的了解、认识和考察，就意味着地理知识的产生。由此我们认为地理知识产生于人类的一切生存地域；欧美学者历来所持的地理知识产生单源说，以及曰本学者近来所认为的东洋（中国、曰本、朝鲜）和西洋双源说，都是错误的。基于上述道理，我们不同意中外古今地理学者，凡谈到地理知识的产生，甚至凡谈到地理，国外希腊，中国《禹贡》；把希腊、《禹贡》尊为地理之源；殊不知希腊的古地理与中国《禹贡》中所表述的地理观，都是人类地理知识产生后的局部概括和总结。

正由于将希腊古地理学和中国的《禹贡》尊为源，然后按照希腊古地理学与《禹贡》产生的年代，认为商品的形成与产生，特别是商品的交换，是地理知识产生的根本因素。据此推测，从地理知识的产生至今约2000年的历史。实际上，因为立论的基础错了，所得结论当然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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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1904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2#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5-10-6 17:08 只看该作者

第2章

初期的地理著作地理知识的产生是很早很早的事情，用文字将地理知识记载下来的地理著作，也应是很早的事情。可惜，人类最初的地理作品，却早已湮埋散佚，无法寻觅。由于用文字记事的年代，已是人类历史的较晚时期，在此之前，人们的地理知识，多是以口头的传说流传着，最早的地理著作，便是这些传说的记录。杜石然等认为：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运用推理和想象力对自然界的一些解释，往往是通过神话传说形式留传下来的。神话是人们借助于幻想企图征服自然力的表现，是积极的。不论是世界古文明发生最早地区的古代原始民族，还是现代世界上一些地区存在的原始民族，都流传有丰富的神话传说。虽然时间上相差几千年，上万年；地理上相隔几千里，上万里，但原始时期的社会生产和思想发展过程大致相同，因此神话传说也大同小异。”P·佩迪什也认为：

“早在希腊殖民者出现之前很久，大约在公元前第二千年期间，迈锡尼航海者就已在地中海上航行了。……他们在埃及、叙利亚和腓尼基都留下了足迹。他们定居在罗得岛和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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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路斯，同南意大利、西西里岛以及利帕里群岛的居民做生意。他们的船只还在伊达拉里亚和西班牙靠过岸。他们很可能曾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对英国和爱尔兰有所了解，至少是通过塔尔提索斯人的媒介而知道它们的。这些旅行产生了一些故事传说，在以后流传了好几个世纪。”

早期地理著作大多皆为传说的整理与记载，一般既无作者的姓名，也没有具体的写作时间。比如《禹贡》，是以禹的自身口气，记述他治水导山的功绩，将中国的山脉、河流、土壤、自然资源、贡赋税收、水陆交通和地理区划等地理内容表达出来。内容假托是中国古代传说的君主禹（约公元前21世纪）所作，但王成组则认为是孔子约在公元前500年时所作①：顾颉刚则认为是秦统一六国前约60年时所作，没有说明究竟是何人所作②；辛树帜认为是西周文、武、周公、成、康全盛时代，下至穆王为止，是当时的太史的记录，写作年代前后达233年③。这种情况不独在中国是这样，欧美学者认为的地理学发源地希腊的情况也是如此；P·詹姆斯指出：“希腊地理学者把荷马推崇为地理学的祖师。这个生平不明的诗人是一首长篇叙事诗《伊利亚特》的作者，这首长诗叙述了约在公元前1280—前1180年间特洛伊城战役的一段情节。这篇不朽的史诗是希腊历史上的最早文学巨著，很可能是公元前九世纪中整理出来的。第二部伟大史诗《奥德赛》，大约写在100年以后，也是一个名叫荷马的人写的（可能不是同一个荷马）。”由此可见，荷马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人；是一个荷马，还是两个荷马？都不得而知。

不仅如此，还因为早期地理作品记录有不同的传说，也记录有相同的传说，因此有些著作间有雷同的内容，当然也有一些差异，这便产生了谁先谁后？谁由谁派生？中国学术界本世纪以来，还一直在争论《禹贡》和《山海经》孰先孰后的问题。顾颉刚数十年前在《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中以《五藏山经试探》为题，提出了《山海经》中的《山经》早于《禹贡》的论断。这一论断曾在学术界被广泛的接受与应用。王庸便在《中国地理学史》中加以引述：“盖原始人类之地理知识，大抵以其与生活有利害关系之事物为中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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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认为奇事怪物者，不仅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又多非亲见亲闻，每凭十口相传之故事，即认为真实。故《山海经》之离奇怪诞，正可以窥见初民意识形态之真面目，而《禹贡》之平正切实者，乃后世地理知识进步之结果，非复原始之形态矣。是以《山海经》与《禹贡》之时代，今虽未易确定，但若辨别两书之先后，则《山海经》自较《禹贡》为早也。”顾颉刚、王庸等在30年代所作的结论，最近却为王成组推翻，他提出了相反的结论。

初期地理著作，多采取诗歌的体裁，之后为散文代替。中国真正最早的地理著作是《诗经》。《诗经》虽然也是孔子所编，但历来学术界认为它是编书以前早就流传的民间文学作品。其中出现了相当多的地名，比如“中国”一名，便首先见于《诗经·荡》“文王咨，咨汝殷商，汝炰休，于中国……”；《民劳》中也有出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王成组认为“实际上除去共同采用古代神话中的三危之类以外，《禹贡》中属于西北的山，为数不多，《禹贡》大多取材于《诗经》，而并非《山经》。③大多欧美学者认为希腊的古代地理学起源于荷马的两部史诗之一的《奥德赛》。赫特纳也指出：“对诗的地理价值，在古代已经有了种种不同的评价，到现在仍然这样。 一方面，大约是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和现在存有作品的著作家中的斯特拉波，他们把荷马当作地理学家，几乎把《奥德赛》当作地理读本；另一方面埃拉托色尼却明确认为诗不是科学著作。”④

一般认为约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世界上一些文明国家由史前时期进入到有史时期，包括地理学在内的科学的产生是属于这个时期的事。正是此时，“散文代替了前一时期的诗，对自然的解释代替了宗教式的诗篇，这些诗把自然变化视为诸神怪的行为，这种对自然的说明，当然大都还不免笼罩在粗陋的形而上学的玄想形式之中。”

初期地理著作，反映了人类长期对自然的认识和了解、改造与适应的过程。有的著作至今读来，使人怀疑它竟然是人类初期的地理著作。辛树帜在《禹贡新解》一书中，特别着重地研究了《禹贡》中所揭示的农业地理学与土壤地理学的成就。事实上《禹贡》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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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水平很高的综合性地理著作，正由于它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历来的研究家竟然有人怀疑它是最古老的地理著作，而认为是后来的学者所写。中国有些学者可以说对考据非常爱好，有的甚至可以说是“考据迷”。迄今《禹贡》所含的地理学内容及其达到的科学水平，还没有人研究得很清楚；可是写作年代，已有颇多的研究，直到今天尽管有许多的成果，可惜的是尚无定论。国外学者似乎对此并不重视，如荷马史诗的写作年代最早推断为公元前9世纪，最晚的推断是公元8世纪，时间上相差达17个世纪，却并未见到太多专门研究文献。

综观初期的地理著作，虽然有水平颇高的作品，但大多数却较幼稚、较肤浅。就其多数而言，专门著作并不多见，许多著作都和文学、数学、哲学、史学混杂在一起，以知识的面貌出现。究其原因，是因为地理学最初被认为是地球的描述，描述的形式最好是文学艺术，因此，中国的《诗经》、《离骚》，希腊的荷马史诗皆被认为是早期有关地理的文学作品；地理学是有关空间的科学，具有三维的特点，只有利用数学的方法，诸如地理上的位置、方向、距离、地面的起伏、水域的深浅、范围的大小、幅员的轮廓等等，才能获得真切的认识和了解，因此，古代希腊的数学家如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约公元前624—前548年）和阿拉克西曼德（Anaximande，公元前610—前547年），中国古代的数学家张衡（公元78—139年）等，都曾经在地理学中有过杰出的贡献；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即人们对于整个世界（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的哲学，与地理学更是密不可分，希腊古代伟大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8—前348年）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中国古代伟大哲学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管子（？—公元前645年）等，都是地理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空间科学的地理学与时间科学的历史学，共同构成人们的时空观，这种天然的联系使它们从产生时起就结合在一起，中国和希腊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45或135年前—？）与希罗多德（Herodotos，约公元前484—约前425年），都被认为是杰出的地理学家。古代人类知识的这种结合，迄今还会引起我们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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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为初期的地理著作，除了给我们留下了文学、数学、哲学和史学的传统外，较显著地给予后来地理学以影响的，不单是世界各别地域的记载与描述，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地球表面诸因素的构成与表征的推论与玄想。中国古代有“盘古开天辟地说”，传说开始时天地混沌如鸡蛋，有一神人盘古生于其中，他用斧子把天和地辟开了；他死后，头为四岳，目为曰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这是我国古代先民们的宇宙观的玄想。“女蜗搏土作人说”，是有关人类起源的一种玄想。盘古在传说中是犬形，女蜗为女性，蛇身人首。实际上，诸如曰月运行，繁星闪烁，风雷雨电，山脉形成，四季变迁等自然现象，均用神话来进行解释。如我国南方多雨，北方常旱，这是我国特有的自然特征，解释其原因是南方为雨师应龙居住的地方，所以多雨；旱神女魃居于赤水之北（今河西走廊北面的沙漠），因而那里终年少雨。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合乎科学的推论，以及观察的总结，如最迟在商代以前，物候学著作《夏小正》，不仅有气候与农业的关系，如丰歉的记载，而且还掌握了其规律，出现了科学的农业季节的划分，有“大雨”、“小雨”、“多雨”、“无雨”的分别。我国还出现了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地形学理论，即《周易·谦卦象辞》中的“地道变盈而流谦”，意思是说地表的起伏形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地方高山会慢慢降低，低地有的会逐渐升高。”烨烨震电，不宁不会，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的这段记述，据认为是周幽王2年（公元前780年）大地震所引起的地形变化。我国古代先民们的地理观还有“盖天说”、“四海大荒说”、“九州说”、“五服说”等。“盖天说”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宇宙观，起初主张天圆象张开的伞盖，地方象棋盘；后来改为天象一个斗笠，地象覆着的盘。天在上，地在下，曰月星辰随天盖而运动，其东升西没是由于远近所致，不是没入地下。“四海大荒说”是我国古代关于海陆分布的学说，认为我国四周为海所环绕，大致上陆地的中心为人烟稠密之地，其外围为人烟稀少的荒远地带，再外围即是海洋。“九州说”是传说中中原地区对自然进行逐步改造的区划设想。“五服说”是我国古代以王都为中心，以500里为等距，根据远近各地应接受其统治的等级的模式，分旬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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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希腊地理学著作中，同样有推论与玄想。如把有人居住的世界划分为两块，即曰出处（亚洲）和曰没处（欧洲）。传说中米利都的阿拉克西曼德曾绘制了一幅有人居住世界的形状图，他认为宇宙是：天空为一个球体，但他只画了上半部，下半部看不见；地球是一个圆柱体，由于环绕这一圆柱体的天空所有点的吸力相等，而得以维持在天体的中央。由于阿拉克西曼德的地图早已湮失，人们设想他的地图上，地中海是一个封闭的盆地，有人居住世界的周围被大海所环绕，这和传说中圆形大洋的图象，以及赫尔克列斯之柱和苏伊士地峡以外的那个外海的传闻是一致的。在解释之所以有人居住世界和不能居住世界时，爱奥尼亚人通过地平线的类比来理解世界，认为太阳冬夏升落的地方，也就是东南和东北、西南和西北的几个极点，标志着可居住世界的界限。由此向外，极热和极冷的地方使人类不能生存。

初期地理学著作中，围绕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环境，特别是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因素。通过观察、推测和想象，有的提出一些学说与观点，有的则给予一些神话描述，它能激发人们的思索、探寻与研究，以致导致了真正地理学理论的产生。当然这一过程往往是漫长而曲折的，如地球体学说，传说首先由毕达哥拉斯（Fythagoras，公元前6世纪）提出；又如五带说，传说公元前5世纪由帕门尼德（Parmenide，公元前6世纪）首创，由他们师生创立的这两个理论后来都被证明是对的，可是有很长时期却得不到承认，以至公元前400年的德谟克里特（Democrite）仍把地球描写为略凹的圆盘形状。公元前380年柏拉图在《斐多篇》一书中，曾提到苏格拉底（Sok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提出过地球是平的还是圆的问题；柏拉图在其后的著作《蒂迈欧篇》中才肯定地球是球形体。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支持地球体理论和五带说理论的学者；欧多克斯（Eudoxus of Cnidus’约公元前400—前347年）用天文观测证实球形体理论和五带理论；埃拉杜色尼应用球形体理论创作了世界地图，并计算出地球的圆周长度。这两个理论从提出到证实以至被人们普遍接受，经历了4个世纪之久，说明一个理论创立的艰巨和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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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地理著作记录了人类早期对世界的认识。就现存的古代地理著作所反映的内容来说，亚洲的东部和西部，非洲的北部，欧洲南部记叙的较多。亚洲南部的印度半岛，有着极其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东亚和地中海古代文明有密切联系和巨大影响；然而对其古代的地理情况，除了一些由中国和希腊学者所撰的旅行记，略见端倪外，基本上未见本地学者所写的古代地理著作，这是古代地理学史中的缺陷，加强南亚古代地理的研究，是世界地理学史学者的重要任务。世界的其余地方，是世界古代地理学史上的空白。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古人类的分布极为广泛。就我们的观点，凡有古人类分布的地方，就应该有对其生存、生活密切相关环境的了解、认识、研究的学问，即应该有古代的地理学。欧美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地理学是在古代希腊地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不愿意也不承认希腊以外古代地理学作为地理学史的组成部分，担心会因此使在希腊古代地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美地理学的科学性受到损害。这种观点是不攻自破的陈腐观点，因为，科学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若是一种科学，只适用于一个特定的区域，而不能普遍适用于世界，那就不成其科学。

中国早期地理著作，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类留下的丰硕文化财富。除了散见于文学、史学、哲学等著作中的丰富地理学内容外，还有专门的地理著作，最著名的是《禹贡》、《管子》、《山海经》、《穆天子传》、《尔雅·释地》、《周礼》等。这些著作大致反映公元前3世纪及其以前，中华民族先民们对地理环境及其诸要素和各别地域的了解、认识的情况记载。和希腊早期地理著作不同，不是旅行记类的著作，而是在掌握全面、真实的资料基础上，经过分析研究，进行高度概括的、具有相当的水准的科学著作。大家知道，中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在没有精确测量的情况下，要弄清山脉的走向和构造大势，是很不容易的。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中，西部多为东西走向的山脉，东部则为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山脉交错分布构成，这种情况与现在我国地势图所表示的情况，也大体上符合，整个地形骨架基本上描绘出来了。不仅如此，还根据西高东低的地势特点，很早就有“水向东流归大海”的说法，对我国一些主要河流的分布情况当有较正确的了解，特别是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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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两大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尤为精确。

除了山河大势外，一些具体的山岳，还详略不一的记载有位置、水文、动植物（包括性能和用途）、矿物、特产和特殊的自然景观；河流则记有发源地、流向、湖泊、沼泽及航运情况等。《禹贡》、《管子》中，尚有按土壤的颜色、质地、结构、孔隙、有机质、化学性质和肥力等因素，结合地形、水文、植被等条件，对土壤进行的分类，还大致上记述了各类土壤的分布，并提出了根据土壤的性态“因土种植”的概念。《管子》中，还载有“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刀币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也”。这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采矿业记载。

综合地理区划，在地理学发展史上，是近代地理学时期具有划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德国伟大地理学家李特尔（Carl Ritter， 1779—1859年）把区域地理学推向很高的地位；俄国学者阿尔森耶夫（K.L. Arsenyev，1789—1865年）开创区域地理研究以后的事情。可是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展了统一国家的地理区划。《禹贡》中的九州划分，显然没有说明区划的原则、划分的指标，但就每一个州的描述内容，既包括自然的因素，如山脉、河流、土壤及自然特征；人文因素则有生产产品、特产、贡品、交通。据此可以认为《禹贡》中的区划，是综合性的。从九州的分布来看，处于边远的冀、雍、梁、荆、扬五州，范围较大，分别相当于现在的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在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河流间，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划分为四区，即江淮之间的徐州，黄河中下游平原分为豫州和兖州，山东半岛为青州；大致来说符合地域差异的规律。这就是说，在西方创立区域地理学说以前20多个世纪，中国已形成了较成熟的地理区划的学说。这种划分法，在中国的行政区划史上，持续发生影响至今仍未泯灭。

《禹贡》中的“五服”一段，王成组指出：“五服一段，另外提出一种依据距离帝都的远近而改变赋制和政治影响减弱的地带观念。从孔子在拟订政治规划的角度来估量五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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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性和九州的相似性显然有矛盾。五服的作用主要表明他意识到在政治文化方面必然会受到距离远近的影响。这样提出的纵横都广大到五千里的范围，却远超过他的时代历史发展的实际。”①我们以为王成组注意到“五服”是鉴于政治文化会受到距离远近的影响，是很对的；但《禹贡》里的“五服”却是从贡赋角度提出的“区位”观念，这种观念的产生既有中央政权政治引力的考虑，也有经济引力的考虑，如距离越近，要求贡赋的物品越多，数量越大；距离越远，要求贡给物品越少，数量越小，有的只是象征意义。从引力角度提出的这种“区位”观念，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前，学者们对地理科学的伟大贡献之一。

古代希腊地理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且影响很大。说到古代希腊地理学，有人便与今天的希腊共和国联系在一起，其实在希腊古代地理学约二百余位学者中，除了波里比阿（Polybe）外，都不是真正的希腊人；在古代希腊地理学作品中，几乎完全没有专门的希腊本土的著作，就是斯特拉波（Strabon）（至今尚有完整著作保存的最早希腊学者）的著作，虽然有希腊本土的描述，但篇幅很小。可以说绝大多数古代希腊地理学者是沿地中海的亚洲国家和埃及等北非国家的人；不仅出生希腊本土的人极为鲜见，出生于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的人，也是极其少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将古代地中海沿岸亚非国家的地理学，称之为古代希腊地理学，是不妥当的，理宜正名！

一般欧美学者在撰写地理学发展史时，往往从不知生卒年月的诗人荷马（Homer）写起。实际上在斯特拉波（公元前64—前2O年）以前的所有学者，如泰勒斯、阿拉克西曼德、赫卡泰（Heca- taeus）、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大帝（Alexa- nder the Great）、毕西亚斯（Pytheas）、埃拉托色尼、希帕库斯（Hipparchus）、波西多尼斯（Posidonius）等人，几乎所有著作都已散佚，仅凭后人根据传说加以记述，因此真假掺杂，莫辨真伪，不少学者怀疑其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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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讲的古代希腊地理学，实质上是东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古代地理学，由于大约公元前800—前600年间，希腊在东地中海沿岸殖民，故一般称东地中海沿岸地区为希腊和希腊化地区。希腊殖民，同时伴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接踵而来为航运业的兴起，以致后来的希腊化扩及整个黑海——地中海地区，还涉及直布罗陀以外的大西洋东岸。因此，绝不能将古代希腊与今曰希腊等同起来。古代希腊地理学产生与发展的条件，古今许多学者均提到殖民、商业、航海，认为地理学产生就是这三个因素。P·佩迪什认为：“地理考察——导致发现广义的地中海流域[好客海（黑海古称，Le Pont—Euxin）也包括在内]的地理考察，是从社会和经济现象开始的。人们称这类现象为‘殖民活动’（colonisation）——一个被现代历史学用得很不确切的术语。最早的希腊历史学家曾用过‘移民’（emigrations）和‘定居’（fondations）之类的词语，这里指的是大批的移民外流，他们从公元前8—前6世纪起移居到地中海和黑海周围的许多地点。建立了一些商行和城镇，并进而向内地移殖和开发。……‘殖民活动’促进了航海和商业的发展，它们导致了一批最早的航行记载应运而生，但这些记载现已失传。这是些最早时期地理学家搜集的文献资料。从那时开始，地理学的进步总是同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息息相关。这些事件为人们开辟了世界上新的地区，吸引人们对新地区的特殊性发生兴趣，哺育人们的好奇心，刺激人们对之进行地理学的解释。”①正因为如此，古代希腊地理学以航行记和旅行记较为多见。

航行记的主要地区范围是包括黑海在内的地中海地区。一般航海活动与商业是联系的，主要内容包括港口、著名物产、风俗习惯，有时也写一些特殊的动物、植物及传说。多数作品对东地中海沿岸地区描述得较为真切实际；黑海与西地中海地区多非亲见亲闻，大多资料来源于商人的道听途说，内中当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但也有虚构，故有真有假；大西洋沿岸及东大西洋的若干岛屿，可能远在腓尼基时代，已有一些探险者就抵达过，不过对一些航行记的作者，却是陌生的，有的地名至今不知何指？有的人据一些如太阳始终在地平线上旋转的传说，认为探险者曾到达北极地区；在地中海以南存在一个极热的地带，在那里人都不能生存的传说，据此认为那里就是现在的赤道。最著名的航海记是荷马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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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之一的《奥德赛》（Odyssey），叙述的是奥德赛在特洛伊城陷落后，返回故乡途中遇上风暴，所乘船只被风吹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的艰险历程。由于文笔极为优美生动，加之离奇古怪的见闻，异常吸引人，以致被奉为地理学的开山之作，在欧美传诵了2000余年，迄今仍然受人注意。赫卡泰被认为是开创了文学传统的古代地理学家，他的《地球的描述》（Periodos ges）汇集了此前航海记的精华，描述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地球的陆地由欧、亚两渊构成，周围由海洋所环绕；所画世界图中地中海与现代地图的形状相似。希罗多德的《历史》，学者们认为是史学著作，实际上书中有极为丰富的地理学内容，他通过在好客海（今黑海）地区的旅行，记载了东南欧及小亚细亚半岛的真实地理情形。他是首先将苏伊士地峡作为亚、非分界线的学者。特别是他的著作中，曾记载了公元前610—前594年埃及的舒奈王（Necho）曾派遣了一支腓尼基远航队作了环非洲的成功航行。

旅行记则是从陆地的旅行中记述沿途见闻的著作。从古文献的记载，在古希腊时期希腊与印度和中国间就有过联系，这种联系到底是从陆上，还是海上，还是二者的结合，已经无法弄清，但联系却肯定是存在的。目前所知，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曾通过一系列的征战进行旅行，每次征战他都指派专人将沿途见闻记录下来，他曾远征印度，并撰有《印度记》（Indica）一书。

古希腊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DieMeteorologie）。这部书不仅是现代意义的气象学，即关于空气的学说，而且还研究固态和液态的地表，并不是把种种现象地理地排列起来，而是按体系进行归纳，因此，他被欧美学者尊为“自然地理学之父”。欧美学者把埃拉托色尼尊为“地理学之父”，因为他第一个应用球形体理论绘制了世界地图，第一个较科学地计算地球圆周长；在他的书中首次出现了希腊文地理学这个名词。可惜的是其著作早已失传，现在一般根据贝格尔1880年莱比锡出版的《埃拉托色尼的地理学片断》（Die geographischen Fragmente des Eratosthenes）一书，可略见端倪。古希腊极其丰富的初期地理著作，基本上散佚了，但斯特拉波的《地理学》（Geography）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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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17卷，汇编了他的前辈的大多数著作，这一著作直到现在仍完整地保存着，为我们展示了人类初期地理著作的一些重要内容。斯特拉波也是极有贡献的古代地理学家。他曾经提出了新地理学这一概念，他写道：

“因此，正如测量地球的人是从天文学者那里悟得他的原理，而天文学者又从物理学者那里悟得他的原理一样，地理学必须用同样的方法从测量地球整体的人那里得到他的出发点，对他寄予信任，并信任他所信任的人们，从而来作解释，首先例如，我们居住的世界——它的大小、形态和性质，以及它和整个地球的关系，因为这是地理学的特殊任务。”①

这一概念，对地理学以后的发展，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代希腊在斯特拉波之后，最有影响的地理学家是托勒密（Ptolemy，公元90—168年）。他的名著是《地理指南》（Guideto Geography）。全书共八卷：第一卷讲地图投影；第二——七卷为经度和纬度的表格；第八卷是地名词典。这是反映迄至他那个时代以前，地中海地区人民对世界的已知地理情况的全面总结。

初期地理著作当然还有许多，散佚的自不待说，就是保留下来的也还有不少。我们挂一漏万地作一个概括的介绍。值得说明的是自古以来。在中国有古代地理学史的研究，但范围是中国，完全不涉及国外的任何内容；在欧美有古代地理学史的研究，但大体以古代希腊为限，一般不涉及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中国学者在鸦片战争以前，由于闭塞，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知之不多，古代希腊地理学尚未在中国得以全面传播，以致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不可能有研究。王庸在《中国地理学史》的“初版弁言”中写道：“清代关于外国输入的地学以及世界地理知识，固少精详之作，亦且有一知半解，模糊影响的论说”。鸦片战争之后，输入的地学著作增多，大多地理学者接受欧美地理学教育，接受欧美地理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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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方法，对中国地理学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内容，缺乏必要的了解和研究，以致采取漠视的态度。即使像王庸这样以中国地理学史研究见长的学者，其认识也极模糊，甚至有根本性的错误。他认为：“中国古书里不免偶然有些和地理学相近似而巧合的推论。但大都是东鳞西爪，甚为散漫。要在浩如烟海的古书中披沙拣金，实在颇不容易。而且这些论说，恐怕多依附在天文，医药、玄学，以及各种经世致用的著述中间，它们同别的学问可以有一点联络关系，而在地理学本身，却不容易组成一个自成系统的条理。所以，这些材料，倒可以在别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中间附带述及，而不便容纳在地理学史里面，尤其是关于宗教和玄学上的迷信传说以及巫术之类。”对中国古代地理学史进行系统研究，主要是建国后的近40年的事情，侯仁之、王成组、曹婉如、陈桥驿等学者都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实际上，国外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地理学曾有很高水平，赫特纳所说中国是“我们的文化区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学”；詹姆斯所说“古代的中国对地理学的研究是很重视的，中国探险家‘发现’欧洲所做的工作，并不亚于欧洲人来到‘远东’所做的工作”。然而欧美学者除了习惯的偏见外，还因为对中国古代地理学著作缺乏必要的认识和了解，当然谈不上研究，因此多采取回避的作法。我们试图按地理学的要求，将中外古代地理学融洽起来，撰写初期的地理著作一章，是试探，而非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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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1904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3#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5-10-6 17:12 只看该作者

第3章 地图的绘制与说明

地图在现代地理学内的地位是尽人皆知的，一张准确可靠、内容翔实的地图，蓄涵的地理学内容非常丰富；这些内容有时是用文字表达无法表达的。在地理知识产生的过程中，地图是地理学的最早表述形式。法国学者保罗·佩迪什在《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一书中写道：“1.第一个时期，在亚历山大远征之前，从公元前6世纪到4世纪。在此之前曾进行过两个世纪的地理发现和考察，这是一系列殖民冒险活动。在这个时期产生了最早的地理知识，被称之为爱奥尼亚地理学，因为它是爱奥尼亚，特别是米利都这个知识中心的哲学家和学者们创建的。最早的地理知识以绘制地图作为开始，文字评述形式的描述后来才有，以作为地图的补充”。①《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中写道：“这一传说虽不一定是确凿的史实，但我国在400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就绘有表示山川等内容的地图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地理知识的表达最早可能不用图而不是用文字。”王庸在《中国地理学史》一书中，用了较大篇幅，采用顾颉刚的观点，论证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是《山海经》，非《禹贡》之后，得出结论说：“由是观之，则《山海经》之原始状态，殆以图为主体，而文字不过其‘附庸’，所以补图绘之不及者；而后世图失其传，而文字始反客为主。”②这说明中外学者所见略同。

欧美学者认为“希腊地理学者把地理著作的开端归功于荷马（Homer），但最古老的地图是公元前2700年的苏美尔人绘制的。”③而荷马的史诗《奥德赛》写于公元前8世纪，这就是说最早的地图比最早的地理著作早了整整20个世纪。中国有记载的远古地图见于《世本·作篇》。史皇（公元前26世纪）是黄帝之臣，他绘制了地形物象之图，据说黄帝应用此图，取得了对蚩尤的战争胜利①。如果说《禹贡》是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写作年代是公元前500年的孔子的话，那末中国最早的地图也正好比最早的地理著作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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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纪。由此可见，中外的情况正好是不谋而合。

保罗·佩迪什非常重视地图学在地理学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写道：“地理这门科学是从地图学开始的，而描述方式则是它发展的第二个阶段。”②有人甚至认为地理学是地图的说明书③。从理论上讲，绘制世界地图的想法正是起源于哲学，这是地理学的最初目标，被视为地理学首要的使命。最先绘制世界地图的是一个米利都派的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e，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他是第一张地图的作者，这张图迅速得到广泛的传播。在阿那克西曼德之后，所有的著名地图学家，如攸多克索（Eudoxe）、迪西亚库（Dccéarque）、埃拉托色尼（Eratosheéne）和托勒密（Ptolééme）等人，也都或多或少地是哲学家。在这类地理学家的眼里，地图就是对地球和世界的解释：借助于几何学和天文学，地图确定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并反映出有人居住世界的形状。

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认为“地理学史的第二个任务，涉及到空间的确定、确定地点的位置和地图测绘，包括从地图绘制方法的发展以及这些方法在大地的不同地区的运用来研究地图绘制，即涉及到数理地理学和地图学的内容的形成。”①事实上，古代希腊地理学史与地图的绘制密不可分，可以说地理学不仅由地图开始，也由地图的绘制而发展。人们不满足于用地图表示已知的世界，还要探求已知世界以外的世界，于是一方面向未知世界探险，用自己亲见亲闻扩大已知世界的范围，增添地图的内容；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探求外部世界的情形，于是地球圆碟形、球形等理论应运而生；地理学就是这样形成、发展的。因此，赫特纳虽然指出地理学史的任务之一是与地图有关的，我们以为仅此是不够的，地理学史当然不是地图学史，但因为地理学与地图学都是研究和表达地球表面形态、特征及其对人类生存、生活的相互影响的科学，它们之间可以说有共生、共荣的关系。

王庸所撰《中国地理学史》共3章，分别为“原始地理图志及其流变”，“地图史”和“地志史”。时至今天，王庸46年前的著作，当然有许多错误和缺点，但他根据中国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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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把中国地理学史的重点放在地图学史上，是慧眼佳识。近年来的有关著作，纠正和补充了王庸的许多错讹不足之处，是有成绩的进步之举；但未能重视地图在中国地理学史上的作用，又有所退步。

当然，王庸由于历史的限制，对中国地图学的科学性的论断，有些是可以商榷的。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远古时代，就流传着地图的故事，最著明的是“龙马负图”和“史皇作图”的传说。“龙马负图”说的是伏羲氏时，有形象是马的龙在黄河里出现，背负着“河图”。据《世本·作篇》所载，黄帝的臣名史皇，绘制了地形物象的地图，据说黄帝根据史皇的地图作战，打败了蚩尤。学术界认为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山海经》是源于禹所铸的九鼎。

《左传》有“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据明代学者杨慎（1488—1559年）在《山海经补注》一书中考证：“神禹既锡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禅，以家天下。于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铸鼎。鼎之象，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著其生，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奇殊彙，骇视惊听者，或见或闻，或恒有或时有或不必有，皆一一书焉。”清代学者毕沅（1730——1797年）在《山海经新校正》一书中也写道：“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按其文，有国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际，是鼎所图也。鼎亡于秦，其先时犹能说其图以著于册”。《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一书也写道：“关于地图知识，有这样的传说：夏禹铸造过九个鼎，鼎上各有不同地区的山川、草木和禽兽图，而且九鼎一直传到秦代才被销毁。”

禹铸的九鼎在秦代已被销毁了，其地图的轮廓、面貌和内容都不清楚。但是，杨慎认为九鼎上的地图就是历史上所言的山海图，这一地图的说明就是《山海经》，他在《山海经补注》一书中写道：“则九鼎之图，其传固出于终古、孔甲之流也，谓之曰《山海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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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则谓之《山海经》。至秦而九鼎亡，然图与经存。晋陶潜诗‘流观山海图’，阮氏七录有张僧繇《山海图》可证已。今则经存而图亡，后人因其义例而推广之，益以秦汉郡县地名，故读者疑信相半。”如果，真实情况果如杨慎所言，则九鼎上的山海图，就已经很精确，内容就很丰富，较之失传的米利都学者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0—前547年）所绘《爱奥尼亚地图》要先进。

阿那克西曼德被历来欧美学者誊为第一个敢于在一张图上画出人们所居住的地球形状的人。他认为整个宇宙体系在空中为球体，其下半部看不见；地球是一个圆柱体，有人居住的世界被圆形大洋环绕，陆地亦为圆形，处圆盘形地球的内部，欧洲在北部，亚洲在南部；地中海是一个封闭的盆地，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三个半岛的形状较精确。由此可见，阿那克西曼德所绘地图“虚多实少”，是一幅不受实际约束的想象图，既没有比例，亦没有符号。而《山海图》根据现存《山海经》推断，虽然内中固非实测所得，故历来学者认为内容“虚实相半”，显然较阿那克西曼德地图可靠；据王庸研究，《山海经》所含内容：一是山川、道里、民族等，涵有地形、比例、民族分布；二是物产和药物的用途，涵有现代资源经济图的成分；三是民俗风情，可以说开人文地理之先河。以现代地图学性质观之，中国在公元前21世纪禹所铸九鼎地图方是人类最早的地图。

继阿那克西曼德之后，Héсaιéс、Dé-mocrite和Eudoxe de Cnide相继绘出了经过修改和增新的地图；大约公元前500年，Aristagoras把一幅刻在铜板上的地图带到斯巴达，图上刻有陆地、海洋和河流的轮廓。法国学者保罗·佩迪什在《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一书中评论说：“由此可见，《爱奥尼亚地图》具有一种几何学形状。正如Ephore所画的长方形地图所显示的那样，有人居住世界的界线是直的，它处在圆盘状大地的内部。至于地图内部的细节，非常可能是依据表明各点之间方位的一些游记的内容绘成的，因此这不是一幅真正的地图，而是一幅协调的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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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图不惟精美细致，而且已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发生巨大的作用，设有专门的官吏，掌管各种专门的地图，仅以《周礼》为例，则有：

《天官》部门：“司书掌邦之六典，……邦中之版，土地之图”。

《地官》部门：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

“小司徒之职，……凡民讼以地比证之，地讼以图正之”；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

“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王巡守则夹王车”。

《夏官》部门：

“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峦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

由上可知，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地图已经是类型较多，内容翔实，绘制准确，用途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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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公元前300多年中国著名军事家孙膑，写有《兵法》一书，近年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发掘出较完整的竹简，内中写道：“孙子曰‘缭适计险，必察远近’。”这里说的是：要想弄清敌人的情况然后想法战胜它，必须把其附近的地形地物侦察准确。哪些地形地物需要侦察清楚呢？内中写道：“凡地之道，阳为表，阴为里，直者为刚，术者为纪，纪刚测得，陈乃不惑”。这一段就是：就地形而言，有高有低，有直有曲，只要把高、低、直、曲测量清楚了，布阵作战就有把握。这里所说大致是对军事地图的要求，但未指明军用地图。军用地图的情况早在公元前645年以前，在《管子》一书的“地图篇”中，就阐释得很清楚，书中写道：“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廓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从这一段文字的记叙可见，远在公元前645年以前，也就是说在希腊米利都学者阿那克西曼德出生以前，中国便有了相当于现代军用地形图所标示的地形、地物，而且在图上已可测量远近、大小等比例数量，可以说这样的军用地图，在欧美国家要到18—19世纪方才出现。

正因为当时地图制作的水平很高，所以地图往往就成为军事胜利的保证，因此，以“版图”象征国土主权。战国时，已经有了包括七国的地图，《战国策》中有苏秦以合纵说赵王道：“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该书还载有荆轲为燕王谋刺秦王，利用“献督亢地图于秦”以接近秦王的故事。故事说的是：荆轲暗藏匕首在图内，等秦王翻看将毕，才拔出匕首图谋行刺。成语“图穷匕现”就是由此而来。

汉初著名政治家萧何（？—公元前193年）在刘邦的军队占领咸阳，其他将官搜夺秦室珠宝钱财时，他则至秦丞相府搜集图籍资料，《汉书·萧何传》：“沛公至咸阳，……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陀塞，户口多少，疆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地图竟帮助刘邦巩固了汉朝初期的统治。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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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68年埋葬的三幅地图。计为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就图幅来说，有方位、比例尺、符号、文字地名等地图基本要素，与现在的1：25万地形图对照，基本地形大势较相符合。这3幅地图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地图。

晋代我国伟大地图学家裴秀（公元224—271年），正是在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地图学水平的基础上，总结前人的经验，提出制图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的原则。《晋书·裴秀传》从其《禹贡地域图》自序中引述道：

“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分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荚积，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很明显，裴秀已提出比例尺、方位、距离以及用地面高程、倾斜度和弯曲系数校核实际距离的法则，这种科学的制图法是世界地图学史上的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英国学者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在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后5世纪之间的一段时期里，中国文化“在把自然知识应用到有益的目的上是世界上最有成效的。”中国地理学的研究作为其广博学术传统的一部分，那时就有了长足的进步，超过基督教欧洲所知道的任何东西。

欧美学者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总喜欢抱怀疑的态度，即便是象李约瑟这样对中国科学技术史有精深研究的学者，在有的问题上也在所难免，比如地图上的上方表示南方，他就认为似乎不是起源于中国，而是起源于阿拉伯各国。马王堆发掘的3幅地图出士后，便纠正了李约瑟的这一论断。更有甚者是普雷斯顿·詹姆斯，他在《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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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中写道：“中国人在制图方面也是专家。公元2世纪的工程师张衡，可能是第一个把方格法引进中国的人，但是他绘制的地图并没有能保留下来。可是有人提到他，说他为天体和地球设置了网格（坐标），并以此作为计算的依据”。这一段话，他注明是引用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接下来显然是他自己的观点，他写道：“中国的制图之父是裴秀。他在公元267年被皇帝任为‘司空’。他在丝绢上画了《禹贡地域图》十八卷。为了进行作为制图根据的测绘，他量测了几条基线，然后对远离基线的地点用目力交会法进行定位，就象埃及人早就做过的那样。他应用东西线和南北线以直角相交的方格作为坐标，在其上标注河流、海岸、山脉、城市和其他事物。是否由于和希腊人的接触，或许通过希腊人和埃及人的接触，使得裴秀、张衡或更早些时候的其他人等获得了三角测量定位法或采用方格法的呢？这是完全可能的、虽然这样的一种传输从来没有建立过。确有可能，许多这些新的方法早就在中国发明了，然后向西方扩散开来，数学上的十进位肯定就是这样”。

从李约瑟与普雷斯顿·詹姆斯的论述来看，这些当代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古代地图学有很高的水平，与他们的先辈完全漠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成就，显然是个很大的进步。德国学者阿尔夫雷德·赫特纳的著名著作《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中，在“地理学史”一篇里，他在“绪论”里写道：“若是我们也把中国地理学，我们的文化区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学，牵连在一起，这对于理解现在的科学，至少是现在的地理学，恐怕没有多大的帮助；这样作恐怕反而把叙述时所保有的前后一贯的线索打断了。”他的地理学史里，除此而外，对中国的地理学与地图学只字不提。赫特纳以前的学者如Bunbury，在他1879年出版的两卷本《古代地理学史》（History ofancient geography）中，通书不提中国地理学史的内容；又如贝格尔（Berger），1903年他的《希腊人的科学的地学（Die wiss- enschaftliche Erdkunde der Griechen）》第二版都出版了，有关中国古代地学史内容一句不提。

中国古代地理学，特别是地图学有很高水平；但在地理学史，包括地图学史中，被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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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被有意抛弃，除了近百余年中国经济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受外国歧视外；很重要的一条便是认为，中国古代是有些东西，只是这些东西不很正确、不科学，因此，不能上“大雅之堂”。外国人有这种观点，并不奇怪，但中国人，尤其是一些学者，著书立说，着意宣传这种观点，是大害。王庸在《中国地理学史》中写道：“盖《山海经》为一种原始之地理图志，除图绘山川人物、鸟兽草木等奇迹外，至多只能以文字记注其道里方向，故其内容，仅具地图之雏形，而未足为真正之地图。后世地理知识渐进，又因军事政治上之需要，始有图绘山川、疆界、道路等事实之地图。顾徼荒异域之事，大抵凭藉传说，即或历其境界者，亦多一知半解，不详底蕴；而道里方位，尤多模糊影响，不足以绘为地图。所可绘者，无非与《山海经》相类之奇物异俗而已。”又说“此其说除地球经纬度，为当时所不知外。今曰言制图方法者，在原则上均与裴氏之说相一致。……然此只能就其方法上之原则论，实际上《禹贡地域图》之作，是否能悉按此种准绳而无差，仍属不可尽信。”

古代希腊地图可以认为是一种意念地图，或者说是抽象地图。阿那克西曼德所绘地图，已如前述；赫卡泰的《世界地图》，他把世界画成圆形，圆形陆地为环形海洋包围，地中海西通大洋，一直伸向世界陆地的中央；在黑海的东边有一无名海，自东向西伸入陆地中央，地中海——无名海呈东西向横贯世界，将世界陆地划分为北欧罗巴洲，南亚细亚洲；欧洲略呈半圆形，亚洲则由肺形和楔形两块构成，红海—苏伊土地峡是其界线，分别相当于今天的亚洲和非洲。整幅地图的地名共六个，即欧洲（EUROPA）、亚洲（ASIA）、大洋（OCEANUS）、好客海（EUXINE）、尼罗河（NILE），伊斯特河（LSTER）即今多脑河，被画成东西向河流。

埃拉托色尼的世界图以不规则的东西线和南北线为网格，陆地为海洋环绕；陆地分欧（EUROPA）、亚（INDIA）、非（LIBYA）三洲，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不署名地划出了轮廓；欧洲略呈“牛”形，希腊半岛画成“∑”形。亚洲的东部略呈方形；西部由地中海、黑海、红海、阿拉伯海和从北面南伸的无名“梨”形海，构成不规则的形状。非洲呈三角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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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扩大了，多脑河发源于法兰西中部，东流注入黑海。亚洲有一东西向山脉横贯其中；比利牛斯半岛北部亦有一东西向山脉。

托勒密的世界图，已经采用了经纬线，但因为没有测量的基础，仍然属意念地图。不过他没有采用环形海洋的形式，亚洲的北面和东面、非洲的南面均未划完全，表示有伸展；大洋已为陆地分开。就外形来说，除了欧洲南部的三大半岛和亚洲的小亚细亚半岛与今天地图较相似外，其余部分相去甚远。

如果说赫卡泰、埃拉托色尼和托勒密等人的地图还有若干真实的内容，若干唯物的理论，代表了古代希腊的启蒙期科学的话，到中世纪以后，欧洲在基督教统治下，出现完全虚构的“T”形地图，这种地图为圆圈形，以塔尼斯——尼罗河为直径，地中海为半径，将圆形地球成“T”形分开，上半圆为亚洲，下半圆的右部为非洲，左部为欧洲。直到14世纪后期，制图技术方有了改进。大约公元1300年出现波托兰诺海图，这种图不用经纬线网格，而是画满了从图中各个部分的几个中心点发射出来的交错线网。1375年制成的著名的卡兰泰世界地图，就是以许多波托兰诺海图的资料编制的。图上范围已达非洲西部海岸直到博哈多尔角以南；亚洲根据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3年）的报道，已显示了其东部和东南部，是欧洲人第一幅轮廓清晰正确绘有锡兰岛和印度半岛的地图。

从上述中国与希腊及欧洲中世纪的情况来看，中世纪及其以前，中国的地图学理论和制图技术的水平，超过了目前保存和发现的古希腊和欧洲的地图学理论制图技术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作为标志的是1137年镌刻于石碑之上的《海内华夷图》和《禹迹图》。

《海内华夷图》本是[唐]贾耽的作品。贾耽（公元730—805年）是古代极富成就的地图学家，其著作据《旧唐书·贾耽传》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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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耽乃画（原文划）陇右山南图，兼黄河经界远近，聚其说为书十卷”；

(2)“至（贞元）十七年（801年），又撰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

《海内华夷图》的比例尺约为1：180万，图幅广三丈，从三丈三尺，面积约十平方丈，已失传。但根据它缩刻于石碑的《华夷图》至今保存完好。《华夷图》较《海内华夷图》缩小10倍，上石时间为南宋“刘豫阜昌七年”（1136年）。图上方向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和现在流行的形式一样；范围北至长城以北，南迄海南岛，西至今新疆、西藏、东抵沿海；图上内容除州府名称外，有河流、山脉、湖泊及长城，四周载有边境国家的名称和内附经过。长江、黄河、洞庭湖、海岸线等轮廓大致准确。

《禹迹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画方地图。与《华夷图》同刻于一石，比例尺较《华夷图》大，每方折1万平方里，共5110方，面积达5110万平方里。范围较《华夷图》略小，着重水系的表示。大江、大河和海岸线基本准确。

据曹婉如研究，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地图集，是北宋的《历代地理指掌图》。图上反映的时间起于帝喾（公元前23世纪），止于宋朝（公元960—1126年），共计44幅。

对于中国古代地图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国外的许多学者，均怀疑其理论和技术，是由国外引进的。实际上，根据曹婉如、郑锡煌、任金城的研究，中国与欧洲地图交流的开始，是西班牙驻菲律宾的第二任总督基多·拉维查理士（Guide de Lavezaris）于1574年7月30曰写给国王菲利普二世（Felipe Ⅱ）的信，同时呈上一幅刻本的中国地图；信和地图于1575年8月15曰才送到马德里，现仍收藏于西班牙的赛维拉（Sevilla）的印度总档案馆。欧洲地图传入中国则自利玛窦始。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是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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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于明万历10年（1582年）来中国传播天主教耶稣会，带来了《坤舆万国全图》等地图。②由此可见，中国和欧洲地图交流，有文字记载，至今仍保存的均开始于16世纪后半叶。

总之，地图是人类最早地理知识的表述形式，地理最早是指地图说明书。人类将自己生存的地理环境用图和文字形式表现出来，其范围最初是很小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为了适应开拓新的地域和物资的交换的需要，人们探求已知世界以外的世界，就成了客观的要求，探险、旅行、出外经商、考察，在不断扩大人们的视野，已知的世界越来越大；用什么样的形式反映和表达不断扩大的世界？于是制图学的理论与技术发展了，人们可以在一张图上，看到一地、一国，甚至整个地球的面貌；地理学发展了，人们可以用文字准确地描述地球表面的一切自然、人文现象及其内在联系。地图学用各种线条、符号、文字、颜色，沟画描绘地球外壳的面貌；地理学用文字、数字，也在沟画描绘地球外壳的面貌；它们之间水乳交融，不能分割。

正象第一章“地理知识的产生”里所说的那样，地理知识产生于有人类居住的一切地域；地理知识最早表述形式地图，亦产生于有人类居住的一切地域。“地图作为人们表达地理事物和现象的工具，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由于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原始人类很早就知道在地面上或在石上绘画符号，以简单的图形记载各种事物，表示位置、方向。原始人类制作的地图不大可能保存下来，但是，从当代后进的、保留着氏族社会习俗的居民居住区可以得到一些线索。在国外，近代探险家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北美洲哈得逊湾、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下游等地发现原始土著居民虽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已经制作了有相当水平的原始地图模型。”

欧美学者历来认为地理学产生于古代希腊，直到现在仍然坚持地理学产生的单源说，这是不符合历史的客观事实。地图的产生与发展，是欧美学者地理学单源说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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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阿那克西曼德被说成人类第一个在一张图上绘出了有人居住世界的学者；赫卡泰、埃拉托色尼、托勒密等均被称为地图学上的泰斗；否定世界上还有其他地域的学者在地图学上有更高的成就，即便是有这样的事情，那必然是从古代希腊引进的。诚然，古代希腊的一种意念地图，或说是抽象地图，的确是人类古代文化的宝贵遗产之一，它启迪了人们的玄想、思索，对地理学，当然包括地图学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文明古国之一。在整个远古和中古的漫长时期里，地图学有很高的水平，就现存地图和文字记载来看，马王堆出土缣帛地图、华夷图、禹迹图等，较欧洲15世纪以前的所有尚存地图，均要更先进、更科学；张衡、裴秀、京相璠、贾耽等人的地图学理论和实践，较之欧洲，包括古希腊，有更高的水平。欧美学者也力求形成“中国地图学成就引进说”，但文献记载说明，中国与欧洲地图的交流始于16世纪后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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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1904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4#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5-10-6 17:18 只看该作者

第4章 区域地理——已知世界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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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知世界扩大的标志

地区之间客观地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既包括自然，也包括人文，因此，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德语国家的学者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阿尔夫雷德·赫特纳（Alfred Hettwer）等认为地理学是地区差异（areal differentiation）的科学。赫特纳写道：“从最古到现在，地理学的明确主题是认识地理区域之相互差异（Die Erkenntnis der Frdraume nach ihrerVerschiedenheit）”，人类包括在一个地区的自然体（Landesnatur）之中，并且随着科学的普遍发展，“在地理学的所有分支中，单纯描述为探讨原因所代替”。法国学者维达尔（Vidal de la Blache，P.）也认为“地理学是地方的科学”。它研究各国的性质及其潜力。“一个国家的特点”，取决于它的要素的总和，“与地方差异性相联系的社会多样性”。1925年苏尔（Carl O Sauer）在介绍赫特纳的地理概念时，把“地区差异”引入美国；R·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在《地理学性质（The Nature of Geography，1939）》一书中反复引用，以至风靡了世界地理学坛。

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单纯描述的区域地理学为发生论地理学（或者说是探讨地理现象产生的原因地理学）所代替，但作为地理学思想史来说，区域地理是其重要篇章，是不能代替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我们以为人类对地球及其表面的认识，是先从各别个体开始；然后逐步扩大视野，认识各别区域；进而认识地球的整体。从地理科学的本身而言，一方面有学者试图用发生论地理学代替描述性区域地理学；另一方面，直到今天仍然在不断出现描述性区域地理学家，苏联著名学者米哈依洛夫的《在苏联的国土上》，至今仍是畅销的地理著作。

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就会发现人类对地球表面的认识已经历了漫长的阶段，其时间甚至要以“万年”为单位。我们已在前面讲过，地理知识产生于人类产生的同时，这是因为人类尚在母亲的腹中时，母亲就是地理环境的一分子；地理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的条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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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窒息人类生存的魔窟，不认识它是不行的。

远古时代，人类聚居于地理环境最适宜于其生存的地区，如今天东亚的黄河、长江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恒河流域；西南亚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流域。人类最初的地理描述就是从这些地方开始的。由于这些地方皆是地球表面的组成部分，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区域”，那么描述这些区域的地理，也就是许多文献所说的区域地理。所以，初期的地理著作，从某种意义来说，都可归入区域地理学的范畴。

不仅如此，人类最初是呈点状聚居于地球陆地的某些地域，因此，最初的区域是很小的，有的甚至只能视为各别的地理实体；他们以此为中心，把周围的地理实体与中心联系起来，以便确定这些地理实体间的相对位置，判明它们间的相似性，尤其是要弄清它们间的差异怪；仅仅这些还不够，还要弄清哪些地理实体可以提供食物？哪里有适于居住的洞穴？Preston E. James在《地理学思想史》一书“序言”里写道：“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以前，人们即使在他们住家附近短距离内进行考察时，就能区别出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之间的差异。有些人感到有必要去塑造视界以外的意象（mental images），并把这些形象转告别人。John K Wright把地球表面的这种差异叫做地方差异，这就是地理学的要义。”接着，他在第一章“一门称为地理的学科”里，把J·O·M·布罗克著：《地理学的范畴与精神》（J.O.M. Broek， Geography，Its Scopeand Spirits）一书79页的一句话：“把地球作为人的世界去了解它”作为全章的概括，然后以“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地理学的研究”和“多种多样的新世界”等5个小标题，将这一章命题阐释清楚。詹姆斯的这5个小标题，既可以用这一公式表示其结构：

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地理学的研究＝多种多样的新世界

这个公式说明：把一个个的地理实体的位置、性质、特点都搞清楚了，这就是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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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把这些研究清楚了的各别地理实体，通过排列和组合，就成了万千的世界（All Possible Worlds），这就是它这部书的英文正书名。

也可以用另一公式表示其结构：

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地理学的研究→多种多样的新世界

这个公式说明：这5个小标题是一种发展程序，从原始人类只知道地理实体在哪里，到先民们要了解地理实体是什么样的；随着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还要进一步认识地理实体对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意味着什么；把这些综合起来，表述清楚，这就是以往的地理学研究；通过上述过程，人类借以生存的世界，方才充满了联系，充满了生机；因为人类只有认识了世界，方能利用和改造世界，才能使世界既多种多样，又美丽无比。

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在其名著《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绪论”中写道：“通常把地理学史只理解为一种发现史，实际上空间知识的扩大，确也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事实。因此，它在地理学史中总是具有重要地位。……”这里所说的包涵两个概念：一是区域范围的扩大，因为最初的人类是呈点状分布，他们各自均无联系，因此，他们所知道的世界是很小的；后来，相近的人类聚居点间，发生交往，已知世界范围逐渐扩大；所谓已知世界范围扩大，就是发现史。明治41年（1909）曰本学者三轮德三将地理学史就直接写为《海陆发见史》。另一个概念是，已知世界范围的扩大，当然是地理学史的内容，但条件是要将扩大的地区由不知变成已知才行；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成为地理学史的必要内容。如美洲的发现，居住在亚洲东北部的居民，有理由认为他们很早便知道隔着白令海峡有一块大陆，然而，尽管他们很早就发现了美洲大陆，由于他没有为我们提供美洲的任何情况，就不具备地理学意义。又如，古代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5年）告诉我们，早在公元前六七世纪之间，就已经有环航非洲大陆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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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举出这一事实：公元前600年左右，埃及法老尼可（Necos）派遣了一个由有名的航海者腓尼基人所驾驶的船队，从红海南驶，两年后经直布罗陀海峡，入地中海，安然返回埃及①。但由于这一航海壮举，没有提供更详细的情况，也就是说非洲大陆绝大部分仍然处于未知世界的状态，按理讲，就不具有地理学意义。

区域地理之所以在地理学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就因为它记录了把未知世界变成已知世界的这一过程；正是这一过程，构成了地理学思想史。进入本世纪以来，虽然人们试图不用区域描述，而以地理现象的产生、形成、联系来代替区域地理；他们立足于在地球表面已经不存在未知世界，当然标志着由未知变已知过程的完结，区域地理作为地理学史的历史阶段已完结。其实不然，地球表面未知世界仍然存在，那些人迹罕到的荒漠、山脉、岛屿、还有象南极那样的大陆，都还处于未知的状态；地球表面陆地只占29％，尚有71％的海洋，而海洋对人类来说，实在知之甚少，当然不能说毫无所知，但起码不能说是已知。因此，当今世界还处于由未知变已知的过程之中，区域地理还要记录人们对已知世界的重新认识；而未知世界的认识，还不能替代与或缺。

二、真切揭示已知世界的中国古代区域地理著作

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重要特点是务实。就古代地理学著作而言，大致包括中国古代部门地理学，如《五藏山经》、《山经》、《海经》、《史记·河渠书》、《史记·沟洫志》等；但中国古代区域地理却占了主导地位，如《禹贡》、《管子》、《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周礼》、《史记》、《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及后来官修正史及私修野史中的地理志书等，皆属区域地理之列。这些地理著作仅就成书于公元490—527年的《水经注》所引即达437种之多。很难说《水经注》所引包罗了这个时代及其以前的所有地理作品。

仅就《禹贡》、《水经注》两著作，看中国古代地理作品的务实特点。《禹贡》全书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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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字，但内容极其丰富。《辞海》中写道：“禹贡《尚书》中的一篇。作者不详，著作时代无定论，近代多数学者认为约在战国时。用自然分区方法，记述当时我国的地理情况，把全国分为九州，假托为夏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对黄河流域的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记述较详；长江、淮河等流域的记载则相对粗略。把治水传说发展成为一篇珍贵的古代地理记载，是我国最早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地理著作。……”《辞海》的这种评价是准确的，在约2500年前，我们的先民的视野还不那样开阔，他们将自己熟悉的地区，客观地写出来，直到今天，仍不失其真实性，这就是黄河中下游；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邻近地带的各种资料汇集起来，经过作者加工，虽然有错误，但仍然是客观地揭示这些地区的地理情况；更远的地带只能凭传说、臆想来写。由此可见，作者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务实，就是尽可能真实地反映中国的地理情况；《禹贡》因此成为中国不朽的地理著作：《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周礼·职方氏》、《水经注》等后代地理著作无不以它为根据；晋裴秀有《禹贡地域图》18卷，宋程大昌更著有《禹贡论》、《禹贡山川地域图》，宋傅寅有《禹贡说断》，清胡渭有《禹贡锥指》，20世纪60年代著名学者辛树帜还撰写了《禹贡新解》一书，这一系列地理著作阐释它的观点、思想、影响，进一步发扬光大其正确的部分，也指明其错误。

《水经注》，古代地理名著。北魏郦道元著，40卷。记载大小水道1000多条，一穷源竟委、详细述叙了水道所经地区山陵、原隰、城邑、关津的地理情况、建置沿革和有关历史事件、人物、甚至神话传说，无不繁征博引，是6世纪前我国最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引用书籍437部，还记录了不少汉魏间的碑刻。它的特点是：

（1）理论与实践结合。书中基本上包括了成书以前中国所有的关于地理学的理论，如盖天说、九州说、五服说、四海·大荒说，以及许多其它学说，但都与实际内容结合起来，拙作《我国古代地名学的杰作——<水经注>》①，就曾经论证了郦道元以水道为纲，设计出大河，在我国多为西东向，小河即大河支流为南北向，共同构成网络；按网络描述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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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国的地理情况就跃然纸上。《水经注》绝非是中国陆地河流的学问，而是以线、点串联起来，揭示面的区域地理著作。

（2）言必有据。《水经注》里描述了千余条水道、出现了17000多个地名，其中有全面地名阐释的地名达2134个。这样多的地名，特别是有全面阐释的地名，均有文献资料、碑文庙刻等作为根据，如黄河，仅阐释“河”、“黄河”这一名称，便引用了《春秋说题辞》、《释名》、《管子》、《尔雅》、《物理论》、《汉书》等文献。全书引用的参考书籍达437种，即使是今天的科学著作，也未见超过这一记录的，如苏联学者C·B·卡列斯尼克（C.B. KAЛECHИК）的权威著作《普通地理学原理（Ocновы OбщeгоЭeмлeвeния）》，是引述资料最为丰富的地理学作品，全书引用文献资料311种，较《水经注》要少的多。书中，在一些边远地方，由于资料缺乏，也出现错误与自相矛盾的地方，即使这样，仍然有资料根据，只是引用的资料不准确罢了。如卷一、卷二撰述黄河发源地部分，书中写道：“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嵩山）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及“（河水）出其东北陬，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这些显然都是错的，但它是根据《山海经·海内西经》。卷二写道：“又南入葱岭山，又从葱岭出而东北流。其一源出于阗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又东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又东过陇西河关县北，洮水从东南来，流注之。”这些也都是错的，但这些错误则来源于《山海经·海内西经》、《山海经·西次山经》、《外国图》、《穆天子传》、《释氏西域记》、《法显传（又称佛国记）》、《异物志》、《汉书》、《禹贡》等文献，因此可以说，《水经注》言必有据，即使是错误的东西，也不例外。

（3）详实略虚。我国幅员广大，地域辽阔，汉代又是历史上疆域很广袤的王朝，《水经注》的地域范围基本上囊括了汉代的疆域。而秦汉以前，一般均为群居部落与分封诸侯的时代，华夏族聚居的中原地区，文化发达，历来的记述很翔实，文献资料极其丰富；中原地区的外围，分别为非华夏族的夷、狄等所居，文化较华夏族落后，有的如荆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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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很发达，与华夏相较毫不逊色，但秦汉两代则以华夏族统一中国，秦代又有“焚书坑儒”之举，非华夏族的文化遭到相当程度的毁灭，是故遗存很少；夷、狄等族聚居的再外围，一般已非华夏族的活动范围，多由夷、狄等转闻传说，以致无法辨别其真伪虚实。秦、汉两代440余年，疆域范围超越了中原地区，甚至有时还超过夷狄聚居地区，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仍在中原，边远地区仍然较隔漠，今曰中国有的地区，如青藏高原、新疆、蒙古高原、东北、岭南、云贵等地，有的路途迢远，与中央====的联系不多；有的非中央====统治范围，约略为属国性质；有的只能是受汉代文化影响的地区，因此郦道元撰《水经注》面临资料详略不一的客观条件；加之，郦道元是北朝人，晋代继承者东晋及其以后的南朝均在江南，秦、汉、三国、西晋的皇家图籍文献均移往江南，这些又非道元所能搜集得到。

郦道元在此情况下，仍然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为主导，兼及其他流域。全书40卷：

（1）黄河干流占5卷＋支流渭水3卷＋汾、洛等支流3卷＝11卷；

（2）长江干流占3卷＋沔水2卷＋入江支流4卷＋入沔支流1卷＋兼及江、沔的支流1卷＝11卷；

（3）淮河干流1卷＋入淮诸水4卷＋入淮支流2卷（内有入沔、入江支流）＝7卷；

（4）济水干流2卷＋入济瓠子河1卷＋入济支流1卷＝4卷；

（5）大河以北诸水5卷；

（6）山东诸水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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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南方诸水1卷。

这一分配表明：黄河、长江及其中间地区共33卷，占总篇幅的82.5％；其余地区仅占17.5％。长江和黄河干流、支流及淮、济、山东诸水，一般来说除江、河上游源头基本上错误外，长江下游的“三江说”也是错误的，济水也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其余的就相当准确。这种情况正好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地区分布相符合。正是郦道元《水经注》详实略虚特点的体现。

《水经注》成书于5世纪末至6世纪初，书中错误的地方自然不少，但书中涉及范围几乎接近千万平方公里，较地中海及其沿岸国家的面积总和还大，其内容最少有65％以上是正确的，这说明它不仅是中国6世纪以前最全面的综合性区域地理著作，也是世界上6世纪以前无与伦比的地理著作。中国历史上有专门研究《水经注》的学问，一般称“郦学”，研究人员称“治郦学者”，明朱谋玮、清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近代杨守敬、熊会贞等皆为著名的治郦学者；当代侯仁之、黄盛璋、陈桥驿等为《水经注》的研究作出了卓著贡献，亦为治郦学者。

三、中国特有区域地理著作——地方志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连续不断的地志的国家，古往今来，究竟有过多少地志？已无法统计。数量很多，则是肯定的。中华民族的先民为何要编纂如此之多的地志呢？《礼记王制》写道：“广川大谷异制，人居其间异俗。”用现代汉语来翻译，就是：流域范围大的河流不同于宽阔谷地，居住于河流与谷地的居民便有不同的习俗。这恐怕是我国先民最早的朴素的地域差异认识。随着生产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对地域差异的认识也逐渐深刻。《隋书·经籍志》“地理类总叙”写道：“五方土地风气所生，刚柔轻重，饮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变迁。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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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说的是：不同的地区，人们性格有刚强与柔和、轻淡与粗暴的差异；饮食喜恶和穿着爱好都不一样，因此可以说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风气。要治理好国家就要根据地域差异，因地制宜地满足人们的喜好，采取不同的政策与纲领。这一观点，非但阐明了地域差异的概念，同时，也揭示了人地关系的要义。地志因此应运而生，它既是认识自然、发展生产的一门科学技术，又是治理国家地区的管理学问之一。

我国地志的类型有：

1.地域类型

首先是国家总志，以全国为范围，《禹贡》、《水经注》等，依地域范围来讲，它属国家总志，但其体例内容则不同于一般的国家地理志；我国正史中包罗有国家地理志书，始于《尚书》、《吕氏春秋》，而《史记》的有些地理类的“书”、“志”、“传”对后世影响尤其强烈。班固创立的《汉书》，不仅是我国断代历史的首创者，他还首次将《地理志》作为断代史的主要内容；在我国24部正史中，16部有地理志，这些正史正是继承了《汉书》的传统。地理志专著依《隋书·经籍志》记载，最早的为西晋挚虞根据《禹贡》、《周官》作的《畿服经》；齐时（479—502年）陆澄的《地理书》；梁时（502—557年）任昉的《地记》；陈时（557—589年）顾野王的《舆地记》；隋时还有《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和《诸州图经集》等，这些著作已散佚。唐代是盛行地理专著的时代，唐初贞观12年（638年）宗室魏王李泰请5人撰有《括地志》；兴元元年（784年）以后贾耽撰有《古今郡国四夷述》，这些著作也已散失。周此，有人认为“我国现存最早一部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①读书为宰相李吉甫所写，因是元和8年进呈的奏稿，故名。《元和郡县志》影响极大，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由乐史撰写的《太平寰宇记》；元丰（1078—1085年）年间王存、曾肇、李德蒭撰写的《元丰九域志》；政和（1111—1117年）年间欧阳忞的《舆地广记》；王象之于1227年成书的《舆地纪胜》；元朱思本于1297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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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九域志》等，都继承了《元和郡县志》的体例，许多内容也引自该书。

唐代杜佑的《通典》、北宋郑樵的《通志》和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历史上习称《三通》。当然，它们都不是地理学的专门著作，但都有专门的区域地理篇章，如《通典·州郡》篇、《通典·边防》篇；《通志·地理略》、《通志·都邑略》；《通考·舆地考》、《通考·四裔考》等。其内容均涉及全国范围。

元代开始官编《一统志》，其目的主要是诵扬开国皇帝的“功绩”，宣传其政治纲领，但内中有许多有关地理的内容。由于得到皇室的重视，一般篇幅浩繁，规模庞大，如《大元一统志》就有600册，1300卷。《大明一统志》和《大清一统志》还更胜一筹。

第二部分是地方志。所谓地方志，乃是局部地方的地理志。

我国地方志起源于东汉，汉章帝（公元76—88年）时议郎杨孚著作的《交州异物志》，是现今所知的最早地方志著作。三国时吴国万震著的《南州异物志》，和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周处的《阳羡风土记》，晋代山谦之的《吴兴记》和《南徐州记》等，皆为初期的方志著作。西晋（公元265—316年）常璩的《华阳国志》和宋范成大（1125—1193年）主编的《吴郡志》最为著名。

明、清两代是我国方志十分盛行的时代，有为数颇多的方志学专家，全国现存8200多部方志作品。一般来说以行政区划系统来进行撰述，省有省志，府、州、县亦有各自的专门志书；有的非行政区划系统的地域，只要有人有兴趣，又有官府支持、也有这种特殊的地域的志书，如明正德6年（1511年）的《琼台志》，是专门撰述海南全岛的方志著作，就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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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门类型

我国地志有为数众多的地域类型的著作，同样，也有为数众多的部门类型著作。一般来说，国家地理总志和地方志虽然其地域范围是规定的国界、省界、州界、府界、县界，……但每部志都是分门别类、按门类分成疆域志、沿革志、山川志、户籍志、建置志、实业志、津梁关隘志、榷税志等，粗者十余类，细者数十类；这些类实际上彼此并不一定有密切联系，完全可以单独成篇。但总起来又是门类齐全的统一整体。

北宋单锷所著《吴中水利书》和明代潘季驯所著《河防一览》，是兼及水利、水文的部门地理著作，是很有影响的作品。至于一山一水，一城一邑，乃至各种各样的地理实体，皆可修志写史，查之典籍，数不胜数。如湖北的名山——武当山、九宫山、荆山等均有专门的山志；长江、汉水在湖北的段落——荆江、襄水也曾有专门的河志；汉口的历史并不久，却有《汉口志》、《汉口续志》、《汉口小志》，还有《夏口县志》、《汉口丛谈》等等。

中国有连续2000余年的地志和方志历史，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也是地理学发展史上的珍贵遗产。对数量众多的地志著作，学术界里有的人是持否定态度的，如王庸在《中国地理学史》的“初版弁言”里写道：“我国旧曰地理学的著作，以地图和地志为主。所谓地志，在分量上虽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但论其内容，却多半是历史性质。即如所记山水、地域、物产、人口之类，亦不过地理事迹的记载，仿佛不定期的年鉴，不能认为真正的地学。可是，本书之所以仍旧照一般的地理学观念，把地志亦容纳在内者，亦有相当理由；因为地志与地图的关系很密切，而明清以前，除地图地志以外，系统的地理学为数不多；并且中国的地志，至少在分量上占有中国旧籍的一大部分，是中国地理知识之渊薮，世界各国都没有这样兴盛的；我们如果搁置了这大量的典籍，在《中国地理学史》中一字不提，似乎没有别的学术史可容纳的了”。接着他又写道：“这是题目的限制，没有办法！否则，我宁愿把本书的末一章除去，把前三章尽量扩充，而把书名改称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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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理图籍史》，或是《中国地图地志史》”。王庸的这种观点是有相当代表性的，起码是代表了建国前学术界的主流。

谭其骧在1982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报告。报告无疑是很精辟的，对当前历史地理研究很有指导意义。但有的观点，也可商榷。如他讲到第二点，“不要把传说当作真实史料”时，他以侯仁之的“从考古发现论证陕北榆林的起源和地区开发”一文，批驳了“榆林三迁”的错误传说之后，讲道：“这一类被前人记载下来的靠不住的传说，各种书里都有，研究工作者要随时注意培养锻炼自己的鉴别能力，不能见了刊印在古书上的资料不加辨别，一概置信。……。一般说来，正史里这种记载比较少，而地方志里则相当多。学地理出身的历史地理学工作者搜集文献资料，通常都不习惯到正史中找材料，习惯于从地方志中找材料，那就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例如上海的地方志里说黄浦江是战国时楚国的春申君开凿的，春申君名叫黄歇，黄浦即因而得名，又给黄浦加上歇浦、春申江、申江几个别名。这完全是胡说，如何信得？现今上海市区南北朝以后才成陆的，春申君时代这里还是一片海域，他怎么可能跑到海里来开河？地方志里这一类荒唐的说法很多，千万不能上当。”①其前一句说得很对，各种文献书籍里，都有靠不住的传说，不仅仅是地方志，关键是培养锻炼我们的鉴别能力。后面则对地方志大加鞭笞，几乎到了完全否定地方志的作用，这又不是人们可以接受的。实际上地方志里还是有许许多多的正确内容，有些学者，如湖北的杨守敬、王葆心等所编的方志著作，达到极高的学术水平，有的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超越。

朱士嘉在《近三十年来中外学者研究利用中国地方志资料的成就》②一文中，从9个方面概括了国内学者研究利用地方志的成就，国外，如曰本、美国等国家，研究和利用中国地方志资料，也做出了相当成绩。比如天文气象学家的著作，如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③、《物候学·中国古代的物候知识》④、《中国过去在气象学上之成就》⑤；王鹏飞的《中国古代对天气现象的观测与理论》⑥；文焕然的《近六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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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中国气候冷暖变迁初探》⑦；郑斯年、张福春、龚高法合写的《中国东南部地区近两千年来旱涝灾害及湿润状况变化的初步研究》⑧；中央气象台的《五百年来我国旱涝史料》和《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⑨等，无不大量使用地方志的资料。而天文和气象是要求准确可靠程度很高的科学、尚且能利用地方志的资料归纳出规律性的研究来，为什么其他科学，特别是地理学，竟然不能充分加以利用呢？谭其骧正确指出：“其次，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就是研究历史自然地理，许多著名学者所取得的出色研究成果，也都是离不开历史资料的，或者是主要取材于历史资料的。

例如，已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气象学家竺可桢所写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是一篇权威性的著作。他研究五千年气候变迁，分成四个时期，只有1900年以后的第四期是依靠仪器观测资料的。此外三个时期4900年，全部依靠历史资料。第一期依靠考古资料，就叫考古时期，实际上这一时期中的殷商时代取材于甲骨文，甲骨文即是考古资料，也是文献资料。第二期物候时期，取材于从《诗经》到元代文献中的物候记载。第三期方志时期，取材于明、清两代地方志中有关气候的记载。”①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张舜徽正确指出：“首先，我们对旧地方志的史料价值，要高度重视。众所周知，人们一提到重要的历史资材，便异口同声地举出‘二十四史’、‘九通’之类，认为是史料宝库，而没有注意到堆积如山的方志，比‘二十四史’、‘九通’之类，还重要得多，因为‘二十四史’、‘九通’之类，是以王朝为中心，只是记载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与服从封建社会秩序的事实和言论，而不注意到平民的生活与活动；它们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中有关广大人民的材料自然甚少。至于方志，其目的固是为封建统治服务，但它乃是以社会为中心，举凡风俗习惯、民生利病，一切不详载于‘正史’的，都藉方志保存下来了。其中如赋役、户口、物产、物价，记载最为可贵，加以我国从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几十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生活、劳动、工作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各族人民所创造的文化，早已融合在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中，成为其中的重要因素，值得我们珍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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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法国学者维达尔“地理学是地方的科学”的观点；按谭其骧“历史经济地理要研究历史时期的产业、作物、工矿、商业和人口的分布与变迁，交通路线的开辟和城市的兴衰，各个地区的开发过程，等等。历史人文地理要研究历史时期国家疆域和行政区划的沿革，民族的分布与迁移，不同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区域的形成及其演变，文化中心的转移，等等”①的观点；按陈桥驿、王守春“自从文字在历史上出现以后，环绕人类社会的自然界，诸如气候、植被、海岸、沙漠、河流等等，其变迁过程常常有直接或间接的文字记载，这些文字记载，都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宝贵资料”②的观点；将这些观点与地理志、地方志的内容比较一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地理志——地方志，是有关我国历史时期的综合性区域地理著作。根据国外地理学发展的趋势，地理现象变化规律的认识，其信息愈来愈多；可以说把地理环境构成和影响构成的因素，通过信息处理，所归纳的规律，越来越逾越了传统的研究领域；中国地方志有关地方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娱乐、文学艺术、名胜古迹、风光旅游、知名人物、科技教育等，习惯上认为这些没有价值，实际上，这些因素构成特殊的人文景观，它是地理环境的必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人文地理的资料宝库。

四、古代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区域地理著作

区域地理是19世纪欧美国家极风行的学派，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是世界上区域地理产生和发展最早、时间最久的国家。在西方，直到现在仍然可以看到的最早区域地理著作是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64—公元20年）的《地理学（гεωγραψοùνμ-ενα）》，共分17册。应该说它是古希腊较多地理著作的汇积与整理，由E. Lasserre整理的《克利德的攸多克索的著作残篇（DieFragmente des Eudoxe von Knidos）》，H. Berger整理的《埃拉托色尼的地理学著作残篇（Die geographischen Eragmente desEratosthenes）》，D.R.Dlcks整理的《希帕库的地理学著作残篇（The Geographical Fragments of Hipparchus）》，F.Jacoby整理的《希腊历史学家著作残篇（Fragments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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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echischen Histori- ker）》[内有赫卡泰（Hecataeus，约公元前550-前475年），迪西亚库（Dicéarque）、朱巴（Juba）等人的地理著作残篇]，C.MéllER整理的《希腊地理学论文集（Geographi Graeci minores）》等希腊上古时期学者的地理著作，多是由这本书里节录保存的，所以就显得特别有意义。

在学术观点上，斯特拉波是反对埃拉托色尼的，但他的作品里，引用埃拉托色尼著作的内容很多，特别是埃拉托色尼的两部名著：《对地球大小的修正（une Revision de la mesure de laTerre）》和《地理论著（un Traitéde geographie）》。埃拉托色尼在《地理论著》一书里，虽然也有区域地理的篇章，但篇幅很小；而斯特拉波的《地理学》却以区域地理为主，从第3册起直到第17册，可以说都应算是区域地理内容。

《地理学》的区域范围，以当时的“有人居住世界”为限，他认为往赤道方向人类居住的可能界线止于北纬12°30′（相当于科纳克里——亚的斯亚贝巴一线）；他把人类可居住世界北部的极限定在黑海海岸以北仅400英里的地方，决定这一界线的是寒冷这个因素。这一范围较他游历过的地区范围广大得多。他出生于小亚细亚的阿马塞阿（今土耳其中部），因而遍游了小亚细亚；然后他到罗马居留一个时期，游历了意大利的部分地方，但未曾北上；在埃及，他居住的时间很长（有人认为从公元前25或24年到公元前13年），不仅游历了埃及的主要城市，并且沿尼罗河上溯到西恩纳（今阿斯旺）和埃塞俄比亚的边境，但他主要是居住在亚历山大里亚；后来再回到罗马。他一生活了87岁。大凡他有了亲见亲闻的地区，他的描述显得既生动又全面，既风趣又准确。他对阿尔卑斯山的了解，较波里比阿（Polybe）等前人更全面，因为当时在那里发生过一些战争，交通也较便利。他对高加索地区描述得十分清楚详尽，亚美尼亚也是如此，这些地区的情况是因卢库鲁斯、庞培和安东尼等的出征获得了丰富的资料，但这些毕竟还不是他亲自游历过的地方。比如小亚细亚，那里是他的故乡；埃及和意大利是他毕生活动居住的家园，对这些地区的认识深刻，描述的精彩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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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游历毕竟有限，因此他的著作不能不主要依靠文献资料。从他的著作的内容可以看出：小亚细亚部分引用了埃拉托色尼、波里比阿、Apollodore d'Artèmita、Posidonius等人的著作；希腊部分引用了塞普西斯的Demitrius de Scepsis和雅典的Apollodoore d'Athènes的著作等等。至于非他所游历的那些地区，则完全凭藉文献资料，于是，他写的地区，有的资料丰富，写的篇幅大、内容也充实；有的资料缺乏，不得不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传闻充数，如把恺撒和奥古斯都改变居住区或人口分布状况的绥靖行动；镇压土匪和海盗的行动等都写进了他的著作。还因为资料的来源不同，各个地区资料的时间不同。最早的时间是荷马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以前；最迟的是他自己的时代，即公元前后的80余年，前后历时千余年。如西班牙和高卢处于Posidonius（公元前135—前50年）时代；而印度则处于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前323年）和麦加斯梯尼时代等。因此，他的书里内容，是历史与当代的混合体，彼此不能互相比较，特别是时间性很强的因素。

正由于他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因此在他的已知世界——东地中海沿岸地带以外的地方，内容贫乏，不得不大量引述荷马的史诗传说，甚至考证起史诗中的“战舰名册”和地名，因此错误百出，如把比利牛斯山的走向说成是南北向，把死海与西尔朋尼斯湖混为一谈。

与斯特拉波同时的梅拉，于公元43年以后写了一本名为《论世界概况（de situ Orbis）》的拉丁文著作，是一部区域地理著作，但比较简略，大致可认为是一个纲要，列举了相当多的地名。但所依据的资料陈旧，边远地区则充满了奇人怪兽的故事。老普林尼（Pline the Elder，公元23—79年）是罗马地理学家，据说他不幸死于维苏威火山爆发。他用毕生精力撰写了一部《大自然史（der gro Ben Naturgeschichte）》，其中第2卷至第6卷是地理篇，特点是特别注重行政区域，用非常繁杂的选材集合汇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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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受奥古斯都帝国保护的毛里塔尼亚国王朱巴（Juba）二世，学识渊博，地理知识十分丰富，他用拉丁文写了两本区域地理著作：《阿拉伯志（Arabiaues）》和《利比亚志（Libyques）》。古代学者们习惯以尼罗河为界，以东的非洲，包括今苏伊士地峡以东的真正阿拉伯半岛，称为阿拉伯；以西的非洲，称为利比亚。因此，朱巴二世的《阿拉伯志》和《利比亚志》是古代非洲的专门区域地理著作。著作的时间较斯特拉波早，因为与斯特拉波同时的地理学家普林尼在《大自然史·地理篇》中，曾大量引用了朱巴二世著作的内容。而斯特拉波由于不知道朱巴二世及其著作，在《地理学》中描写非洲由于资料极其贫乏，而显得最为糟糕。普林尼因为采用了朱巴二世著作的资料，非洲部分写得极为精彩。在《阿拉伯志》中，朱巴二世描述了阿曼海、波斯湾、阿拉伯等地区的海岸和红海两岸；记述了各段路程和距离、城市和民族、海岸与港口的情况；对城市发展的历史给予了较大的篇幅；此外如民族风俗习惯、各地土地资源和商业贸易活动，也都写得颇为详细准确。《利比亚志》写的是朱巴二世的故乡，他对这里是那样熟悉，他写这里的丰富物产、输出物产的港口和大西洋的海外商行；也描述种族、神话、动植物，如对大象的生活习惯及驯化情况写得栩栩如生；厄福尔博斯（Euphorbos）（大戟）是一种万灵药物，他写得也很有趣。总之，朱巴二世是古代研究和描述非洲的最有成就的地理学家，尤其是他从经济地理学角度研究区域，也是具有开创性质的。

推罗的Marin de Tyr生活在公元2世纪前期，他的著作《地理学知识（Instruction geographique）》，属于“地志学”，基本上由一幅幅地图和一篇篇说明构成。搜集的资料广泛翔实。他的著作不知是什么原因，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托勒密（Ptolèmèe）把对他的著作的评论，作为其著作《地理学》（Gèographie）》的序言以后，方才使人刮目相看。

托勒密被称为数学家、天文学家、星相学家、地理学家和哲学家。他的名著《地球形状概论（lntroductionála representationda la Terre）》，共计8卷，第1卷介绍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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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理学观点，带有评论和理论阐述性质，其实只不过是马林观点的翻版而已。从第2卷到第7卷，按地区分类，有大约8100个地名的统计，都确定了经纬度位置。他认为地理学的内容，应是绘制地球上已知世界的图形，并描述诸如海湾、大城市、民族、河流等主要地理因素。他将已知世界划分为82个地区，如爱尔兰、不列颠、波罗的海、卢西塔尼亚，……直到斯里兰卡；区下面设亚区。其描述顺序是：先民族、后城市；城市中先沿海、后沿河。

托勒密的另一著作《地理学》，共有8卷，其中第8卷是最早写出的，似乎是一部地理著作的初稿，这一卷里他绘制了一部包括26幅（欧洲10幅，非洲4幅，亚洲12幅）地区图的地图集；每个地区下分省，在图上各绘出自然界线；并算出所谓“值得注意”的城市，这样的城市总计有358个；每个城市都标出最长曰天数、经纬度位置等。第7卷，描述有人居住世界的情况，可以认为带有区域地理的总论性质。

托勒密的著作，与斯特拉波一样，大多是根据文献资料撰写的，特别是还有用杂乱无章的手抄本传说编书的怪癖，有些现代学者指斥他为抄袭者，在他的书中，有非常多的内容是从马林著作里抄袭而来。由于马林的著作均已失传，他的著作能保存马林著作的部分面貌，就此而言，还有一定价值。他的著作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都享有很高的声望。不少人，如Ammien Marcellin等都引用他的著作。据说克里斯多弗·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1451—1506年）就是从托勒密的地理学著作得到启发，实现了横渡大西洋，发现新大陆的壮举。

公元2世纪以后，直到16世纪地理大发现这个千余年间，西方再也没有与斯特拉波、托勒密相比的地理学家，也没有象样的区域地理作品。学者们称中世纪欧洲是倒退的、衰落的，地理学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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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1904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5#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5-10-6 17:23 只看该作者

第5章 旅行记——探索未知世界的记录

地理学思想史是人们试图获得他们在地球上居住和散布方面更为合理、更为有用的知识的记录：说是合理，是因为对观察到的事物的解释可以进行验证，是以使学者对之信赖；说是有用，是因为这样获得的知识，可以用来使人类对地球上的不同天然环境更能适应，使 改良不利环境、甚至取得进一步控制不利环境的措施成为可能。

—— 普雷斯顿·詹姆斯

如果普雷斯顿·詹姆斯的这一段话，是地理学思想史的理论概括或定义的话，旅行记无疑是地理学思想史的组成部分之一。因为人类在地球上居住与散布的知识，在还没有能力与手段，进行地理考察之前，将人们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并逐步扩大其范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理知识之源泉和形成过程。而所见所闻范围的扩大，则意味着不断地由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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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向未知世界伸入，不断地将未知世界变成已知世界，其标志就是知识的积累，就是地理知识不断充实和更新的过程，也就是地理学发展的过程。见闻范围的扩大，一般是通过旅行实现的。

从认识的角度，人类地理知识来源于亲见；彼此交流各自所亲见，叫亲闻；将见闻记录下来，便是知识。最初的知识是人们眼里所能摄取的一切景象，也就是自然界与人类世界的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景象。因此，最初的亲见亲闻知识，是不分类的，综合的。后来知识多了，不分类人们就无从认识，于是才有了分门别类的知识，地理知识就是其中的一种。最初的知识只限于地理现象的描述，如山，是地表隆起的部分；海，是地表凹入的部分。至于山为什么隆起，海为什么凹入？那时是不解释、也不能解释的。而最初的山，也不是我们所说的经过了概括的山，而是具体的山；这个山的位置，可能在所居洞穴的东面，叫它东山；如果西面也有山，那就叫西山；如果放眼开去，有很多山，那就得一个一个的说清楚，人们才能加以区别，做到各有所指；如果走出了原来眼见范围，又有新的范围展现在眼前，又须一个个说清楚，这样扩大开去，已知的世界扩大了，未知的世界逐步缩小。这就是视野的逐步开扩。Alfred Hettuer在《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Dle Geographie， IhreGeschichte，Ihr Wesen Und Ihre Methoden）》一书中写道：“这就是所谓的说书家。他们记述在外国的见闻，把地方的描写、民族的记载和历史杂乱地穿插起来；他们很少去追问其中的原因，很少关心各个事实和整个地球的关系。他们中最重要的、最接近于地理学的，是米利都的赫卡泰，他在多次长途旅行之后，写了一部《大地环游记》（eine Umwanderung der Erde），这部著作很长时期内仍然保留着地理记述的标题，和所谓《迴航记》截然不同，后者人们只能理解为单纯的海岸描述。”曰本学者三轮德三于明治41年（1909年）在其著作《海陆发见史》的“自序”里写道：“本书之所以命名为海陆发现史，是因为从太古迄今的三千年间，海陆发现的探险事业的成就，可以说把地理知识扩张、地球概念的完善、地图的沿革都囊括在一起，实际上等于把地理学发展历史都阐释清楚了。”所有这些观点都说明，旅行记录——游记，将人类最初的地理知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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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下来的书籍，就是萌芽时期的地理学，中国的《穆天子传》，希腊荷马史待《奥德赛（Odyssey）》，都是这类作品。

随着地理知识内容的增加与丰富，人们的地理知识获取已不再限于亲见亲闻，旅行记录作为原始材料，通过许多游记的整理概括，产生早期的地理学作品，这里已经不是包罗万象的见闻，而是精选了那些与地理有关的现象，从中归纳出带规律性的结论，如中国的《禹贡》、《水经注》，古代希腊的斯特拉波的《地理学》、托勒密的《地理学》等著作。但这不等于说旅行记在产生了早期纯地理著作之后，就不再对地理学有早先那样的作用与影响；应该说对已知世界的再认识，对未知世界的探求，始终是地理学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也没有完结。旅行记，作为地理考察的记录，仍然有一定的地理意义。中华民国22年（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勤翻译的M.J.Newbigin著的《近代地理学（Modern Geography）》一书，作者在“近代地地理学的开始”一章里写道：“象我们在上面所说过的，最近5O年是近代地理学突飞猛进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地理的探险事业，又春笋怒发似的重新兴盛起来，这点我们必须记住。照大略的说，在这个时期内，非洲早已不是世界上深秘无闻的大陆；亚洲的腹地，亦已大都有人探险过；南、北两极区内的探险，虽还没有全部完成，但亦已知道了不少。此外，如美洲境内，探险的人更多，北美合众国和加拿大的调查测量，更是十分完备。至于海洋的探险队，亦风起云涌，盛极一时。所以照大概的情形看起来，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可以说大体已告完全，地理这门学术，也因此打开了昔曰限于搜集材料的局面，进而从事于排比、分类和演绎的重要事业，不过更进一步的详密调查和测量，却还是不可少的。”这个结论是M.J.Newbigin在上个世纪末作出的，现在已是20世纪末了，但这个结论仍然是基本正确的。

世界上目前尚可看到的最早的旅游记，是中国的《穆天子传》。穆天子指西周第五代君王姬满，他于公元前1001—前952年在位，死后谧号穆王。《穆天子传》以穆王出游的记录形式写作，故名。晋太康2年（公元281年），有不准为名的人，在汲县（在今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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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新乡市东北约50公里）盗掘战国时魏惠成王之子令王的墓，从墓里出土丝编竹筒，即今《穆天子传》。令王墓葬于公元前298年。全书共6卷，前5卷记周穆王驾八骏西游的故事，内中描述了沿途的若干地理情况和中西交通史料；最后1卷则写盛姬之死及其丧仪。

《穆天子传》稍早于《五藏山经》，但由于《穆天子传》成书后，埋入地下的时间达579年之久，可以认为它的流传为时很短，不可能对《五藏山经》的写作有直接影响。但比较一下内容，可以看出两书很相似。大家知道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中游及其附近，从地形来说，是由平原、丘陵向高原、山地的过渡地带；从气候来说，是由湿润半湿润向干旱半干旱的过渡地带。往东平原地区有夏季泛滥的水灾，因此还在唐、虞时就有治水的要求，大禹治水有功，成了舜的接班人；往西则高山大岭，无垠沙漠，地理环境恶劣，在东部治水有了成效已先后开发之后，西部便成了旅游探险的集聚焦点。中国的旅游著作绝大多数都是“西遊记”，《穆天子传》、《佛国记》、《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长春真人西遊记》、《徐霞客遊记》和郑和下西洋等，几乎无不与西部探险旅游有关。

中国的西部集中有地球上最大大陆的腹地，最高的山脉，最大的高原；终年不融的雪山，广袤荒凉的沙漠，是地球上最难征服的地区。在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情况下，在中国西部进行探险旅行，是极其艰险困难的。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前扑后继，经历了无数的牺牲，终于一次比一次进步，最后征服它。大约在战国时期，《穆天子传》、《五藏山经》、《禹贡》等著作所揭示的内容，已经是十分流行的地理知识。王成组在《中国地理学史》一书中写道：“关于《穆天子传》所记旅游的神话性，最明显的确证是它的类似《五藏山经》中的若干山川为地理背景，而并不依据我国大西北的真实山川，这一种共同特点的指明，并不表明《山海经》曾经风行一时，而表明这两部作品中的幻想山川曾经在战国时代相当流行。”他指出西游的内容在战国时代相当流行，是对的；但他认为作者“不依据我国大西北的真实山川”和“幻想山川”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以为在战国时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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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条件下，人们不可能认识动辙千公里左右的山脉、数千公里的河流；不是不依据真实的山川，而是没有能力依据；由于拿现代大西北的山川形势去看2500年前后的著作《穆天子传》中的山川形势，因而认为是“幻想山川”，但我们认为如果不是辗转传抄时发生错误，古时人们写的东西在具体问题上还不至于幻想。但如果说对真实现象的解释带有神奇的幻想，那倒是必然的。比如“东北还至于群玉之山，截舂山以北，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群玉之山”可能是远眺高山冰川所产生的误会；那样的高山当时人们是无法攀登的，认为只有神仙才能到达，最大的冰山只有象西王母才配占有，把它叫“西王母之邦”不是自然现象么？

《穆天子传》可能并非完全是周穆王之游的记录，但中华民族对大西北的探险旅行，则是很早很早的事情。学术界认为汉代武帝时的张骞（公元前？—前114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探险家。如果说是有记载的“最早探险家”，自然不错；若说是对中国西部、中亚一带的探险，谁是最先？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张骞奉武帝之使命，联合月氏，夹击匈奴，是有目的、有预定路线的行为，不可能是最先的探险者。而且张骞也写道：“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有蜀物，其去蜀不远矣。”大夏在今阿富汗与苏联中亚阿姆河以南地区，在那里市面上有中国商品，说明中国与大夏已有贸易联系，按张骞所说是间接联系，需假道身毒（今印度）。张骞还写道：“今（遣）使大夏，从羌中（今青藏高原），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张骞所说与南亚等西域地区的道路，计3条：一是穿过青藏高原，取今西宁——拉萨——亚东一线至印度；二是沿青藏高原北缘，兰州——吐鲁番——出葱岭至大夏；三是循青藏高原南缘，走成都——昆明——缅甸一线，至印度。

这三条线至今仍然正确，张骞只走了北路一条，另两路是先他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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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出使西域达13年之久，对西域各国，包括今天中国西北、苏联的中亚、巴基斯坦西北和阿富汗等有很深的了解，并将其见闻载入史册，使人们订正了前人的正谬。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的结尾写道：“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曰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这种作用自应肯定。

《大宛列传》是有关亚洲腹地最早的地理志书，虽然它出自司马迁的手笔，但直接应用了张骞的旅行记录，一般来说大多取材于亲见亲闻，较为真实准确。有人认为《大宛列传》正由于有相当权威，它的错误影响就不比一般，如“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这一段话，恐怕是司马迁的错误。中亚地区确乎存在西流河和东流河，如伊犁河，当时属大宛国，就是西流河，注入巴尔喀什湖，古时称之为西海；东水当指塔里木河，是东流河，注入古时称盐泽的罗布泊。这一情况，很可能是张骞提供的，是真实可靠的；但司马迁在概括这一情况时，却以于阗作为东、西河流的分水岭，显然不对！上游洶涌澎湃的塔里木河注入盐泽，没入沙漠，古代人们不能理解，他们认定盐泽必定有一条地下河道，东流成为黄河的上源，这自然是又一错误。

2000多年前的作品，有那么一些错误，并不奇怪。因为张骞并非是地理学专家，他作为使节，也不是专门从事地理探险而去西域；他在西域历时13年，却被匈奴拘留了10年，实际上只3年时间，最后又被匈奴逮捕，所以时间不多，又有极其繁重的外交工作。他可以说是高效率地获取了那样详细真实的资料，最早揭示了亚洲腹地的地理面貌。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中写道：“张骞通西域的地理意义是十分巨大的，这不但大大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开扩了中国人民的地理视野，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和西方物质文化的交流。……张骞作为开辟这条道路的先驱者来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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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个忠于祖国的坚贞不渝的使者。同时也是一个具有非常毅力和远大识见的探险家，他为扩展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作出的贡献，是永远不能泯灭的”。

继张骞之后，接着又有西域都护班超出使西域，他于公元97年（东汉和帝永元9年）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虽然未曾抵达，但起码到了波斯湾，从而开辟了横贯亚洲、沟通亚、欧、非三洲的陆上通道。反映这时中国对亚洲探险旅行的计有《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列传》、《后汉书·大秦传》、《魏略·条支传》、《后汉书·西域传》以及《汉书·张骞传》等著作。

可以认为，在公元3世纪以前，中华民族完成了东亚、中亚、南亚的探查了解；亚洲北部大致抵达了北纬60°左右；西亚则抵达安息条支西界，可能抵达了波斯湾。而且，对欧、非二洲，尤其是地中海地区已有了相当认识与了解。中华民族地理知识所及范围约达地球陆地总面积的1/3。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也不可比拟的。

公元3世纪以后，我们的先民又以坚韧不拔的大无畏精神，探查了解与中国腹地相隔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的南亚次大陆。南亚次大陆与中国的联系与交往，是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张骞在大夏见到市场上有中国四川出产的手工艺品——邛竹杖，蜀布；大夏商人告诉他这些货物是从身毒（即今印度）转买而来。这证明中印之间的交往远早于张骞出使西域的时间，只不过这种交往是商业上的，没有文字的记载，就连中印之间的商路线道，一般人也弄不清。张骞第二次出使，就曾经探险找寻这条道路，结果未达目的而返回。

对南亚次大陆的探险旅行，与佛教的传播紧密相关。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西域各国与中国的联系密切，南亚创立的佛教由西域传到中国，在中国有了相当多的信徒。然而教义是转传而来，多有谬误错讹之处，于是中国僧人为了获取真经，纷纷经西域去南亚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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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末至元代，前后达千余年之久，可以说断续相连。有的僧人既有很高的文化教养，又有长途跋涉，亲见亲闻的沿途地理风貌，自然景色，异地风情，他乡物产等奇闻异听，他们真实地记录下来，便成了最富魅力的探险记。

世界上传播广泛的宗教，如佛教、回教、天主教，基督教等，许多专门传播教义的人士（传教士），却往往与旅行探险分不开，从中产生了许多有成就的旅行家。中国晋代高僧法显就是时间最早、旅程最远、记述最精确的世界性的大旅行家。

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写道：“公元399年，法显以65岁高龄，与同行者10人，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诸国，西越葱岭，周游印度的北、西、中及东部，下南部印度，经锡兰岛、苏门答腊，绕行南海、东海，到山东半岛劳山登陆，前后历13年又4个月。同行的人，中途脱离或死亡，只法显一人，排除万难，回到祖国，这时他已是78岁的老人了。转年他来到建康（南京），从事译经，次年游记写成，大约5年后又到了荆州（江陵），就死在那里。”由此可见，法显旅程累计约近2.3万公里，海、陆约各占一半。

法显根据自己旅行见闻，撰写的《佛国记》，亦称《法显传》，计9900余字，有很高的地理学价值。如他对经行沙漠的真实描写：“敦煌太守李浩供给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行十七曰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毡褐为异。”对绿洲的描写却简捷明确，如：“在道一月五曰，得到于阗；其国丰乐，人民殷盛”。越过葱岭的一段，尤富科学性，他写道：“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留，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从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岭。葱岭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彼土人，人即名为雪人也，度岭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国名陀历。……，于此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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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西南行十五曰，其道艰岨，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絙过河，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九译所记，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对他国情况的描写，如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他写道：“载商人大舶，汍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曰到师子国，彼国人云，相去可七百由延①。其国本在洲上，东西五十由延（现为225公里），南北三十由延（现为434公里）；左右小洲，乃有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多出珍宝珠玑，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护，若有采者，十分取三。……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这里描写了斯里兰卡由一主岛与若干小岛构成，特产珍珠宝石，属热带雨林和草原气候，基本上与现在情况相符。对中印度的描写，也真实可信，他写道：“凡沙河以西，天竺诸国国王，皆笃信佛法，……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惟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

自张骞在大夏见有中国四川产的竹杖、布匹，据说由身毒转输，说明中印商业贸易关系很早就已存在，但这只是一种传闻，并无确证。《佛国记》内，有“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领影惟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象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悽然，泪下满目。”这就证实了张骞所说传闻是真实的。仅从这一点，也完全有理由认为其科学价值很高。

法显开辟的中印之间的交往联系，引起了以后的一系列探险旅行，如北魏神龟元年（518年）至正光二年（521年）僧惠生的西域取经，有《惠生行记》；大约同时另一僧人也有西行记，名《道荣传》。两书虽未能单独留传，但《洛阳伽兰记》里幸而保存了基本内容。继法显之后，可称誉中外的大旅行家，要算隋唐之交的玄奘（俗名陈纬，公元596—664年）。他未去取经以前，就曾广游陕、蜀、鄂、豫、冀等地，并博览了佛俗书籍，知识渊博。自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起，历时17年，走伊吾（哈密）、高昌（吐鲁番），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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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南麓西行入今苏联吉尔吉斯，至大清池（伊塞克湖）沿南岸西行，抵货利习弥迦国（今乌孜别克北境卡拉——卡耳帕克自治共和国），然后折向东南，出西突厥的要塞铁门（今乌孜别克南部），越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和黑岭（兴都库什山支脉），至北印度（今巴基斯坦西北部）。在印度则环游了印度半岛，后从南面越葱岭，经昆仑山北麓返瓜州，回长安，累计经110个国家，5万余里路程，于贞观19年（645年）结束全部旅程。

玄奘回国后，除了翻译大量的佛教经典外，还由他亲自口授，由他的助手辩机执笔写了《大唐西域记》；由慧立执笔撰写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两部记叙他旅途考察的著作。两书与《佛国记》相较，观察的深度、广度都大有进步，在地理学上的作用与意义，更为重要。如他对高山冰川的观察与记叙，就相当深刻，他写道：“渡小碛至跋禄迦国，停一宿，又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碛至凌山，即葱岭北隅也。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沍污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赉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由是蹊径崎岖，登涉艰阻。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履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曰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馁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这一段写了现代冰川的形成、景观，及其对人类交通、生活的影响，已经由纯地理现象描述进到形成原理的探讨。对地理实体的观察与描述，也较以往显著深刻，如他对大清池（今苏联伊塞克湖）的描写就是如此，他写道：“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或名热海，又谓鹹海、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鹹苦，洪涛浩汗，惊波汨

，龙鱼杂处，灵怪间起，所以

往来行旅，祷以祈福，水族虽多，莫敢渔捕。”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国家地理描述，包括面积、都城、地形、水利、农产、气候、服饰、货币、政治、宗教以及它的位置交通，这些内容已和现代各国所出版的百科全书的内容近似；内中还有若干最重要的定量描述，具有非常重要的资料价值，如对阿耆尼国，即《佛国记》所述的溩夷国，今新疆焉耆县，他的描写是：“阿耆尼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据山，道险易守，众流交带，引水为田。土宜糜黍宿麦，香枣葡萄梨柰诸果。气序和畅，风俗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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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曐毼，断发无巾。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其国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称伐，国无纲纪，法不整肃。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余里，至屈支国。”又如对摩揭陀国（即《佛国记》中的摩竭提国），他写道：“摩揭陀国，周五千余里，城少居人，邑多编户。地沃壤，滋稼穑。有异稻种，其粒麤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谓之供大人米。土地垫湿，邑居高原，孟夏之后，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风俗淳质，气序温暑。崇重志学，尊敬佛法，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万有余人，并多宗习大乘法教，大祠数十，异道甚多。”因此，侯仁之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中写道：“总之，《大唐西域记》一书的地理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在当时来说堪称 举世无双的地理著作，在今天来说，还是研究中亚、印度一带历史地理所必不可少的文献。因此，不但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就是在世界地理学史上，这也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一部巨著。”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美国学者普雷斯顿·詹姆斯在《地理学思想史》、曰本学者海野一隆在他与其他学者合著的《地理学的历史与方法》、苏联学者B.A.Дементьев和О.Н.Андр-ющенко合著的《地理学史（Историягеография）》第1卷（1962年版），苏联学者И.Л.Магидович和В.И.Магидов-ич合著的《地理发现史》（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гкрытий）（第1卷，1982年版）等世界性的有关地理学史著作中，无不对玄奘及其著作，予以高度评价。

13世纪初，蒙古兴起于塞北，在著名领袖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领导下，先后征服了中亚、俄罗斯与中国北部的金朝；并且几次西征，占领西南亚，进及东欧；后灭南宋，统一中国，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为了加强中央对帝国所属地方的统治，建起了横跨欧亚大陆的两条驿道：一是经敦煌、哈密、别失八里（今乌鲁木齐）、阿力麻里（今伊宁附近）、讹答刺（苏联哈萨克锡尔河沿岸）、玉龙杰赤（咸海滨），直达克里米亚，叫钦察道；一条经敦煌、罗布泊、天山南路、葱岭、巴达哈善（今苏联巴达克山）、呼儿珊（今伊朗东北）、塔布里兹（今伊朗西北），直通欧洲各地，叫波斯道。中国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相当密切。中外都产生了横跨欧亚大陆的旅行家，最著名的东====家有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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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和德里（一译鄂多里克，Odoric）、马黎诺里（John Marignolli）和摩洛哥人伊本拔都他（lhn Batuta）；西====家有耶律楚材、邱处机、常德等人。耶律楚材是契丹人，于元太祖13年（公元1218年）朝见成吉思汗并随同西征，在西域各地达六七年之久，行程达五六万里，撰有《西游录》，原书已佚，节本存于元人盛如梓的《庶斋老学丛谈》。

邱处机（1148—1227年）是宋末 北方全真教首领，道号长春真人，应成吉思汗之邀，带领门人李志常等人，于元太祖16年（公元1221年）出塞，东北行经现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到达黑龙江上游，沿克鲁伦何（当时称怯绿连河，亦称海陆居河）西行，经和林（令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横穿蒙古高原北部，阿尔泰山北麓，直到邪米思干（今撒马尔罕），然后向南至八鲁湾（今伊朗境内），历4年返回燕京。

邱处机的旅行，由其随行李志常撰述成《长春真人西游记》，其可贵处，一是其旅程超过了前人，可以说从亚洲最东抵达了最西，横穿全境；二是路线，他是唯一的从漠北至中亚的旅行家，与自张骞起，包括法显、玄奘等所走出玉门关的西行路线截然不同。虽然他的旅行是在13世纪进行的，由于记述的地理风光是前人未曾涉猎过的，仍然显得有超乎一般的重要性。王成组在《中国地理学史》中写道：“《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虽则有最远的一小段路程，和玄奘等一些去印度求经的僧人重复，其特点是由于绕道到蒙古高原的北部，更是独具一格。有关作者这次旅游经历之地、山川形势和物产风俗，都比较生平习以为常的地区，大不相同，所以书中也带有许多有关地理景象的观感。中途在有几处地方，尤其是邪米思干，停留较久，更有利于各方观察，但是乘车上路，不及玄奘等的长途步行登山涉水，易于印象深刻”。

元代行程最远的旅行家是常德，他于元宪宗9年（公元1259年）奉皇帝之令赴波斯朝觐旭兀烈，中统4年（公元1263年）回国，他到达了伊朗西北部，估计里程在6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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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他的旅行由刘郁笔录成《西使记》。

正象中国一样，旅游是产生和扩大地理知识的源泉，在西方也大体上走着相同的道路。所不同的是中国主要是对亚洲的腹地，从陆上进行探险旅行，我们所说的那些旅行家，起码行程都在万公里以上，有的甚至超过3万多公里。亚洲腹地的高山巨川，沙漠绿洲，民族习俗，物产经营，城市乡邑等都一一考察清楚，记叙下来；在西方，则由东地中海的埃及、腓尼基（今黎巴嫩一带）、希腊等沿岸国家，主要从海上对西地中海地区和东大西洋沿岸进行的探险旅行。东方的中国对大陆西方的探险旅行，与西方东地中海沿岸亚、欧、非国家对更西地区的探险考察，正好是相同方向，彼此间虽然在公元前后就已经有了模糊的了解，但真正的交流考察旅行则在千年之后，约在13世纪。显然中国对欧洲和非洲的发现，比欧洲、非洲对中国的发现要早的多。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发现了欧洲和非洲，又把亚洲和中国的地理知识送到了欧洲和非洲。美国学者普雷斯顿·詹姆斯在《地理学思想史》里写道：“显然，古代的中国对地理学的研究是很重视的，中国探险家‘发现’欧洲所做的工作，并不亚于欧洲人来到‘远东’所做的工作”。尽管詹姆斯的结论有颇大的保留，但他却承认了中国在相互发现中不亚于欧洲人。

西方最早的旅行记是被称为地理学祖师的荷马所写的《奥德赛》，（Odyssey）。它记述奥德赛在特洛伊城陷落后回到家乡伊塔卡的艰险经历。他乘的船被一次风暴吹离了航道，他被吹到遥远的地方漫游了20年。由于完全陌生，内中方位不清，地名至今也弄不清是那里？许多学者都试图对地名进行考证，但无一可作定论。史诗中有一段描述为：有一块昼夜都有太阳照射的地方，在这里，早上出牧的牧羊人与晚上回归的牧羊人彼此打招呼；后来又到了一个曰夜都黑沉沉的地方。虽然最早提出了极地特殊的永昼、永夜现象，但是否真地有极地之行？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暴，能把他从地中海的东部吹到大西洋？又吹到极地？都不得而知。从整个来说，《奥德赛》没有给我们有所指的、实际的地理知识，而是缥缈虚幻的地理玄想。德国学者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在他的《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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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里，对《奥德赛》就持否定态度，他写道：“被人称为英雄时代的希腊初期的地理观点得以流传到现在，不是通过科学的著作，而是通过传说和诗歌，尤其是荷马的两部史诗，其中《奥德赛》特别重要。但是，它们的来源也不可靠，因为它们最后编成是在较晚的时代，也许在公元8世纪。许多地理见解可能是那时塞进去的：而它们原属于希腊殖民于黑海和西部之前的时代，当时希腊的地理学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古代希腊地理学中，旅行记与地理玄想交相辉映。有许多作品虽然以旅行记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是将玄想、传说、旅行见闻拼凑起来。比如赫卡泰（Hecataeus，约公元前550—前475年），他写了一部《大地环游记》（eine Umwanderung der Erde），这部书既有他多次旅行的见闻，又有他对地球的推想，即人类居住的世界为海洋所环绕，他并未环航过，于是吸收了许多传说和神话。

赫卡泰的作品还有《地球的描述》（Periodos ges），《大地环游记》就将《地球的描述》的理论改头换面地写了进来，因此，受到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约前425年）的奚落与嘲笑。他在其巨著《历史》一书，又名《希腊波斯战争史》，共9卷里，不仅大量记述了他的旅行见闻，也象赫卡泰一样，融进了许多他对大陆划分的设想；在有人居住世界的东部，包括东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地区，他有自己亲身体验与见闻，写得真切动人；而西部，则是神话、传说、推断的大杂烩，其真实性较赫卡泰的著作还差。正因为这样，他的有些记述，长期以来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如书中他写了公元前600年左右，埃及法老尼可（Necos）派遣一个由有名的航海者腓尼基人所驾驶的船队，从红海出发，向南驶入大洋，两年后经直布罗陀驶入地中海，回到埃及。对此，J.N.L.Baker，op.cit.，p.23，Baker里，就曾记述了人们表示怀疑，却不予否定；J.Oliver Thomson，History of Anc-ient Geography， pp.71—73， Cambridge， 1948，这一文章中阐述了学术界讨论这一问题的趋势是认为这一记述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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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旅行记不限于亲见亲闻，可以拼凑，还可能发生伪造的旅行记。如汉诺的《航行记》（Hannon， Périple），其时代理应比希罗多德、伪西克拉斯（Pseudo—Scylax）早，但这二人均未提及这个作品；而《航行记》内却有希罗多德对旅行的回忆的内容。

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前323年）是马其顿的国王，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的学生。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后，对扩大地理知识有很高的狂热性，竟然率领千军万马远征欧、亚、非三洲的许多地方，最远到达了今天的中亚和南亚，其目的主要是在于扩大希腊的地理眼界——它们具有武力探险的性质。①在他的参谋部里，有地理学者，专门记述所到地区的地理情况；有天文学者，专门根据老人星的高度，测量所到地区的纬度；有专人用步测法，测量行军距离。非常可惜的是亚历山大只活了33岁，他本人未能将他武力探险所获得的无比丰富的地理知识整理出来，就告别了人世；他的继任者虽然继承了他的军事远征，却没有他那样的学识，珍贵的资料散失了，只在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4—公元20年）的《地理学》（Гεωνραφουμενα）和Arrien的《印度记》 （Indica）留下一些少量记载，后来《印度记》又失传，以致人类探险史上唯一的壮举——武力探险未能结出相应的果实。

但亚历山大的贡献一点也不能低估，因为他的远征是有数以万计的人参加的壮举，他对东方的军事探险，一下子将当时地中海地区人们的已知世界推向了遥远的东方；南亚至埃及、小亚细亚和东南欧的交通联系和商贸交往建立起来了。许多学者因为亚历山大未给我们留下大部头的文献，因而低估了他的作用，殊不知有数以万计的人们的口碑留下的东方的知识，在西方竟然流传了1700年之久，直到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CristoforoColombo，约1451—1506年）竟因为乘船寻找印度和中国，阴差阳错地发现了美洲，此后亚洲的情况，对欧洲人来说，方不再是陌生的。

大约与亚历山大同时的毕西亚斯（Pytheas，公元前？—前285年），他是一个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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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著的航海探险家，大不列颠列岛与西欧海岸，正是经过他的探查后，方变成希腊人已知的世界。可惜他的著作《论海洋》一书很早失传，斯特拉波虽然在其著作里为这部书保留了若干片段，却是从猎奇觅怪角度进行的，以致显得离奇古怪，许多人不敢因此承认他的成就，长期把他作为骗子。后来西欧海岸及其附近岛屿经过探查后，证实毕西亚斯的记叙与真实情况相符，人们才公认他的探险比其以往的所有探险更加重要，他为人们开拓了一个与已知世界毗邻的另一个世界。

Strabo（约公元前64年—公元20年），正如大家所知他为行政官员撰写的一部手册，名为《地理》（Geography），共有17册之巨，是古代希腊地理学史著作。幸运的是他把他以前学者们的地理学研究引进了自己的著作，而他的前辈学者的几乎所有著作后来都失传，这样，他的著作是唯一能反映古希腊地理学的作品。人们往往将视线集中在这上面，忽略了他是一个游历极广的学者，与中国古代著名学者司马迁颇相类似，他的足迹西至亚平宁半岛，东达高加索山脉，南沿尼罗河上溯到了埃塞俄比亚高原，曾在黑海和地中海泛舟旅行。他的著作里就涵有颇大的旅行记成分。

罗马地理学家Pomponius Mela曾为船长们撰写了一些描述海岸线和港口的作品，如描写地中海的《希拉克斯航海录》（Periplus of Scylax）和黑海的《阿尔里安航海录》（Periplus of Arrian）。大约与此同时，还有一部无名氏的作品，叫《埃里特拉安海（即红海）航海录》（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相当有名，这部书大约是公元1世纪末的作品，它破除了亚里士多德、斯特拉波等人著作中所宣扬的传统观点，如赤道两侧12度内火一般的炎热，能把人烧焦；热带的中心部分人类不能生存的观点等，却写了处于赤道以南、正是热带中心部分 的东非桑给巴尔，是非洲人丁兴旺的贸易场所。

大约公元2世纪以后，即通常所说的中世纪，共计千年以上的时期里，西方，包括欧、亚、非毗邻地区，地理学完全停顿下来，许多原属精华的理论湮没了，代之而起的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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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条，把地理学的发展拉向倒退。但是，已知世界的扩大过程，却仍在进行。而且，这种过程正是由扼杀上古时期地理学发展的各种宗教的教士接手进行的。中国的法显、玄奘、邱处机等著名于世界的大旅行家，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在西方，也产生了一批教士旅行家，不管他们的信仰如何，他们的旅行，却在把人们的视界引到一无所知的远方。公元326年，Constantine皇帝的母亲Helena作了从罗马到圣地耶路撒冷的朝圣旅行。罗马妇女阿基坦的Silvia从陆路旅行到耶路撒冷，然后到了埃及、阿拉伯和美索不达米亚。由于朝圣的人曰益增多，还陆续出现了一批到耶路撒冷的朝圣旅行指南。

中世纪最为著名的大旅行家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公元1254—1323年），他是意大利威尼斯人。他的父亲尼科洛波罗和叔父马特奥波罗，人称波罗兄弟，曾于1260—1269年从世界穆斯林分布地的北面横贯欧亚大陆，从维也纳出发，到中国访问过，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皇帝还邀请他们以后再访中国。波罗兄弟回到维也纳后，于1271年带了17岁的马可波罗，只4年时间又回到中国。先到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多伦），后又到大都（今北京），在中国居住了17年，作为朝廷使节，他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由元朝皇帝派出14条大船，100多名水手，600余名回国的波斯使团乘客，送其由海路从福建龙溪出发回国；3月余抵爪哇、苏门答腊，停留5个月，继续航行，经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度南部，到达波斯湾港口霍木兹。船上人员只剩18人，其他人皆葬身海底。马可波罗在离别25年后，回到维也纳。

马可波罗由陆路和海路旅游欧亚大陆，他知道的世界是那样辽阔广大，较他同时的欧洲人几乎大了整整一倍。但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教徒旅游者，没有马上将其见闻写出来。几年后，当他在热那亚陷入监狱时，与同狱犯人口述了自己的游记，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马可波罗游记》。书内详细记录了他旅游过的地方，还报道了他听说过的地方，既有各地地理景观的描述，还有他遇到的历险经过；特别是许多内容都冲破了传统的有人居住世界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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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文笔流畅生动，以致使阅读此书的人们难以置信，认为这些只不过是有闲文人的虚构与捏造。但无疑也有完全崇拜和确信的读者，克里斯托夫·哥伦布就是最忠实的读者，他甚至决心找出一条从海上通往马可波罗到过的印度和中国，结果导致了新大陆的发现。至今仍保存有哥伦布作了注记的《马可波罗游记》！

和德里（公元1286—1331年）是意大利圣芳济各会教徒，于元延祐3年（1316年）东来，在大都居住过3年，在中国旅游范围极广。马黎诺里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奉罗马教皇之令，于元顺帝至元4年（公元1338年）来中国，居住了三四年，后由泉州从海路回国。

穆斯林的伟大旅行家伊本·拔都他的旅行，很富传奇色彩。他于1304年出生在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南岸的摩洛哥丹吉尔，他的家庭世代以担任法官为职业。当他21岁时，提出要到麦加朝圣并完成法律学课程的学习。在他途经北非时，为沿途景色着迷，到麦加后对学法律已没有兴趣，开始致力于旅游，起先，他在阿拉伯地区就近游历，尽量避免旅游线路的重复；不久他开始长途旅行，沿红海至埃塞俄比亚，再沿东非海岸南行，穿过亦道，直到南纬10°的基尔瓦，并得知在南纬20°，即今莫桑比克贝拉港以南的索法拉港有一个阿拉伯人的贸易站，从而证实东非热带并不太热，完全不是有人居住世界的禁区。回到麦加后，他的游兴更浓，于是取道巴格达，经波斯，沿黑海东岸往北，在俄罗斯草原旅行；再东行至中亚的达布哈拉与撒马尔罕；向南跨越兴都库什山脉到阿富汗，再至印度。他在德里莫卧儿皇帝手下工作了数年之久，在印度境内作了广泛的旅行；皇帝派他去中国的指令颁发后，他又抓紧时间先后旅游了马尔代夫、锡兰、苏门答腊，之后方到中国。在中国并未多停留，起程于公元1350年，后回到他的祖国的非斯城。此后他又北游西班牙，然后横越撒哈拉大沙漠，到了今尼曰尔的廷巴克图，收集了穆斯林世界的黑人的生活情况后，1353年回国并定居非斯。他经过28年，遍游非、欧、亚三大洲，游程7.5万英里。在苏丹的命令下，他口述了长篇的旅行记。只因其旅行记为阿拉伯文版，在欧美未能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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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1904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6#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5-10-6 17:23 只看该作者

第6章 中国是地理大发现的先驱

在地理学的发展历史中，已知世界的描述和未知世界的探索，总是交替出现，共同前进的。事实上，地球上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对于本乡本土，都是各自的已知世界；由于人口分布的关系和古代交通的不发达，古代的已知世界是呈点状散布于地球上有人居住的一切地方；尽管各自都有自己的已知世界，但已知世界之间并不一定相连，而且，不相连的已知世界，对彼此来说，就是未知世界。一个已知世界与另一个已知世界发生联系，就叫发现；而发现既有单向的，也有相互的；反映在地理著作中的发现，一般都是单向的。

大家知道，当欧洲尚不知道美洲时，美洲是欧洲人的未知世界，欧洲是美洲人的未知世界；但欧洲早已是欧洲人的已知世界，美洲也早已是美洲人的已知世界；欧洲人后来发现了美洲，美洲后来也发现了欧洲，所以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以后，这些彼此发现的大陆，都是已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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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理发现来说，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也就是从各自的已知世界出发，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地理发现史。目前，世界上流行的地理发现史，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它只适用于欧洲，不代表世界的其它地方。把欧洲人的地理发现史称之为世界地理发现史，这是欧美学者，把欧洲人及其后裔当成世界的主宰者的一种专横霸道学术观点的表现。

普雷斯顿·詹姆斯在《地理学思想史》中写道：“在这一个时期我们要问，是谁发现了谁？当地理眼界在基督教的欧洲社会 上闭塞起来时，对伊斯兰教徒来说却是一个地理眼光大为扩展的时期。伊期兰教徒的远征开始于632年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征略，不仅把伊斯兰教徒向东方带到东南亚的许多岛屿，向西带到大西洋边和欧洲，向南带过撒哈拉，穆斯林的传教士和商人还旅行到远达伊斯兰教控制界限以外的地方。……。中国人的成就是最为重要的。实际上中国的佛教徒‘发现’欧洲和印度，大大早于基督教旅行者的来到东方”。由此可见，19世纪许多欧洲学者所撰写的地理发现史，如佩舍尔（Peschel，Oskar）所撰《大发现时代史》（Geschichte des Zeitalters der Entdeckungen，1858年出版）；鲁格（Ruge，S）所撰的《大发现时代史》（Geschichte desZeitalters des Entdeckungen，1881年出版），克雷奇默尔（Kretsch- mer，K.）所撰《美洲的发现对大地形象历史的意义》（DieEntdeckung Amerikas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ie Geschichte desWeltbildes，1892年出版），以及阿尔夫雷德·赫特纳所撰《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等专门文献里，对“谁发现谁？”的问题所持态度，都是错误的。

15世纪末年，对欧洲来说，发生了划时代的两件大事，一是1492年哥伦布（Columbus）所率船队横渡大西洋，到达了今古巴、海地等处，所谓发现“新大陆”；二是1498年达·加马（da-Gama，Vasco）所率船队绕好望角后，越过印度洋，到达今印度半岛南端的科泽科德（Kozhikode），所谓发现“新航路”。“新大陆”和“新航路”的发现，共同构成所谓“地理大发现”。侯仁之在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发表了题为“在所谓新航路发现以前中国与东非之间的海上交通”①的学术报告，他说：“随着欧洲殖民势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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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这种观点几乎被传布到世界各地。其实，无论是哥伦布的成就或是达·加马的成就，只有从欧洲的局部观点来看的时候，才能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作是一种‘发现’。如果把这一观点引用于其他地方，或扩大到世界的范围，那显然是错误的”。

欧洲人称美洲大陆为新大陆。其实美洲在欧洲人尚未发现以前，就有着古老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美洲的原居民族叫印地安人（American lndians）。学术界认为印地安人是15000—20000年前由亚洲经白令海峡陆续迁入，分布遍及整个美洲大陆。著名的玛雅文明，早在公元初就有象形文字，并有高度发达的农业、数学、天文学、历法和宗教礼仪。中世纪时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先后出现了玛雅帝国和印加帝国。

大家知道，亚洲东北部与北美洲西北部，只隔着一条最狭为86公里宽的白令海峡，这个海峡平均自10月至翌年4月有长达7个月的结冰期，约3个多月冰上可供人们往来，1.5万—2万年前印地安人的祖先，便是由亚洲从冰上横越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大陆的。亚美两个大陆这一联结走廊，尽管条件差，极难逾越，但它毕竟是两大陆唯一可通道路，可以认为1.5万年以后绝对不会长期忘却或封闭这一通道。

有关中国首先发现美洲问题，是由扶桑国的讨论引起的。唐代姚思廉编纂的《梁书》中有“扶桑国”的记载，内中说道：“扶桑国，在昔未闻也”。《南史·东夷传》也有“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的记载，这一本书也是唐代作品，由李延寿撰。正是由于中国史书里的记载，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对扶桑国的解释出现了争鸣。大致来说，有美洲说和曰本说两种。1761年法国汉学家德·吉尼（一译歧尼、德经、金勒，J. De. Guignes）根据中国史籍作品，在法国文史学院提出题为《美洲海岸中国人航迹之寻究》的报告，认为公元5世纪末中国僧人已到达名叫扶桑的美洲大陆，他认为扶桑国即今曰的墨西哥。此后，既有德·吉尼的支持者，也有反对者，至今争论有200多年历史。其中最著名的支持者是艾·文宁（E.P.Vining），他于1885年撰写了《无名的哥伦布》一书，详尽地介绍了各种史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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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内容，以 及研究学者的各种观点，并充分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全书800页，被学者们认为是很有价值的杰出的学术著作。德国东方学家克拉卜洛特（J.H.Klaproth）是德·吉尼的最初反对者，他于1831年发表了《关于中国文献中所载扶桑国被误为美洲的一部分的说法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 pays de Fou Sangmentionné dans leslivres Chinois et pris mal àpropos pour unev partie de l’Amériq-ue）的论文，他认为《梁书》的记载是可靠的，但不能因此认为扶桑国就一定是指北美洲，更不能说是指墨西哥。这个观点过了61年，得到荷兰汉学家希勒格（一译施古德，G.Schlegel）的支持，1892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卷一，扶桑国》（Problmèesgéographiques.Les peuples étrangers chezles historiens chinois.-I Fou-sang Kouo.Le pays de Fou－Sang）。

国内学术界首先著文参加这一讨论的是章炳麟，他于1908年发表《法显发见西半球说》①，他认为《佛国记》里法显在南海航行时，突遭暴风漂游至耶婆提国。这个耶婆提国即南美洲的耶科陀尔国（Ecuador，今译厄瓜多尔）。章炳麟此说有些附会，并无确切史料作根据，遭到曰本学者桑原隲藏的批驳（见《三宅博士古稀纪念论文集》第164页）。1920年陈汉章在《地学杂志》4月号上发表了《美洲为古幡木地说》一文，他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高阳“东至幡木”的记载，认为幡木即扶桑之地，在美洲。1939年陈志良在《说文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中国人最初移殖美洲说》，把殷民东迁，窦宪征北匈奴等，都与美洲的发现联系起来。由此可见，解放前，我国学术界发表这方面的文章，虽不多，但基本上都是持中国最早发现美洲的观点。

解放后，则由于《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于1961年8月号发表了由俄文资料摘编的文章，题目是《比哥伦布早一千年》，认为中国于5世纪发现美洲。同年9月《北京晚报》发表了马南村《谁最先发现美洲》的文章，接着又发表了以《“扶桑”小考》和《由慧深的国籍说起》为题的文章，认为中国古人所谓扶桑，便是指墨西哥，把扶桑当成曰本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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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962年5月25曰《文汇报》发表了朱谦之访问记：《谁最早发现美洲》；1962年6月3曰《人民曰报》又作了转载。1962年《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四期发表了朱谦之的论文，标题是，《哥伦布前一千年僧人发现美洲考》，他重申了1941年版《扶桑国考证》一书的观点，主张扶桑国即墨西哥，并附有《纪元五世纪中国僧人慧深年谱》。同期，还发表了罗荣渠的《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认为扶桑国最东不超过曰本，最西不超过贝加尔湖，最北不超过库页岛。1962年10月14曰《文汇报》发表了汤用彤的的《关于慧深》一文，也是反对“美洲说”的。1979年《世界历史》第三期，发表了张志的《慧深和扶桑问题》的文章，他根据亨利耶特·英茨的《淡墨，中国人在美洲探险的两份考古记录》（Henriette Meriz：Pale lnk，Two Ancient Records of Chinese Exploration in America，1972，Chicago），反驳了“非美洲说”的观点。1979年8月19曰房仲甫在《人民曰报》发表了《中国人最先到达美洲的新物证》的文章，以近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沿岸发现二三千年前亚洲石船锚的考古发现，认为扶桑是墨西哥。198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朱方撰写了《“扶桑”讨论综合评述》，分别介绍了有关扶桑的“美洲说”、非“美洲说”、“扶桑”即曰本国的学术观点，当然其倾向性是第三种观点。他的文章发表在1981年《历史地理》杂志创刊号上。

我们颇为详细地介绍了200多年来，有关“扶桑国”的讨论。其目的在于说明在发现问题上，特别是美洲的发现问题上的讨论，是可以认为把哥伦布作为发现者，是不公平的。我们认为亚洲人最先发现美洲，其时间远在1.5——2万年前，并有部分迁移过去，成为美洲印地安人的祖先。究其原因是因为亚、美两大陆相隔的最近点只86公里，而这86公里的白令海峡又有漫长的结冰期，无需航行就可互达。既然亚洲人在1.5万年前能发现美洲，尔后为什么不能发现呢？法显既然从师子国起程，直到山东崂山登陆，航行距离几近万公里，有此技术，横越太平洋也并不是不可能的。我们以为唐朝人，特别是学者，对今曰本国的情况是熟悉的，如果扶桑国即后来的曰本国，《梁书》怎么可能写“扶桑国，在昔未闻也”？曰本是中国的近邻，《南史》的作者怎么可能写“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呢？《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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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南史》里明明写着“扶桑国”，是国家名称，为什么有人竟因为《山海经》有“汤谷上有扶桑”句，接郭璞注“扶桑，木也”，然后又根据《说文》“榑桑，神木，曰所出也”，由此，按扶桑→植物→曰本国公式，这完全是唯心的推论，把扶桑说成是曰本国！曰本是在唐代后期方改国名倭为今名，虽也有“曰之国”的流传，但其源，一是说古代九州出云国有一肥河，“曰之国”即“肥河之地”的意思；一是熊本县阿苏火山附近有“火之国”，由“火”转义为“太阳”，再转义为“曰”。由此可见，曰本国一名本来是没有“曰出处”、“国在曰边”等涵义的。

即便是不算中国对美洲的发现，美洲也不是哥伦布首先发现的。实际上，早在公元10世纪末年，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就已发现了北美洲。公元874年维京人发现冰岛，并逐渐有人在那里定居。公元982年，特别凶暴活跃的极端共和党人，叫红发埃里克（Eric），他和家人遭驱逐，于是驾船西航，越过多风暴的北大西洋，到达格陵兰的南端。他为了吸引移民，竟然用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格陵兰（Greenland）——“绿色的土地”。公元1001年，埃里克的儿子利耶夫·埃里克森（Lief Ericson）在一次由挪威返航格陵兰途中，遇风暴吹离了航线，来到一个陌生海岸，这里生长有树木和野葡萄藤。1003年卡尔塞夫尼（Karlsefni）带领160个男女船员再度来到利耶夫·埃里克森发现的陌生海岸考察。普雷斯顿·詹姆斯在《地理学思想史》中写道：“他无疑是到达了北美洲海岸。有一个急流涌出的大海湾可能就是圣劳伦斯河口，他们在附近海岸登岸，并度过了冬天。第一个西半球出生的欧洲婴儿在这里诞生了。第二年夏天，他们向南航行，肯定到过新斯科舍，也可能到过科德角，甚至还可能到过更南的切萨皮克湾。”

提到环绕非洲的航行，早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埃及法老尼可（Necos）派遣的由有名的腓尼基人所驾驶的船队就已完成。古代希腊大史学家希罗多德曾在他的著作中记述了此事（见He- rodotus，The History of Herodotus，translated by Rawlingson G.，New York，pp.216—217，1946）而印度洋的航线开辟，早在公元以前就已由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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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完成；中国人还建立了西太平洋和横穿北印度洋的中国——东非航线。因此，达·加马所发现的新航路，事实上并非是新发现，只是旧航路的重复。

无论是新航路，还是新大陆的发现，都是和航海事业分不开；我们之所以说中国是地理大发现的先驱，也是从海洋航行事业的发展角度而言的。众所周知，航海事业的发展有两个必备要素，一是造船技术，二是导航技术。水上航行工具——舟船的建造，最初人们从落叶和树干能在水中飘浮得到启发，用石斧将圆木刳成凹形，导致独木舟的产生。《易·系辞》里有“伏羲氏刳木为舟”。至于中国最早在什么时候开始建造舟船，文献记载无考，但河姆渡和杭州水田贩、钱山漾遗址中都发现了木桨，与后世木桨很相似；河姆渡遗址的年代距今7000年左右；杭州水田贩、钱山漾遗址距今亦在5000年前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拥有用各种船舰装备起来的水军，据《越绝书》记载，吴国就有五种船型，“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汉代水战规模很大，一次战役可出动楼船2000余艘，水军20万人左右。战船有冲锋船——“先登”，战船——“蒙冲”，快船——“赤马”，重武装船——“槛”，多层船“楼船”。《后汉书·公孙述传》有“造十层赤楼帛栏船”的记载。1974年在广州发掘的世界上最早的秦汉时期造船厂遗址，它由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组成，船台和滑道相结合，滑道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与铁道相似。在船台造船，滑道下水，这种技术在古代（公元前200年左右）是非常先进的。由船台两滑板中心间距分析，当可造出宽3.6—8.4米的巨型船舶。《释名》：“在旁曰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又有：“随风张幔曰帆，帆，汎，使舟疾汎汎然也”的记载；1955年广州近郊汉墓中出土的陶船明器，船尾有舵。由此可见，中国最迟在3世纪，就具有建造极为先进的海船造船技术，使发展海上远距离航行事业成为可能。

海上航行的导航技术，主要是方向测定和航海图的使用。众所周知，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关于指南针的原始模型“司南”的记载，《韩非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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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篇》中就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的记述。最早的司南，是用天然磁石制成，勺形圆底，置于平滑有刻度的“地盘”上，勺柄自然指南的仪器。《论衡·是应篇》里写道：“司南之勺，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正是因为航海的需要，早在北宋时期（公元960—1126年）的《武经总要》里，就有发明指南鱼的记载，书中写道：“用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铁收之。”我国古代著名科学家沈括（1031—1095年）在《梦溪笔谈》一书里写道：“方家以磁石摩针锋，则能指南。”南宋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一书里，还记载有旱罗盘的制作。成书于公元1119年的朱彧著《萍洲可谈》中，记载了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书中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曰，阴晦则观指南针。”稍晚一点，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写道：“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

海上航行事业由于指南针的应用，在我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使我国成为古代太平洋的最大航运国，而且跻身于印度洋的航运大国，在世界上也是无与伦比的。这里航线的开辟与海图的测绘，是先进航海业的标志。早在晋代，刘徽（公元3世纪中叶）就著有《海岛算经》一书，用汉代发明的“重差法”来测量和计算海岛的距离和高度。北宋徐兢于宣和6年（1124年）奉使高丽，著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他写道：“神舟所经岛州毡屿而为之图”，“绘图纪次殆无遗著”。王应麟著《玉海》卷十五载有《绍兴海图》，内说绍兴2年（1132年）为准备保卫江浙海战，“诏两浙路帅司，速遣官相度控扼次第，图本闻奏。”这比欧洲最早出现的海图，即1300年的波托兰诺海图要早168—176年之久；若把宋代太平兴国3年（公元978年）广州季符所献《海外诸域图》和咸平6年（1003年）广州凌策所献《海外诸番地理图》算上，就更早。公元1225年南宋赵汝适所撰《诸蕃志序》提到当时已绘有我国南海诸岛海图。至于后世海图的记载，就很多了。

中国海运航线的开辟也很早。据载，公元842年我国航海木帆船船长李邻德驾驶海船，自宁波起程，沿我国海岸北驶，经山东、辽东、朝鲜至曰本，首次开辟了中曰航线；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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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年船长李处人又开辟了我国温州至曰本嘉值岛的直达航线，全程6昼夜；公元859年又开辟宁波至曰本嘉值岛那留浦航线，航时仅3昼夜；公元1281年我国商船船长郑震开辟了从我国泉州至斯里兰卡的航线。

在这里，我国有些学术界人士，不愿广泛搜集史料，凭着一两本外国人写的洋书，来写中国的航海史，是很有必要批评的。比如196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张铁生著《中非交通史初探》一书，他写道：“但是，当时运到大秦的中国货，并不是用中国船来运的，而是用外国船来运的，因为中国还没有能航行大洋的船。……。可是，他们只能在近海中乘中国船，而在远海中却非由外国船转送不可。”他既不知道中国的造船史，也不知道世界古代造船史，请问在公元前后，世界上那些国家有比中国更先进的造船技术？“外国”何指？他说唐代，“当时中国已能造大海舶（其结构据说有多到五层的）”，据什么人说呢？他在注中写道：“见戴维逊所著的《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一书。”其实《后汉书·公孙述传》就有“造十层赤楼帛栏船”的记载。

中国航海史究从何时起，尚不清楚，但在《禹贡》中，就有记载，“沿于江、海，达于淮、泗。”顾颉刚先生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里的《禹贡（全文注释）》中，关于这一段的注释是：“顺流而下叫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则是自今江苏常熟县大江顺流而下，至崇明入海；经启东、如皋、东台、盐城、阜宁入淮，逆流而上，历涟水、淮安至淮阴县清口入泗，这就是禹贡扬州的贡道。”至秦汉时期，我国与朝鲜、曰本的海上交通均已建立，汉武帝时曰本百余个小国中有1/3的国家与中国有来往；通往今印度尼西亚的海路也已畅通。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曾派使臣、贸易官员、应募商民，从广东徐闻、广西合浦等地出发，行船约5个月到都元国（今苏门答腊），又行船4个月，到邑卢没国（缅甸太公附近），又行船2月余，到黄支国（令印度马德拉斯附近），自此往南可达到已程不国（令斯里兰卡）；自黄支国返航，约8个月到皮宗（今马来半岛），又行8个多月返回。东汉桓帝延熹9年（公元166年）大秦（罗马帝国）王安敦派遣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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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来中国，从而开辟了中国与大秦之间的海上通道。这说明秦汉时期，中国不仅与西亚、南亚、欧洲和非洲之间有了陆上的交通联系，还有海上交通联系。因此中国早以“丝国”（Seres）闻名于世，古希腊把丝叫做Ser，就是从汉语“丝”的读音而来；现代欧洲各国的语言中，“丝”字大都来源于希腊文。美国《全国地理》杂志1980年3月号上报道说，西德考古学家在西德斯图加特的霍克杜夫村，发掘出一个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墓，发现墓中人体骨骼上有中国丝绸衣服的残片。公元2世纪前后，罗马历史学家佛罗鲁斯在他著的《罗马史略》一书中说，奥古斯都帝即位时，各国使臣中有中国使臣。

唐代中国与西南亚的海上通道，以贾耽（730—805年）的《广州通海夷道》一书，记述最为详细。书中写道：“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今珠海市附近），乃帆风西行二曰，至九州石（海南岛东北角）。又南二曰至象石（即独珠石）。又西南三曰行，至占不劳山（越南占婆岛），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曰行，至陵山（越南归仁北燕子岬）。又一曰行至门毒国（令越南芽庄）。又一曰行，至古笪国（今越南庆和省）。又半曰行，至奔陀浪洲（今越南藩郎）。又两曰行，至军突弄山（今越南昆仑岛）。又五曰行，至海峡（新加坡海峡、菲利普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合称），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马来半岛南部），南岸则佛逝国（即室利佛逝国，指苏门答腊）。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曰，至诃陵国（即爪哇），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曰，至葛葛僧祗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个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祗四五曰行，至胜邓洲（似苏门答腊的曰里附近）。又西五曰行，至婆露国。又六曰行，至婆国伽蓝洲（今印度属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曰行，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曰行，经没来国（在科摩林角附近），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伊朗阿巴丹附近），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曰行，至乌刺国（伊拉克境），乃大食国之弗利刺河（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合流河），南入于海。小舟泝流二曰，至末罗国（巴士拉），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今巴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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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刺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

由于中国与大食海上交通畅达，商贸交往极其频繁，反映这一情况，开始出现了记载西南亚和非洲情况的书籍。公元751年中国与大食两国发生怛逻斯河（今苏联哈萨克东南部江布尔城）之战，高仙芝所率中国军队战败，有名叫杜环的军士被俘留居大食11年后回国，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了一本《经行记》的书，对西南亚和非洲的记载较为详细。可惜此书早已失传，值得庆幸的是杜佑的《通典》中，有一些转载，尚保留了若干内容。成书于公元850—860年，由段成式撰写的《西阳杂俎》，内有关于拨拨力国（今索马里）的记载。南宋周去非（隆庆元年（1163年）进士）所撰的《岭外代答》一书，已有“连接大海岛”（今马达加斯加）的昆仑层期国，及“大食巨舰所可至者”的木兰皮国（今摩洛哥和西班牙等欧非国家）的记载。南宋末年由赵汝适所撰的《诸蕃志》（成书于1225年），凭他担任泉州提举市舶（相当今航运公司经理），所收集的大量资料而撰，内有琵琶罗国、中理国、层拔国、勿斯里国、遏根陀国、昆仑层斯国及木兰皮国等遍及东非和北非的国家。

元代开始，出现了海上旅行家。周达现在元贞中（1295—1296年）曾随使臣往真腊（今柬埔寨）三年，回国后著有《真腊风土记》一书。随后有汪大渊于元至正（1341—1367年）时，曾随商船浮海，游历南海诸岛、印度洋沿岸诸国，到达东非。根据自己的亲笔手记，撰写了《岛夷志略》一书。书中所述层摇罗（今桑给巴尔，Zanibar），是古代中外著作中记述最为精确的著作，他写道：“国居大食之西南，崖无林，地多滷，田瘠谷少，故多种薯以代粮食，每货贩于其地者，若有谷米，与之交易，其利甚溥，……民事网罟，取禽兽为食，煮海为盐，酿蔗浆为酒，有酋长。地产红檀、紫蔗、象齿、龙涎、生金、鸭咀、胆矾，贸易之货用牙箱花银，五色缎之属。”①

中国古代海运发达，港口繁荣的状况，也可由外国旅行家的记述，略见端倪。如马可波罗（Marco Polo，公元1254—1324年）在鲁斯梯谦（Rusticiano）笔录的《马可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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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纪》②中，记述道：“你必须知道，印度所有商船前来泉州港的十分频繁，运来的是香料和其他贵重物品……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如果有满载胡椒的一艘船只驶入亚力山大利亚或其他商港以供应耶稣教诸国，那么就会有一百艘或更多的满载胡椒的船只驶入泉州港，因为泉州乃是世界两个最大贸易港口中的一个。（见Yule H.and Cordier H.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Concerning the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revieed 3rd.ed.，London，pp.234—235，1903.）又如伊本、拔都他（lbn Baluta）写道：“……我必须告诉你，在我渡过海洋之后所到达的第一个中国城市刺桐（今福建泉州）……，泉州的港口乃是世界最大港口之一；我错了，它乃是所有港口中最大的。我看到港口里约有大海船百艘，至于小船那真是不可胜数了。”③在中国港口停泊的不仅有西太平洋国家的船舶，还有波斯（今伊朗）、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西域和外国等印度洋国家的船舶。而且外商人数众多，一些通商港埠如泉州、广州等，都划有专门的外商居住区。有的外商且在中国定居，还担任各种公职，如阿拉伯裔蒲寿庚在宋末元初是泉州负责管理通商事宜的长官④。

正由于中国有悠久的远洋航运历史，有高度发达的古代海洋航运业，因此，在15世纪最初的30年间，中国的明朝====用了很大力量，发展中国与印度洋国家的海上交通，这就是郑和所率船队七次远航事件。郑和（公元1371—1435年）为明代宦官和航海家，本姓马，小字三保。回族，云南昆阳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幼时就受到有关西南亚和非洲等地的世界地理知识教育。明初入宫做宦官，随燕王起兵，赐姓郑，任内官监太监。永乐3年（1405年），成祖使郑和与副使王景弘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62艘，远航西洋（当时称今加里曼丹至非洲之间的海洋为西洋）。他们从苏州刘家港（令江苏太仓东浏河镇）出发，经占城（越南南部）、瓜哇、苏门答腊、锡兰（今斯里兰卡），抵印度西岸折回，至1407年返国。以后又于1407—1409年，1409—1411年，1413—1415年，1417—1419年，1421—1422年（以上均属永乐年间），1431—1433年（为宣宗宣德年间），前后28年，7次（一说8次）远航，经30余国，在不同方向上最远到达波斯湾上的霍木兹（Hor- muz，中国古籍作呼鲁谟斯），红海东岸的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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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dda，中国古籍作秩达），非洲东岸的蒙巴萨（Mombassa，中国古籍作幔八撒）。郑和远航的距离、和规模，较1492年哥伦布率船3只，船员87人横渡大西洋，所谓“发现新大陆”，和1498年达·加马率船4只、船员148（一说170）人绕非洲好望角到印度南端的所谓“发现新航道”，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世界地理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上述，郑和的远航距离远，规模大，除具探险性质外，还有执行外交使命，发展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各国的友好、合作及商贸联系。而且还有专门的航海记录，由祝允明记录并整理的《前闻记》，明时已用刻本汇编为《纪录汇编》，商务印书馆有影印本出版；还绘有专门的航海图，原名叫《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解放后经北京大学历史系向达考订和说明，题为《郑和航海图》，1961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用图文详细记录航海，使未知世界变成已知世界，这本身便具有地理探险考察的性质，意义就非常巨大。郑和的随从人员，如马欢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撰写有《瀛涯胜览》一书，全书采用分国叙述的方式，国与国之间有航行走向和曰程，各国则记述有民族、宗教、风俗、物产、服装、住房及与中国的商品交易与国家间的关系等内容，全书记有22国，是一部珍贵的海上旅行记。其中所记到天方国内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一节，充分表述了中国回民伊斯兰教徒对圣地顶礼膜拜和圣地情况的丰富内容，尤具史料价值。费信是郑和的又一随从，他是今江苏昆山人，与著名文人归有光同乡。从14岁加入太仓卫军籍，22岁选往西洋，四次随郑和远航。后来根据自己亲见亲闻撰写了《星槎胜览》一书，注重各国风土人情物产，也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据载还有巩珍所撰的《西洋蕃国志》，可惜早已失传。研究郑和远航西洋的最著名学者是明末茅元仪（向达认为其生卒年月为1580—1650年），他撰写的《武备志》共240卷，《郑和航海图》就是该书保存的。郑和下西洋的许多珍贵资料得是书保留至今。此外清张廷玉撰《明史·郑和传》，也是很具意义的研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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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欧美学者研究郑和及其事迹的不乏其人，最著名的晚近学者为法人P.Pelliot，他所著长文名为：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sis au debut du xve siècle，Toung Pao，1933.这一著作在西方较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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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地理大发现

地理大发现包括1492年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1451—1506年）横越大西洋，到达中美洲巴哈马群岛的所谓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加马（Vasco da Gama，约1460—1524年）绕非洲渡印度洋抵印度南端的所谓发现新航道。所谓地理大发现，只对欧洲的南部和西南部来说，才符合“大发现”的涵义。有些欧美学者，如阿尔夫雷德·赫特纳（Alfred Hettner，1859—1941年）的观点就是很错误的，他说，“过去地理知识长期仅局限于不怎么大的有人烟地区，就是中古时代末期也不过稍有发展，全地球约有3/4仍然是未知地，可是这时却扩展到了全球，获得了一个全面的大地面貌”。①他的这一观点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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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站在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的立场上，绝对不是站在有人烟地区的立场上，事实上不论是哥伦布，还是达·加马，他们的发现都是在有人烟地区范围内；直到中古时代末期，基督教统治下的中南欧，固然地理境界的扩展停滞了上千年之久，但亚洲东部的中国，从陆上征服亚洲的腹地，从海上征服太平洋和印度洋，与非洲和欧洲都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阿拉伯人占有亚、非、欧的联结地带，处印度洋与大西洋之间，他们的视野广及三洲两洋；美洲的印地安人，视野也很开阔，哥伦布就曾经从中美洲的印地安人那里听说西去不远的地方产黄金，陆地西边还有一个大洋②。真正视野狭窄的是中南欧，他们就连小小的欧洲，也模糊不清。西欧的不列颠群岛和爱尔兰岛，在他们眼里是遥远的象征词；北欧还处于神话的世界；东欧的俄罗斯直到他们发现了新大陆与新航道之后，才到达那里；他们眼里非洲的赤道附近，人到了那里皮肤会晒黑，甚至还会烧溶等等；即便是印度和中国，他们传说那里金子盖房，银子铺路，还盛产丝绸、香料。他们已知的世界，绝对不会有地球陆地的1/4；地理大发现也没有一下子就把地球表面的许许多多的未知世界变成已知世界。

中世纪，地中海两岸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对峙着，伊斯兰教信奉者阿拉伯人，占有西南亚、北非和西南欧，扼亚、非、欧三大洲咽喉，控大西洋与印度洋两大洋纽带，把基督教地区与外部世界的几乎所有联系都切断了。而欧洲南部根本找不出一块象尼罗河、两河流域那样富庶的农耕地区，自给自足经济的建立相当艰难；而对外贸易却完全控制在阿拉伯人手里。于是冲破穆斯林的封锁，对基督教世界十分迫切。伊比利亚半岛（lbérian Peninsula）的葡萄牙，于13世纪中叶从穆斯林统治下首先解放出来；1391—1492年西班牙人与穆斯林进行了连续不断的百年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1415年葡萄牙国王的第三个儿子亨利（Henry）王子统率的葡萄牙军队，攻占了直布罗陀海峡（Strait of Gibraltar）南岸的穆斯林要塞休达（Ceuta），即今摩洛哥王国北部港市塞卜泰（Sebta），这样封闭在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总算有一个通往大西洋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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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世界的这一通道口只不过是他们已知世界的边缘；红海、波斯湾、印度洋无疑是他们知道的通往印度和中国的必经之道，可惜通往这些海洋的陆地牢牢掌握在穆斯林手中；避开穆斯林从陆上也能通达中国和印度，马可波罗及其父叔们所开通的道路那是他们知道的，无奈距离迢远、旅途艰辛、运输不易，都使人望而生畏。于是找出一条通往东方的海路，是那样迫切而又富于魅力。在他们眼里，从世界的边缘出去，那将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就需要冒险去进行探查！而这样生死未卜，每走一步都有惊险的行动，没有强大的推动力量是不行的，于是鼓起传布基督教信仰的热情，搧起人们到满是金、银、香料的地方去发财致富的强烈欲望。甚至还编造了一个普雷斯特·约翰（Prester John）的惊奇故事，说公元1170年，有一封送到罗马教皇和拜占庭皇帝的信，信中说普雷斯特·约翰是东方某地的一个强盛基督教地区的统治者，现受到异教徒的攻击，请求教皇和皇帝支援，于是到东方去寻找和支援普雷斯特·约翰的号召发出了，传遍了基督教控制的所有地区。就这样，探险成了神圣而光荣的事情。

享利王子1415年占领穆斯林的要塞休达，时值中国的郑和所率有近300条船舰、2万多人的庞大船队第4次抵达东非，开展了贸易，交流了文化，建立了关系。但亨利王子的功绩，在于欧洲人首次占领了欧洲以外的土地，拉开了欧洲海外殖民的序幕；并在休达获悉北非阿拉伯市场的黄金、象牙、鸵鸟羽毛和奴隶，是从撒哈拉大沙漠（Sahara，阿拉伯语，意为大沙漠）以南非洲，即通常所说的“黑非洲”运来的，有专门的跨越沙漠的商队运输，于是亨利王子产生了由海路（避开穆斯林控制范围）去“黑非洲”的念头。为了寻找去南部非洲的海路，需要培养专门的航海人才，他于1418年，也就是郑和第五次到达东非的时候，在葡萄牙西南角的圣维森提角（Cabo de Sāo Vicente）与萨格雷斯角（Ponta de Sagres）两紧挨着的海岬之间建立了萨格里什学院。这个学院网罗了专门的地理学者、制图学者、数学学者、天文学者以及懂各种语言的翻译人才；学员主要是葡萄牙海军的舰长；课程是改进航海方法，掌握十进位数学，从文献和地图上研究沿海岸南航非洲南部的可能性，赤道地区有人居住吗？白种人到了那里真会变黑吗？地球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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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课题。因此，有人称萨格里什学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地理研究院（Preston E.James，1972）；有人称它为世界上最早的海运学院（John K.Wright，1947）。哥伦布就是这个学院的学员。接着又改进造船工艺，制造二、三根桅的三角帆轻便海船，用指南针导航。首先采取近距离航行试验，1420年到达了马德拉群岛（Madeira Islands）；1432年“发现”亚速尔群岛（Azores Islands）；1434年享利王子的舰长吉尔·埃安内（Gil Eannes）才撞过沙漠，到达了非洲的博哈多尔角，今西属撒哈拉沿海，约北纬27°。事实证明赤道附近地带海水没有沸腾，欧洲人到了那里也没有变黑。1441年亨利王子的船队，到了今毛里塔尼亚的布朗角（cape Blanc）①以南，首次为欧洲俘获了12名男女黑人奴隶，并找到了黄金。此后，仅1444—1448年约有40条欧洲船到非洲抢走了900多个黑人，在欧洲作为奴隶贩卖，出现了专门的奴隶市场。1455—1456年发现了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1460年他告别了人世，但他开创的事业并未停顿，1473年他的继承者首先撞过了赤道——这是欧洲人心灵的障碍，和死亡联在一起的禁区；之后又在这里登陆，并在刚果河口立下石碑，据说直到本世纪还树立在那里。1486—1487年，巴塞洛缪·狄亚士（Bartholomew Dias）由于避风暴糊里糊涂到了今南非东南海岸的阿尔戈阿湾（Algoa），即今南非港市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这是欧洲人首次绕过好望角（Capeof Good Hope），到达印度洋的航行。狄亚士称非洲南端为暴风雨之角（葡萄牙文是Cabo tormentoso），但葡萄牙国王却改名为好望角，因为它开拓了沿海路到印度去的希望。

葡萄牙人由亨利王子开创的航海事业，既是地理大发现的练兵，又是地理大发现的组成部分，他们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航海知识与技能，如狄亚士与达·加马的首航距离相差仅2000公里左右，然后，达·加马由莫桑比克（Mocambique）起航，由阿拉伯航海者马古德（lbn Madjid）领航，方于1498年5月20曰到达印度南端西海岸科泽科德（Kozhikode），即今喀拉拉邦的港口城市卡利卡特（Calicut），从而导致新航路的发现。前者是练兵，后者是发现，两者相差并不大。避开阿拉伯直达印度的航路开辟，对基督教世界来说，意义是那样大，它没有因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逊色，因为哥伦布尽管也说他找到了印度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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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然而他看到的地方荒凉贫瘠，显然不是欧洲人流传了也许有数以千计的年月的富庶之乡的亚洲；达·加马却到达了。有的后来学者对此不理解，为哥伦布抱不平，如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就是代表，他写道：“后来，西班牙====要取消允许过给他（指哥伦布）的报酬，于是引起了诉讼。在诉讼中，人们曾伪造先驱者以贬低他的功劳；就是到了现代，若干学者，如斯·鲁格（S.Ruge），也认为他的功劳是很小的”①。

克里斯托夫·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的父母是西班牙人，他于1451年，也就是中国的郑和第七次远航后的第18年，出生于意大利的热那亚，14岁开始航行事业，25岁移居葡萄牙，进入萨格里什学院学习。同年，据说他在一条英国船上航行，可能到过冰岛；1482年他驾船数次到达几内亚湾沿岸。哥伦布接受了复活的古代希腊地理学思想，特别是托勒密（Ptolemy）在《地理指南》中所表述的地理学思想，地球是圆球体；而且由于托勒密接受的马里诺计算的较小地球周长数字，使他确信亚洲在欧洲的西面，其距离也许象皮埃尔·戴利在《幻想世界》里所断言的，中国在加那利群岛以西三千多英里；在欧洲托勒密的经纬度表格得到了补充，世界地图又重新加以绘制，如1447年的佛罗伦萨（Firenze）世界图，1457年的弗拉·毛罗（Fra Mauro）世界图，1474年托斯卡内利（Toscanelli）的世界图，都把东亚向东推得过远，与欧洲隔海很近。克尔蒂（Konrad Celti）的《地理图志》和教皇皮乌斯二世（Pius Ⅱ.Pope即Piccolomini，E.Sivio）的《宇宙学》（Kosmographie，1461.）的出版都证明哥伦布的信念，一直往西与由南转东一样，都能到达亚洲的东部，而且，往西是捷径，距离近，还远离阿拉伯世界。

首先，他向葡萄牙国王若昂（Joāo）建议，直接向西寻找去中国和印度的海路，但1484年遭到拒绝；1485年哥伦布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移居西班牙，又马上向国王和首相提出建议，花了很长时间，虽然谒见了裴迪南（Ferdinand）和伊萨伯拉（Isabella），西航计划却搁置起来了，1490年皇家委员会驳回了哥伦布的计划。1492年他终于获伊萨伯拉和裴迪南之令，携带着致中国皇帝的国书，率船3艘，水手87人，于1492年8月3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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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罗斯港，即今加的斯（Cádiz）附近出发，出乎意料的顺利，他乘东风按加那利群岛的纬度西航，经过比他原来计划短的多的距离的航行，仅用了70天时间，于1492年10月12曰，在大西洋彼岸见到了陆地，即现在中美洲的巴哈马群岛（Bahamas Islands）的小瓜纳哈尼岛（大约即令华特林岛）。接着又先后发现古巴和海地。他相信自己到了亚洲，他把海地当成曰本，把古巴当成亚洲大陆的一部分。1493、1498、1502年他又三次横渡大西洋，先后发现了牙买加、瓜德鲁普（Guadeloupe）、波多黎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岛和南美洲。哥伦布直到1506年贫病交加、抑郁而死，他始终认为他发现的是印度，为了与达·加马发现的印度区别，这些岛屿被称为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美洲的原居居民叫印地安人（American Indians），也是哥伦布错称的印度人的意思。

哥伦布虽然至死没有意识到他到达的陆地，是基督教世界完全不知道的又一个大陆；而且，西班牙王国====甚至撕毁合同，拒绝支付给他的酬金，还肆意贬低他的功绩，不承认他的发现，以致他还只55岁就结束了那也许是扭转乾坤般的杰出航海家的一生。而历史却会公正地站在他的一边，正是由于他的成功，一下子掀起了到美洲去探险的热潮，到世界上所有未知的地方探险的热潮。请看：

1497年意大利人加博托（Giovanni Gabotto）即喀波特（Cabot），为英国====探寻从北面去中国的海路，结果“发现”了纽芬兰岛（Newfoundland）和拉布拉多海岸（Labrador Peninsula）； 1498年加博托的儿子塞巴斯蒂安（Sebastian）又向南沿海岸航行，到达哈特勒斯角（Kap Hatteras）；1500年葡萄牙人科尔特雷尔（Cor-tereal）兄弟重新发现纽芬兰和新斯科舍（Neu-Schottland）；1513年莱翁（Ponce de Leon）由古巴出发，发现佛罗里达（Florida）半岛；1513年皮内达（Pineda）巡航墨西哥湾北岸；1523年费拉察诺（Verrazano）探察了今美国整个东海岸。

1498年哥伦布第三次西航，发现了南美洲，到达了特立尼达岛（Trinidad）和奥里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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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河（Orinoco）河口；1499年西班牙水手科萨（Juan Cosa）和意大利宇宙学者亚美利哥（Vespucci Ame- rigo）沿南美洲北海岸西航，一直到达达连湾（Golfo de Darien）。也就是这个亚美利哥于1507年出版了一本《海上旅行故事集》，他用绘声绘色的描述，宣布了新大陆的发现，一下子轰动了欧洲；法国几个学者马上修改和补充了由普多列米撰写的很有影响的著作《宇宙学》（Kosmographie），并以亚美利哥的名字命名这个新发现的大陆；根据《宇宙学》编绘的地图上也用上了这个名称；本来这一名字只限于南美洲，1541年墨卡托的世界地图上用此名作为整个美洲的洲名，一直延用至今。1502年哥伦布从洪都拉斯也航行到达连湾；1513年贝尔博阿（Balboa）穿过达连地峡，“发现”了太平洋。与此同时，西班牙的平松（Pinzon）也航行了南美北海岸特立尼达岛至圣·罗克角（Kap San Roque）这一段；1500年奉命按达·加马航线去印度的葡萄牙海军将军卡布拉尔（Cabral）率领的船队，大约被信风和海流带到南纬17°的巴西海岸，他以为发现了新的陆地，命名为圣十字架岛，后来才借用中古时代虚构的岛名巴西（Brasilien）来代替卡布拉尔所命名的名字。1515年索利斯（Solis）由于寻找穿过美洲大陆，到贝尔博阿望见的另一个大洋的通道，发现了拉普拉塔河（La Plata）。

与哥伦布和达·加马相比较，麦哲伦（Fernāo de Magalhāes，约1480—1521年）的功绩在于首次环地球的航行。他出身葡萄牙的骑士之家，1517年移居西班牙，1519年奉西班牙王国====之令，率船五艘，水手265人，由圣罗卡（Sanlúcar）开航，越过大西洋，沿巴西海岸南航，1520年10月到达了南美大陆与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Isla Grande de）之间的海峡，并命名为巴塔哥尼亚（Patagonia）海峡，后为纪念他，改为麦哲伦海峡（Estrechode Magallanes），进入太平洋。航行了89天，抵达关岛（GuamIsland），这一天本是1521年圣约翰（St John）节，麦哲伦给这个岛命名为圣胡安（San Juan）①，后来当地把Juan误写成Guan，成了今名。接着他们发现了马里亚纳群岛（Marian Islands），麦哲伦曾率队在岛上抢劫，所以被叫作“盗贼群岛”（Islas de losIadrones）。1668年方改现名，以表示对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妻子、奥地利人马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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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的敬意。1521年4月7曰发现菲律宾（Philippines），这一天是圣拉萨鲁斯节，故初名圣拉萨鲁斯群岛；21年后西班牙人到此，以西班牙王储、后来的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字命名今名。由于麦哲伦以前从印度洋曾航行到菲律宾以东的摩鹿加（Molukken）群岛（即古称香料群岛），故至此他已完成了环球航行。1521年4月27曰在与菲律宾人的战争中被杀。后由其船员胡安·塞巴斯蒂安·德尔·卡诺（Juan Sebastian delCano）率维托里亚号逃至摩鹿加群岛，装了香料驶越印度洋，绕非洲好望角，于公元1522年7月30曰返回西班牙的塞维利亚（Sevilla）。

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不久的1494年，欧洲的两个发达的航海国家，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开始了抢占世界的划分——托尔德西拉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在亚速尔群岛以西约800英里、佛得角群岛以西1100英里的地方划一条相当于今天的经线，将地球划成东西两半球，葡萄牙控制东半球，西班牙控制西半球。从海洋发现美洲后，很快便导致对美洲内部探查与占领的争夺，其激烈情景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请看：

1519年科尔特茨（Ferdinand Cortez）进占墨西哥（Mexiko）；1523年阿尔法拉多（Alvarado）由墨西哥进占中美洲，并探查了直到北纬42°的北美洲西海岸；1536年瓦卡（C.Vaca）由佛罗里达（Florida）到新墨西哥（New-Mexiko）和亚里桑那（Arizona），由此返墨西哥；索托（Soto）和阿尔法拉多前进到密苏里（Missouri）南部；1539—1542年科罗纳多（Coronado）经过科罗拉多峡谷区（Canongebiet des Colorado）和落基山脉[Felsengebirge （RockyMountains）]，到达北纬40°的密苏里河（Missouri River）；1534-1542年法国人卡尔蒂尔（Cartier）沿圣劳伦斯河（St.Lorenzstrom）到达大湖区域（即Great Lakes）。

北美洲已如此激烈，南美洲则远远超过北美洲的情况；1519年西班牙人首先在中美洲建立巴拿马（Panamá）国，以此为基地，1522年安达戈雅（Andagoya）到达比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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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以河名秘鲁（Biru）改称，但印地安人则自称为塔胡安廷——苏恩（Tahuantin-suyn），意为“四个省”，当时包括整个印加帝国；1524—1531年比萨罗（Ganzalo Pizarro）和阿尔马格罗（Almagro）占领印加帝国（Inkareich）；1534年贝拉尔卡萨尔（Belalcazar）占领基多（Quito），并进到波哥大（Bogota），1536年在此碰到克萨达（Quesada）和费德尔曼（Federmann）；1540年比萨罗由基多往南沿安第斯山（Anden）东麓探查，他派军官奥雷利亚纳（Orellana）沿亚马孙河（River Amazon）下航到河口；1531年奥尔达茨（Diego Ordaz）已上溯奥里诺科河；1535年阿尔马格罗（Almagro）由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Cusco）南行，穿越玻琍维亚（Bolivia）高原、智利（Chile）直到南纬35°的里奥·毛莱（Rio Maule）；1540年巴尔迪维阿（Valdivia）按阿尔马格罗的探险路线实现占领，直到雷隆卡菲湾（Reloncavi）；1558年拉德里列罗（Radrillero）探明了西巴塔戈尼亚（Patagonica）海岸；1526年喀波特（Cabot）为西班牙沿巴拉那河（Río Parana）和巴拉圭河（Paraguay）上溯考察，直到亚松森（Asuncion）；1536年阿友拉（Ayola）到奇基托斯；1543年伊拉拉（Irala）到达南纬17°的萨拉耶斯（Xarayes）沼泽地。

一般来说，所谓地理大发现，由亨利王子揭开序幕，哥伦布、狄亚士——达·加马伴演主角，麦哲伦是压台戏主，1415—1521年这106年的时间，世界确实由这4个人推动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环非洲的航行在公元前六、七世纪之交就已完成过，美洲也早已为亚、欧大陆北部东、西两侧人民发现；但发现不一定意味着未知世界向已知世界的转化，这里面有一个“发现的传播过程”。地理大发现以前的地理发现，有的确实实现了由未知世界向已知世界的转化，如中国对中亚、南亚、西亚、北亚和西太平洋、北印度洋的发现；地中海沿岸国家对地中海地区的发现；印度对南亚、中亚、西亚、东亚和印度洋的发现；埃及对非洲、西南亚和地中海、印度洋的发现等。但这些转化都是有严格的地区界限，一个地区的已知世界是另一地区的未知世界的现象，是古代地理学上的极为普遍的现象。而地理大发现则有别于以往的发现，他是发现与传播相结合的，亚美利哥1499年到美洲探险，1507年就出版了《海上旅行故事集》，接着于16世纪20年代法国学者把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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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报道写进了由普多列米主编的权威著作《宇宙学》；1500年胡安·德拉·科萨（Juan de la Cosa）所绘世界图，就把哥伦布三次赴美洲航行与约翰·卡伯特北美考察资料编入图内；1507年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编绘出第一张亚美利加洲地图；1530年彼得·阿皮昂（Peter Apian）绘制了一幅心脏形世界图；8年后阿皮昂的学生格哈德·克雷默尔（Gerhard Kremer），他的拉丁文名字是格拉杜·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用两个半圆心形图投影在一起，绘制世界，1569年改进后的世界图更加先进； 1570年墨卡托的朋友比利时人阿伯拉罕·奥特吕（Abraham Ortelius）把世界图分开装订成册，称为《奥特吕图集》（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与此同时，先后出版探险者亚美利哥、拉斯·卡萨斯（Las Casas）等人的信件；马尔蒂尔（Petrus Martyr）著《海洋和新大陆地图之谜》（Derebus oceanicis et novo orbe）和奥菲多斯（Oviedos）著《印度通史》（Historia general de las lndias）等均在16世纪20年代问世；并且还出现了许多系统的包括当时发现地球全貌的著作，如1504年瓦尔德塞米勒（Waldseemüller）的《世界志绪论》（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1524年比内维茨（Bienewitz）也称阿皮阿努斯（Apianus）的《世界志编者之书》（Liber cosmographicus）；1533年舍纳的《地理学简编》（Opusculum geographicum）；1534年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的《世界书，全球的镜面与画像》（Weltbuch，Spiegel und Bildnis des ganzen Erdglobus）；内容最为广泛丰富的巨著是1544年出版的明斯特尔（Sebastian Münster）的《宇宙学》（Kosmographie），被译成许多文种，其版本达44种之多。地理大发现的高潮是1492—1522年这短暂的30年，但地理大发现的传播几乎与发现是同步向前的，这样的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地理发现伴随着地理知识的传播，地理知识传播使人们发现地球中纬度之间的带状地带的轮廓虽然大体上划出，但内部情况还是空白，两极和高纬度地区更是一无所知。16世纪中叶开始，地理发现从广度和深度齐头并进，继续发展着。从事发现的探险工作的国家，已由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有意大利扩大开去，英国、法国、荷兰、俄国等也先后加入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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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工作。虽然至此到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道路已通；但无论是绕非洲的达·加马航线，还是绕南美洲的麦哲伦航线，都是从南纬高纬度航行，航程都十分遥远，因此寻找从北半球高纬度到达亚洲海路的开辟探险开始了。1549年德国冯·赫贝尔施泰因（Herberstein）男爵关于俄罗斯向东直到鄂毕河的书，吸引和推动西欧的人们从东北方打通到亚洲的通道的信念，1553年钱斯洛尔（Chancellor）率领的英国探险队驶到德维纳河（Dwina）河口，他本人登岸从陆路到莫斯科，建立了英俄间的贸易联系，等于从海上发现了俄国；1556年比尤劳格（Burrough）率领的探险队到达新地岛（Nowaja Semlja）和瓦加奇岛（Waigatsch），遇浮冰而返；1580年他再度通过尤戈尔海峡（JugorstraBe）到喀拉海（Karisches Meer），又遇浮冰而回；1594年巴伦支（Barentz）率领的荷兰探险队发现新地岛北岛，遇冰折回；两年后再东北航，发现熊岛和斯匹次卑尔根群岛（Spitzbergen），无法前进，折回新地岛冻僵而死，今巴伦支海（Barents Sea，俄文Барендевоморе）即为纪念他而命名。从北美洲的北部的探险，也同时进行，1576年英国弗罗比舍尔（Martin Frobisher）所率探险队曾到达北纬63°靠巴芬岛（Baffi-nland）东南端海湾，这个海湾后来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作过反复旅行，于1685年进入北纬73°，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海峡；哈得孙（Hudson）这时已发现格陵兰东岸，后来又继续西进，发现哈得孙湾（Hudsonbai）；拜洛特（Bylot）和巴芬（Baffin）于1616年进到北纬77.5°的巴芬湾（Baffinbai），试图进入兰开斯峡（Lancasiersund）的计划却未能实现。至此，从欧、美两洲北部打通通往亚洲的航线探险未果而停。

澳洲曾被葡萄牙人发现过，但随即被遗忘；1605年荷兰人望见了它的西北海岸，但却被它的荒凉吓退了，未曾登岸。澳渊一名源自拉丁语australis，意为“南方的”。荷兰人发现时称它为澳大利斯因科格尼塔地（Telra Australis Incognita），意为“未发现的南方土地”，这是由于公元2世纪托勒密的世界图上就是这样标注的。17世纪荷兰人将它改名为“新荷兰”；1814年英国探险家马修·弗林德斯提议，恢复原名澳大利斯地（Terra Australis），后Australis的词尾变成-ia，遂成今名。17世纪最初40多年，卡奔塔利亚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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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pentariagolf）北岸和西海岸的西南角逐渐被认识；1642年塔斯曼（Tasman）由毛里求斯岛（Mauritius）横过南印度洋，经澳洲以南发现了塔斯马尼亚岛（Tasmanien），他当时称这个岛为万迪门斯兰（Vandiemensland），以为是大陆的一部分，以荷兰东印度（今印尼）群岛殖民地总督、荷兰海军上将安东尼·万迪门的名字命名；1853年以塔斯曼的名字命名成今名；他首先指出澳洲不是“南方未知大陆”的一部分，而是独立的大陆；接着他又发现了新西兰（New-Seeland），斐济群岛（Fidschiinseln）和俾斯麦群岛（Bismarckarchipel）。然而，澳洲大陆内部的情况，欧洲人还是一无所知。

西伯利亚在中国古籍中以漠北相称，最迟在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就较流行；所谓漠北，泛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俄语Сибиръ，意即北方，实际上是汉语漠北的意译。贝加尔湖（Байкал）即中国古代所称的北海，《汉书·苏武传》：“乃徙武北海无人处”，俄语最初称其为“圣海”，后按汉语称其为“大的”，意即海的意思。应该说西伯利亚在公元前后，不仅已为中国的汉族、蒙古族、满族等民族发现，许多地方早已开发。俄罗斯人在摆脱鞑靼人统治后，叶尔马克（Jermak）率哥萨克军队于1577年越过乌拉尔山（Ural，俄语作уральскийхребет）脉；1587年他们在托波尔河与额尔齐斯河（Irtysch）汇口处建立托波尔斯克城（Tobolsk）；1610年他们到达叶尼塞河（Енисей），1628年到达勒拿河（Лена），1639年已经到了鄂霍茨克海（ОхотскоеМоре）；1643年初见贝加尔湖，1644年才见到黑龙江，他们称它为阿穆尔河。1648年迭曰涅夫曾探险，穿过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进入阿纳德尔湾（Anadyrgolf），证实亚洲和北美洲并不相连。不过他的发现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80年后为俄皇彼得一世服务的丹麦航海家维图斯·白令（VitusBering）重新发现，后来用白令的名字命名海峡、海、岛等地名。

地理大发现尽管是以西欧为中心的航海探险活动，其影响却是广及世界各地，深及各方面。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宣言》中写道：“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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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这一段话，已经非常精炼地阐明了地理大发现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作用。地理大发现对地理学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首先，地理大发现是人类未知世界向已知世界变更的飞跃；也可以说是把人类呈点状分布的已知世界，彼此衔接起来，形成了面状分布的已知世界。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说地理大发现以前，地球上约有3/4是未知地，地理大发现却一下子使全球都变成了已知世界。①普雷斯顿·詹姆斯则认为：地理大发现划出了地球上大陆的轮廓，改正了世界地图上的错误，表现了多种多样的世界②。他们说的都不免言过其实，但是地理大发现在扩大人们的视野、丰富人类的地理知识、提高人们的地理学水平，作用是不可否定的。

其次，对人类古代的地理学理论进行了验证和清理。古代的学者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提出，后来又为托勒密所阐释的地球球形体的理论；帕门尼德（Parménide）提出的地球五带学说等都通过地理大发现得到证实，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托勒密曾纯粹从理论推断，在南半球有一个未知名的大陆，这个大陆把大西洋和印度洋完全隔离开来；后来虽然不完全如托勒密所预告的那样，但陆地却的确存在，澳洲的名字确是采用了他在图上标明的名字——未知的南方大陆。地理大发现当然也使古代有些学者的某些理论，如在非洲赤道附近存在一个无人地带，这个地带似火一样炎热无比，人到了那里会烧得焦灼而死亡或变黑，海水都沸腾着；在欧洲北部也是一个无人地带，那里连人的血液都冰冻凝固；根据这种理论，有人居住的范围处在这两个无人地带之间。这个理论形成于公元前9世纪，即《奥德赛》史诗写成的时候，直到1473年葡萄牙探险者越过赤道，在刚果河口树立纪念石碑时为止，前后历时24个世纪，始终束缚着西欧的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跨越赤道是改变欧洲人的理论观念的最艰难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就没有地理大发现。而一切地球非圆球体的学说，也是桎梏西欧人的精神枷锁，哥伦布虽然坚信地球体的理论，这一理论却不存在于他所在地区人们的思维观念之中，而有人居住世界边缘的理论，从四面八方把欧洲围裹起来，所以横渡大西洋，彼岸的陆地证实了边缘论的破产；于是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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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人一下子变成了“天空凭鸟飞，海阔让鱼跃”，他们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精神的解放，产生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大海成了人类的通道，猛风巨浪，冰天雪地，妖魔鬼怪，毒蛇猛兽等种种恶劣的环境，坏血病、饥饿、瘟疫和异民族的抵御等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都不能遏制他们探险的热情；结果没有边界的广阔世界，气象万千的世界，屹立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不仅看到了，他们还企图整个儿的占有，正象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里指出的那样，“后来当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他也不会知道他却因此复活了在欧洲久已绝迹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贬卖黑奴的基础。”（见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中译本，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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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1904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8#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5-10-6 17:25 只看该作者

第8章 地理学说的出现

一、中国地理学说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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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说早在萌芽时期的远古就已出现，只不过那时的学说大多是人们对地理环境的推测、假想、玄念，既不一定是地理现象的科学归纳，也用不着在地理变化中接受检验。和近、现代科学的学说比来，浅陋、粗糙，有的甚至荒谬，都很显然，但这些古代地理学思想上的观念，正是今天科学的萌芽。

以今天的科学观点来说，地理学说的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并不很久，从世界看来，出现的时间迟早不一，比如地貌上的剥蚀沉积学说，沦海桑田的海陆变化说，综合自然地理上的垂直地带和水平地带的学说等，在中国大约11世纪就已出现，而在西方，一般晚五六百年；有关岩溶地貌的研究，中国也要较西方早数百年。因此，地理学说的出现，在中国是中古时代的事情，而西方一般是近代的事情，其形成的条件和时代背景，也都有差别，不可以一概而论之。

早在1925年竺可桢在《科学》第十一卷6期上，就发表了“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记述”的专论文章，对沈括提出的一系列地理学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高泳源也于1954年7月在《地理知识》上发表了“我国古代对一些自然地理现象的认识”一文，也曾经提及沈括的地理学说；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1962年版中，更较为确切地概括了沈括学说的成就与意义；最近，在全国第二次地学史学术讨论会上，陈家麟又专撰了“地理学家沈括及其成就”的文章，又重新提出评价沈括对地理学的贡献与成就。

沈括（1031—1095年）是北宋科学家、政治家。他在科学上创树很多，《宋史·沈括传》说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一生著述很多，《宋史·艺文志》所录就有22种155卷。现有传刻本为《梦溪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长兴集》19卷，《苏沈良方》15卷；其它则先后散佚。他制作的十二气历较格列高利（Gregorius）历先进，800余年后英国气象局使用的肖伯纳历几乎与十二气历完全相同；他比西欧早400年记录磁偏角；至于天文、数学、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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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物理学也都有很高的造诣，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沈括是科学地理学说的最早创立者。他从政多年，游踪非常广泛，对各地地理风光，不是简单地描述摄取，而是进行规律性的探索，与发生学原理的归纳。如他在太行山奉使河北的旅途中，发现“边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这是自然界并不少见的地理现象，与他同时的人，或他的前辈，一般来说很难解释，为什么水生的螺蚌壳会镶嵌在高山石壁之上；只有水力长途搬运才能摩圆的卵石，为什么会衔于山崖之中？沈括却写道：“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古代虽然夏方庆在《谢真人仙驾还旧山》诗里有“沧桑今已变，萝蔓尚堪攀”，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沧海桑田”，虽然意思一样，但沈括却用化石和遗迹的方法科学地揭示了海陆变化的规律。这在古生物学和地层学上，都是至今还在使用的科学方法。南宋著名学者朱熹（1130—1200年）继承了沈括的这一理论，并阐述得更为清楚，他在《朱子语录》中写道：“尝见高山有螺蚌，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曰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在欧洲，1695年约翰·伍德沃德（John Woodward，1665—1728年）认为，上帝在盛怒之下所发送的洪水溶解了地球的岩石，这些溶解的东西沉积下来，形成层理，有些地层含有动植物的残骸，这种残骸就是化石。可见，沈括的理论较欧洲要早整整600年。

沈括在地理学上的第二大成就是创立地形剥蚀、侵蚀——沉积学说。他在浙江观察雁荡山附近地形，从外表观察着手，他写道：“皆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这种现象怎样产生的呢？他认为“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惟有巨石岿然挺立耳”，接着他写道：“如大、小龙湫，水帘，初月谷之类，皆是水凿之穴”。非常精辟科学地阐明了雁荡山地形的成因——剥蚀。他并没有到此为止，接着他运用了类比的科学方法，推广开去，解释黄土高原岭壑相间的地形形成，他写道：“今成皋陕西大涧中，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亦雁荡具体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沈括认为雁荡山和黄土高原的地形都是流水剥蚀或侵蚀而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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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区别是地质基础的不同。这样科学的理论，数百年以后才在欧洲出现。大家知道直到18世纪以前，欧洲一种观点以圣经中一切为上帝安排创造立论，即上帝创造说；一种理论认为地表形态的形成都是因为灾变所致，这就是在欧洲流行了数百年之久的灾变学说。普雷斯顿·詹姆斯在《地理学思想史》中写道：“当然，不论是阿拉伯学者阿维森纳或者是中国学者沈括，都是欧洲人所不知道的。”第一个反对灾变学说，主张流水能够夷平高山的是列奥纳多·达·芬奇（Leo- nardo da Vinci， 1452—1519年）；这一观点得到法国学者伯纳德·帕利赛（Bernard Palissy，1510—1590年）的支持，他使用测土器，来观察土壤，发现土壤如果不为森林固定，极易为流水冲刷掉：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年）在研究植物分类时，也发现山坡上流下的水，能缓慢地冲涮掉山地。

地势高的地方因流水进行剥蚀与侵蚀，水流携带的物质在地势低平或入海口附近沉积下来，形成冲积平原，这一理论也是沈括提出来的。他写道：“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干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其理必然。”因此，他以为冲积平原“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这样的学说，在欧洲直到1780年才由苏格兰人郝登（J.Hutton）提出，沈括较他早600多年。

沈括在地理学史上的第三大成就就是最早揭示地域分异规律。《梦溪笔谈》中的“药议”一节，沈括写道：“缘土气有早晚，天时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则四月花，白乐天游大林寺诗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盖常理也，此地势高下之不同也，如筀竹笋有二月生者，有三、四月生者，有五月方生者，谓之晚筀。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间，自有早晚，此物性之不同也。岭峤微草，凌冬不调，并汾乔木，望秋先陨；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也。一亩之稼，则粪冈贿先牙；一丘之禾，则后种者晚实，此人力之不同也，岂可一切拘于定月哉。”沈括在这一段，集中地讲差异，徐兆奎在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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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一书中写道：“在这一段话中，沈括明白表明了四点意见：第一，他就白乐天的诗句，说明了高度与温度的关系，高度增加，温度降低，植物开花的曰期因此延迟；第二，同一种植物有不同的品种，各有不同的发育期，所以在同一种植物之间，物候也参差不一；第三，指出了南北各地物候的先后不一；第四，他以辩证的观点来说明物候并不是不变的，植物的生长和发育，固然受到气候的深刻影响，而有一定的周期，但这种关系，人类可利用栽培技术来加以改变，如引用新品种，提前播种，都可促使作物早熟。”这样评价自然不错，只是不明白在讲第一点时，为什么不可以归纳为垂直地带性呢？第二点是指同种生物在生态特性上具有某些形态或生理上差异的类型，这在生物学上称之为生态型，是构成地域差异的重要因素；第三点很明显，是讲的水平地带性，也称纬度地带性；第四点则说明人为活动可以改变自然环境，正确地揭示了人地关系的根本原则。沈括所表述的颇为完整的地域分异规律，是人类科学史上的创举，如地带性学说，一般都认为是俄国学者道库恰耶夫（V.V. Dokuchaiev， 1846—1903年）首先提出的，实际上中国学者提 出这一概念比他早了800多年。

沈括还科学地创造了一系列的野外地理考察方法，比如用化石鉴定地层，推测地理变化的趋势，前面曾引了他用螺蚌壳和卵石等化石与遗迹，论证这种陆地，地史上可能曾是海洋；他还用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后所得到的化石为依据，推测古气候的变化，他写道：“旷古以前，地卑气湿而宜竹。”他还随时将考察路线绘成专门的图幅，如他在使辽的归途中，曾绘有沿路地图；利用出使机会，绘制了自京师（开封）上善门到泗州淮口间的地形图，精度还颇高。他观察细致，不仅包括大地变迁、霜、露、曰蚀、月蚀等各种自然现象、对人文地理范畴的各种现象观察也很深刻，长江下游，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带，河网密布，沼泽面积很大，他在沭阳县主簿任时，采取修堤、开渠、筑堰的办法，在沼泽地带建圩田，使长江三角洲得到改造利用，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农业区。他对圩田的建设极为重视，对巩固和发展长江下游这一全国经济中心，作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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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毕生精力献给地理学研究，创立和发展了岩溶地貌学说的徐霞客，与他的前辈学者绝然不同，一是他是专门家，虽然文学家称道他的游记写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社会学家能从他的著作中，找到许多反映社会情况的珍贵资料，认为他的著作有社会学价值；地质学、生物学、民族学、……，许多科学都可以在《徐霞客游记》中找到各自需要的知识和学问。但徐霞客是在从事地理学的考察研究中，作为科学间的必要联系，方才涉及到其他科学的。二是徐霞客的著作完全是根据实地考察所得，完全没有中国古代囿于文献的摘录、考证、阐释的闭门式的研究方法；就是他水平很高的科学论文《江源考》和《盘江考》，也没有在引经据典上花费精力。三是徐霞客的著作是采取现象描述和规律归纳相结合的形式，从大量的实地现象归纳成颠扑不破的规律，使规律无懈可击；又用规律指导现象的描述，使描述更加深刻、更加生动、更加引人入胜。

徐霞客，名宏祖（1586—1641年），今江苏省江阴县人。他的时代正是欧洲处于地理大发现的狂热时代，虽然利玛窦（Mat- teo Ricci，1552—1610年）作为意大利耶稣会教士于1586年（徐霞客出生年）来华，第一次将欧洲人绘制的地图带到中国；庞迪我（Did，de Pantoja）1599年来华；艾儒略（Julius Aleni）1613年来华；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 ），1623、1659年来华。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虽然带来了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消息，带来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然而这些传入范围十分狭小，影响并不大。徐霞客仅从他的著作来看，他似乎未曾受到影响。可以说徐霞客是受着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教育与熏陶，按照中国古代科学所倡导的务实精神从事地理学的考察研究事业。这一个时期，中国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纺织、冶炼、医药等都有迅速的发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因此，中国在16—17世纪这个时期是科学技术群星灿烂的一代，李时珍（1518—1593年）的《本草纲目》（1552—1578年写作）；徐光启（1562—1633年）的《农政全书》；宋应星（1587—？年）的《天工开物》；方以智（1611—1671年）的《物理小识》等科学著作，纷纷问世，是当时世界科学技术上成就最大的国家。《徐霞客游记》是可以和《本草纲目》、《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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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天工开物》和《物理小识》相媲美的科学著作。这一著作马上成为1643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1614—1661年）编制《中国新图志》的一种依据。

徐霞客在地理学研究中的贡献是很大的，丁文江曾经认为徐霞客的最大贡献在于发现江源。当然江源在徐霞客以前，早已发现，正如谭其骧在“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①中所论述的那样；但是，江源虽不是徐霞客的发现，而纠正传统的“岷山导江”的错误，确是徐霞客的功劳，其证据就是《江源考》问世后，再也没有人持“岷山导江”的错误观点了。

研究《徐霞客游记》的学者，如竺可桢、黄秉维、侯仁之、任美锷、陈述彭、尹赞勋、王维屏、褚绍唐等，一方面认为徐霞客在其著作中，涉及了地理学的各个领域。褚绍唐、吴应寿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徐霞客游记》“前言”中写道：“《游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自山川源流、地形地貌的考察，到岩石、洞壑、瀑布、温泉的搜奇剔胜；从动物、植物生态品种的比较，到矿产、手工业、居民点、物价的记录；从民情风俗的观察，到民族关系、边陲防务的关注……范围之广，鲜明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先进的人们注重实际，迫切需要了解自然、研究社会的强烈愿望。”任美锷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徐霞客游记》选释”中，从五个方面谈了徐霞客对地理学的贡献，即：第一，应该指出，徐霞客游记包含了很重要的有关地貌学——特别是石灰岩地貌学方面的珍贵资料。第二，霞客对河流侵蚀作用也有许多科学的观察。第三，霞客在旅途中对各地岩石特征加以注意。第四，霞客对自然界的各种事物，都非常留心观察，除山水地质以外，还注意到植物。游记中有许多有关植物的记述。最后还应该提到游记中有时也记述到当时各地有关经济地理的情况，给我们研究历史经济地理留下了一些珍贵的资料。侯仁之在“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①一文中，也列举：徐霞客在考察中十分留心山川形势，特别注意水道源流；其次，他对于流水侵蚀的原理，也有很锐敏的观察和正确的认识；他还随处留意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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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般岩石性质的变化；此外，他对于一个地区一些特殊的地质地理现象，更不轻意放过。所有这些论断，都说明徐霞客在地理学领域内涉猎广泛，贡献全面，是16—17世纪之交的这一时代，世界上最杰出的综合地理学家。

另一方面，学者们一致认为徐霞客是世界上最早记述和研究岩溶地貌学的学者。侯仁之写道：“但是，最引起现代地理工作者注意的，还是他对西南各省区广大石灰岩岩溶地貌的考察和记述。”①任美锷写道：“我国西南诸省，石灰岩分布面积很广，是世界最广大的石灰岩地貌区域之一。霞客在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作了详细的游历，因此，对西南石灰岩地貌的分布、各地区间石灰岩地貌的差异、各种石灰岩地貌的类型和其成因都有详细的科学的记述，这无疑是世界上有关石灰岩地貌的最古的文献。”②杜石然、……曹婉如等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写道：“《徐霞客游记》在科学上的贡献，首先是对岩溶地貌的考察和研究。”尹赞勋指出，最引起近代地理学家注意的，是远在300年前徐霞客对于西南各省广大石灰岩溶蚀地貌——即喀斯特的观察和记述，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科学水平，算得是世界上最早的描述石灰岩地貌的巨大文献③。

徐霞客对我国南部地区岩溶地貌的形态、类型、特征，作了很精辟的描述，这里最富意义的是他命名了完整的岩溶地貌名称。大家知道，石灰岩地区到处遍布着石芽、石笋、石钟乳，圆洼地、落水洞、潜流等，霞客不仅详细记载、生动描述，而且还给予科学命名，如圆洼地他按大小类型分别加以命名，他写道：“（贵州普安附近）从岑头升陟，其上多中洼之岩，大者盘壑为田，小者坠穴为阱。”“从岑上东向平行，其间多坠壑成穽，小者为眢井，大者为盘洼。”“岡头多中陷之坎，枯者成眢井，瀦者成天池。”第二是徐霞客对岩溶地貌观察的科学、精确。例如桂林七星岩，是他深入细致观察的洞穴之一，现在进行的科学观察证明，340多年前，徐霞客对洞穴结构、方向、形态特征的描述，基本上正确真实，简明生动④，具有很高的科学性。第三，徐霞客对岩溶地貌的成因原理的创见符合现代科学的原理。任美锷曾对此予以评价写道：“由于对这么多岩洞的精细的观察，他对岩洞和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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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石的成因都有独到的见解，曾经指出某些岩洞是由于流水机械侵蚀造成的，钟乳石则由于从石灰岩中滴下来的水蒸发后，碳酸钙凝聚而成；这些见解大部合于现代科学的原理。”①他举出两例，一是广西三里城的“佛子岭南巖，门南向，前有石涧，天成若槽。……北入洞，仅受一人，中甚黑，而光洁类琢磨者。入颇深，即北洞洩水道，水盛北洞中满，水从下反溢出，激涌势壮，故洞与涧皆若磨砺以成云。”二是云南保山水帘洞，“崖间有悬干虬枝为水淋漓者，其外皆结肤为石，盖石膏曰久凝胎而成。”第四，霞客在其著作中已着意探寻地域差异的规律。黄秉维曾专门研究了徐霞客游记中的植物地理资料②，指出游记中已表述了垂直地带性的内容，如浙江天台山，游记写道：“循路登绝顶，荒草靡靡，山高风烈。……岭角山花盛开，顶上反不吐色，盖为高寒所勒耳。”又如云南昆明棋盘山，他写道：“顶间无高松巨木，即丛草亦不甚深茂，盖高寒之故也。”再如大理点苍山，写道：“三里，山树亦尽，渐陟其顶。……顶皆烧茅流土，无复棘翳，惟顶坳间，时丛木一区，棘翳随之。”拙作《徐霞客揭示的鄂西北自然与人文景观初探》③一文，写道：“徐霞客最为精彩的是他把鄂西北、豫西和陕东的自然差异，地带性和非地带性之间关系，作了精辟的概括。他对豫西的地域特征是这样描述的：‘余出、少，始见麦畦青；至陕州，杏始花，柳色依依向人。”进入陕西关中，则‘入潼关，则驿路既平，垂杨夹道，梨李参差矣’；上华山‘及转入泓峪，而层冰积雪，犹满涧谷，真春风所不度也’。而鄂西北，则‘过坞底岔，复见杏花，出龙驹寨，桃雨柳烟，所在都有。’他把三个地区的地域差异，说得清清楚楚。”接着拙作写道：“但徐霞客的贡献在于科学地归纳了地域差异产生的关键因素，‘山谷川原，候同气异’。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各地由于地形部位与海拔高度不同，同一时间里的气候不一样，所以就有物候上的显著差别。”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写道：“他的游记读来并不象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象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见中译本5卷1分册，第62页）确实，他是一位超越时代的科学家，如他对洞穴的研究，直到近20年来才勃兴起一门新的科学——洞穴学；他对岩溶地貌学的研究，比德国地理学家瑙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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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Naumann）对喀斯特（即我国称之的岩溶）地貌的研究要早整整两个世纪；他对地域差异规律的研究，也比俄国地理学家道库恰也夫早200余年。

我国自然地理学说发韧很早，中外学者已注意到了，而且也作了相当研究，取得了一批颇有水平的成果。但是，我国人文地理学说的出现，也是很久的事情，至今尚属空白。徐霞客在“游太和山曰记”中，就揭示了人为活动是地域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他认为太和山的森林之所以保存，是“盖国禁也”；而嵩山、少室山之所以没有森林，是因“樵伐无遗”。类似这样的认识，我国古代学者是很多的。明末清初，与徐霞客同一时代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和刘继庄，可以说是人文地理的专门研究者。

顾炎武（1613—1682年），江苏昆山人，是著名的爱国学者和思想家、地理学家。他研究的学术领域很广，《辞海》说他“学问很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槽、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他的前期地理研究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后期地理研究的目的是反清复明，因此，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国计民生的影响；其中地理环境对边防、战争的影响，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都是他十分注目的课题。理论上他赞成张载关于“太虚”、“气”、“万物”三者统一的学说，承认“气”是地理实体，“盈天下之间者气也”，也就是说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是由地理实体构成的。“太虚”是指地理环境，既包括有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地理实体；也有客观上存在，但看不见，摸不着的地理虚体，如阳光、气流、冷暖。“万物”指有生命的物体，包括人类。这就是所谓的“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的辩证统一的地理观。

顾炎武的地理著作有《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昌平山水记》、《营平二州地名记》。《肇域志》是纯地理著作，专讲各地的地理情况；《天下郡国利病书》应是“中国人文地理”的专著，专讲自然条件的优劣，自然资源的富歉，有利条件的利用，不利条件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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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各地经济开发的程度和应采取的措施。他认为只要充分地、因地制宜地利用各地的条件发展生产，国家就能富强，人民就能安居乐业。《昌平山水记》是通过对明十三陵所在地区山水的描写，反映他对故国的怀恋之情；《营平二州地名记》着重探讨如何利用地理特点，经营边疆，保卫边疆的专门地理著作。

刘继庄，名刘献廷（1648—1695年），继庄是他的字，又字君贤，别号广阳子，今北京市大兴县人。和古代许多学者不同，他精通梵文、拉丁文、阿拉伯文、蒙文和女真文等多种文字，他的著作《新韵谱》是音韵学的杰作。正由于他有多种文字的阅读能力，所以读了一些欧洲人的学说，他在其著作《广阳杂记》中写道：“地圆说，直到利（玛窦）氏西来而始知之”（第104页），受了西方地理学说的影响。第二，他入修《明史》并参与编纂《一统志》，涉猎书籍文献广泛。第三是性喜游历，见闻很多。正由于他的经历和学识，使他在对地理学的研究中，不满足于传统的地理学，仅仅局限于个别因素的描述，他写道：“方舆之书所记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慨乎未之有闻也。”侯仁之写道：“所谓‘天地之故’是什么意思呢？简单一句话那就是自然的规律。”并且他对这一句还有一注文，写道：“梁启超在其《近三百年中国之学术史》（中华书局，1936年，第316页）中介绍刘继庄的地理学，把这一段中的‘天地之故’四字误抄为‘人地之故’，并以之比附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地理学家所提倡的‘人地关系论’，可以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是大错而特错的。而蒋介石的‘御用地理学者’张其昀在其所著《本国地理》的序文，却又抄袭了梁说，未加核对，以讹传讹，益加附会，造成了更大的笑柄。而几十年来竟无人予以批驳和纠正。”①笔者却以为梁启超、张其昀虽然字引用错了，但不论是“天地之故”还是“人地之故”，刘献廷确乎是意在谈“人地关系”的规律，因为他虽然把传统地理志书的诸内容，概括为“此皆人事”，并不是说这些内容没有用，而是说仅仅有了这些内容还不够，还要懂得“人事”与“天事（自然）”的关系，因此他接着上面的引文写道：“余意于疆域之前，别添数条，先以诸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曰食之分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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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求。”这一段话，当然都是讲的自然，即确定经纬度并按其计算各地节气先后、曰蚀的具体时间和星位的转移等，他对纬度地带性认识已相当深刻，他写道：“长沙府二月初间，已桃李盛开，绿杨如线，较吴下气候约差三、四十曰，较燕都约差五、六十曰”；“岭南之梅，十月已开，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烂漫，无论梅矣。若吴下梅则开于惊蛰，桃李放于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也。”而认识自然规律的目的却是为了“经济天下”，这当然是研究“人地关系”，怎能说是大错特错呢？

当然，无论是顾炎武，还是刘献廷，他们的著作中都没有“人文地理”的字样，但他们都以为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有人甚至认为刘继庄过分看重了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如他说：“水利兴而后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兴矣。”而节气，实际上是自然与人为统一的客观规律，故一般谓之为农事节气；他们以为充分认识和利用祖国的地理条件就能使国家富强，所有这些，都说明他们的研究是属于人文地理的范畴。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在清初以前，由于中国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在明代还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正是基于社会发展的这一情况，使科学的发展成为可能，地理学自不例外。中国地理学的产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一般来说未受外来的影响；但中国的地理学产生之后，对外的影响也不大。

二、欧洲地理学说的出现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开始的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使得一个禁锢了上千年之久的大陆，一下子撞开了樊笼，出现了天空任鸟飞，海阔随鱼跃的局面。于是他们不论是海洋，还是陆地，向一切未知的世界进军，就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发现是很多、很快、很广的，真是目不暇及、眼花缭乱，以致只能囫囵吞枣，未能消化，如西班牙耶稣会的阿科斯塔（Jose Acosta），他写了一本完全是美洲的自然和社会内容的书，内容丰富、描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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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以《印度的自然情况和道德的历史》（Historia natura ly moralde las Indias）为题，实际上与印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严格地说，欧洲人近代地理学发凡，虽然说是在地理大发现的差不多的时间，但却未能将地理大发现纳入其中。德国有两位学者就是近代地理学的发凡者。一个叫彼得·阿皮安（Petrus AP-ianus），他生于1495年，正是哥伦布（C.Columbus）和达·加马（V.da Gama）发现新大陆与发现新航路的时候，他于1524年初版的《宇宙学》（Cosmographicus liber），还有《天文学专论》（Astronomicon caesareum），基本上没有将地理大发现的内容写进书里，而是按托勒密（Ptolemy）的观点写描述地理，按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的《宇宙学导论》（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写通论。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和行星都绕地球旋转；他按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观点将地球划分为五个带，即南、北寒带、南、北温带、热带。

另一个学者叫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Sebastian Münster， 1489——1552年），他亲自审订和4次出版托勒密的地理著作，还汇编了欧洲的权威地理著作，取名为《宇宙通志》（Cosmographiauniversalis）。他认为地球是球形体，地球表面形状是受了流水的作用所致，他也注意到岩石和金属的性状和分布，还提到“中央之火”是为地震。这一著作用6种文字，印行达46版，作为标准的教科书在欧洲达百余年。虽然他知道美洲的发现，只是发现美洲的许多报道，并没有写进他的著作，所以美洲部分内容十分贫乏；同样，新航道的发现，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反映，以致亚洲部分的内容也谈不上丰富。

阿皮安和明斯特尔虽然没有把地理大发现的内容写进自己的著作之中，但已经把世界的轮廊画出来了，这就显然痹烩个时期的其他学者们要高明得多。当时，确实存在着闭眼不看地理大发现的现实，把时间拉回倒退到古代，把世界缩小到他们祖先所知道的狭小范围。比如距离地理大发现整整100年后的1592年，奥尔特利乌斯（Orelius）的《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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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库》（Thesaurus geographicus），就不是写当代地理学，而是写的古代地理学；菲利普·克吕费尔（Philipp Clüver）的《关于古代的曰耳曼人》（über die alten Ge-rmanen，1616年），《关于古代的西西里》（über das alte Sizili-en，1619年》，和《古代的意大利》（über das alte ltalien，1624年）；埃及策菲尔（Elzevier）的《地志论文集》等都是写古不写今。

17世纪上半世纪里，欧洲最杰出的地理学家是伯恩哈德·瓦伦（Bcrnhard Varen）或称瓦伦纽斯（Varenius）。1622年生于汉堡 附近的希察克尔镇。1650年在莱顿逝世，只活了28岁。在大学，他是学的哲学、数学和物理，后来又专门学医，学成后到阿姆斯特丹当家庭教师。他献身地理学研究，既非所学专业，又非所从事的职业，而是他置身于世界性港口阿姆斯特丹的环境，在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启航去世界各地，也有从世界各地回来的人，茶楼、饭馆、酒吧间、……只要有人聚会的地方，人们谈的话题范围几乎是整个地球，到处都是地理的大课堂。人们尽管道听途说的东西很多，系统的地理知识和科学的地理学，所知却又非常有限，渴求知道更多的地理学知识的愿望强烈，瓦伦在阿姆斯特丹居住的第三年就写了一本《曰本和暹罗王朝记》（DescriptioRegni Japoniae et Siam）的书，这是一本专为商人提供各地区、民族有用知识的书籍，无疑在阿姆斯特丹，这本书是十分畅销的。正是在写作这本书时，他发现专论地理没有通论地理作为指导，在许多地方竟然无从下笔，因此，刚刚写完《曰本和暹罗王朝记》，马上开始写《普通地理学》（一译为《通论地理》，又译为《地理学概论》Geographia Generalis）。这本书的第一卷于1650年春天写完，第二卷尚未动笔，就告别了人世。这本书于1665年正式以《普通地理学》为名出版；由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爵士审订的拉丁文本，于1672年与1681年先后在剑桥出版；此后，又多次再版。但瓦伦的功绩，在很长时期并未引起人们重视，直到洪保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发现。瓦伦是第一个将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刻卜勒（Johannes Kepler）和伽利略（Galilei）的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学说引进地理学的学者，并据此认为地球上赤道地带（低纬度）和高纬度地带所接受的热量是不同的，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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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带受热多，空气热而薄；极地地区受热少，空气冷而重，因此产生由极地向赤道的空气的移动。而他对地理学本身的理论，更具创造，他认为地理学既要将注意力集中于研究地球表面的气候、地形、水体、森林、荒漠、矿物、动物、居民等；还要集中于居民及其体型、艺术、商业、文化、语言、====、宗教、城市、名胜和著名人物，也就是说要全面和综合地研究地球表面的一切自然与人文因素。他认为通论地理学可以用数学和天文学的定律来予以证明；专论地理则只有通过经验来加以证实。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执着地在把未知世界变为已知世界，于是旅行、探险，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述下来；而这些记述，只是包括海陆分布、地形大势、江河走向、动植物品种、国家民族、风俗习惯等，实际上是地理现象的记录。不涉及或很少涉及这些地理现象的产生、形成、演变的规律。直到地理大发现以前，这种情况在欧洲一直未能改变。当然，这不意味着本质问题的不存在或没有提出。只是人类的科学发展，还无法去正确认识这类问题，无知论者总是用神灵来解释一切解释不了的现象和问题。其中，上帝创造一切，主宰一切的观点，在欧洲持续了千余年之久。

1681年英国牧师托马斯·伯内特（Thomas.Burnet，约1635—1715）提出地球起源于灾变的学说，认为地球表面的形状，是由于地震、火山以及流水的破坏所致。当时，还有一种均变的学说，认为一切地理现象的现今和过去、这里和那里，都是同一种变化过程所致；一种洪水形成的学说，认为地球表面形状是一次世界性的洪水所造成。诸如上述的上帝创造说、灾变说、均变说和洪水说，都是唯心的学说。

16世纪初，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年）首先反对以上唯心的学说，认为流水能够夷平高山，使地球成为一个完善的表面。法国学者伯纳德·帕利赛（BernardPalissy，1510—1590年）用一种测土器来观察土壤，发现土壤如果不为森林植被固定，极易为河流冲刷掉；17世纪中叶，动植物分类学者约翰·雷（John 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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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7—1705年），在自己的研究中，也发现山坡上的流水，能缓慢地冲刷掉山地。

在产生地貌形成的流水说的稍晚时期，还产生了地貌形成的构造说。1719年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指出地形反映地下岩石的结构；他的这一观点，得到野外观察学者约翰·哥特洛布·莱曼（Johann Gottlob Lehman）的支持，1756年发表了《中欧哈尔茨和埃尔茨山脉岩石和地形研究》。1762年乔治·克里斯琴·福克塞尔（Georg Christian Füchsel）对德国图林根山的研究；1777年西蒙·帕拉斯（Simon Pallas）对地质图的研究，发现很多山脉都以花岗岩为骨架；1770年意大利学者焦万尼·阿尔杜伊诺（Giovanni Arduino）还提出地球岩石分类法为：原始、次生、再次生、火成4类等，都证实地貌形成的构造说是客观存在的，并通过许多人的研究，逐渐完善。

18世纪流水地貌又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这就是有些学者确立了关于河流机械力与河谷发育的基本理论。1710年逝世的学者多米尼科·古格列尔米尼（Domenico Guglielmini）提出的研究河流的定律；1786年法国学者路易·加布里埃尔·科姆泰·德·比阿特（Louis Gabriel Comte de Buat）发表了后来被称为“均衡河谷”理论的数学方程式，主要是用流速与泥沙负荷来阐明坡降的维持。苏格兰地质学家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支持均变说，不过他提出地形形成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无始无终的过程，这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先进理论，完全抛却了均变论的唯心观，成为可以揭示内在规律的认识。然而，赫顿的著作文笔晦涩，散乱无章，因而他的理论最初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1802年约翰·普莱费尔（John Playfair）的著作《赫顿地球理论的说明（Illustration of theHuttonjan Theory of the Earth）》发表后，才得以传播。

至于人文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然地理学相比，要晚得多，也迟缓得多。人文地理学最初是在人口研究和自然与人的研究两方面酝酿开始的。这些课题早在古代就已提出，只是到中古时代，由于宗教的教义，特别是上帝创造一切的教义，禁锢着人们的思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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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研究停顿了千余年。欧洲大约在15世纪就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从宗教统治下解放出来，是时代的要求；于是15世纪末出现了震撼世界的地理大发现。这一事件的结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准备了世界市场和原料产地，可以说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与形成。地理大发现同时伴随着对世界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激烈争夺。当争夺处于高潮时，可以说无暇顾及研究；但争夺告一段落时，资产阶级要在自己抢夺到的土地上，为自己创造财富，于是研究怎样创造更多财富就提到曰程上来了。

人，既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生产的消费者，而且人还是一种商品。还在1415年，葡萄牙的亨利（Henry）王子率队攻占了直布罗陀海峡南岸的休达时，就已发现了奴隶市场；1441年他的船队到了大沙漠之南，他就俘获了12个黑人到欧洲市场作为奴隶出售；1444—1448年间，有40条船在非洲海岸俘获了900多个非洲人，到欧洲市场出卖。普雷斯顿·詹姆斯在《地理学思想史》一书中写道“在热衷于俘获并出售奴隶谋利的浪潮中，探险事业被丢在一边。在那些年头，非洲奴隶贸易是真正开始了。”（中译本第85页）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人文地理从人口的研究开始，一点也不奇怪。人地关系又是人口研究中的主要课题，自是难以回避。早在1662年，威廉·配第（William Peüy）和约翰·格劳恩特（John Graunt）就指出，只要有合适数据，人口可以进行分类统计，用统计的规律，在概率论的基础上，可以预测出生率和死亡率。1687—1691年天文学家爱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曾计算了布雷斯劳城的死亡率。德国学者聚斯米尔希（J·P·Süssmilch）于1741年发表《人类在出生、死亡与繁殖中所显示的神圣命运》（The Divine Ordinance Manifested in the HumanRace Through Birth， Death，and Propagüon）一书，指出性别正趋向平衡，出生率与死亡率可以预测，人口统计存在某些规律。

18世纪末，人口学理论的发展，可以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0—1834年）为代表，1798年他首次发表《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1803年再版，至1826年已连续发行了6版。他摈弃了他的父亲关于地球的安排决定于上帝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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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可按上帝意志自然达到完善的思想，认为真正幸福的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人口的增长，超过食物增长这一趋向的阻挠。他认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而食物则以数学（亦称算术）级数增加。这一观点并非马尔萨斯首先提出的，1588年意大利学者焦万尼·博塔罗（Giovanni Botero）就指出：“一个城市或整个世界的人口，将增加到食物供应所能允许的数目。”他认为人口增加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战争、灾荒和瘟疫，接近于生存极限的人口，将遭受到普遍的苦难。

马尔萨斯《人口论》发表以来，至今已187年，一直处于争议中。他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学者，首先不顾上帝主宰一切的观点的束缚，从人口本身的研究来探索人口的规律，应该说是涵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人口的增加和食物的增加，的确是人口研究中的主要课题之一，马尔萨斯通过自己的研究，揭示了其间的规律性关系，尽管有不少事实证明人口与食物的增加，并不都是象马尔萨斯所认为的那样绝对，但人口不加限制地增长，是防碍社会繁荣的因素，不可否定；造成食品供应紧张，也是事实。普雷斯顿·詹姆斯在《地理学思想史》一书里写道：“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被认为是这一时期的最光辉成就之一，为提供关于地球和人类的新知识，这时就有各个新概念应运而生。”（中译本第133—134页）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主要错误，一是不适当地把人口与食物的增加关系绝对化，结果导致了与事实相违背，把失业、贫困、饥饿等社会现象归罪为人口增加的必然结果，掩盖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为取消阶级斗争提供根据。因此，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强烈抨击。马克思写道：“这本小册子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于党派利益引起的。法国革命者在英国找到了热情的维护者；《人口原理》是在18世纪逐渐编造出来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德塞①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英国寡头====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而报以热烈的喝采。”①恩格斯甚至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二是他认为要使人口的增长和食物的增长相适应，办法是采取“积极抑制”和“道德抑制”。他把因疾病、瘟疫、贫困、战争等所造成人口的死亡，称为积极抑制；要不能养家糊口的劳动人民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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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或晚结婚，称为道德抑制。从而，以此宣扬阶级无须斗争，社会不要革命。并且，他反对社会救济，认为这样会穷了社会，穷了他人；他也反对避孕，认为避孕会使人懒惰，败坏性道德，违背上帝的旨意。他提出的“生存竞争”这一概念，虽然在数10年后，为查理·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年）和阿尔弗勒德·拉萨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年）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所证实，但后来也为德国纳粹主义所借用。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详细地研究了全球各国的人口变动和移动，以证明他的理论，因此，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一部有关人口的地理著作。尽管在理论上为资产阶级服务致为明显，但在一定意义上，却为后来的人口地理学奠定了基础；在人文地理学领域里的影响，在西方直到今天也未完全泯灭。

人地关系既是地理学思想的课题，亦是哲学的课题，其渊源甚至可追溯到远古时代。人类既是地理环境的组成部分，又是改造地理环境的主角。人地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十分紧密，古代的人类对环境依赖性很强，而抗御不利环境的能力又很差，产生了许多神话，这种情况在欧洲，直到16世纪，还未得到根本改变。1566年法国有一位政治哲学家，叫琼·博丁（Jean Bodin）他接受古希腊气候带的概念，探索行星对地球居民的影响。他认为世界南方的居民受土星的影响，过着宗教修心的生活；世界北方的人受火星的影响，好战，善于操作机械；世界中间地带的人受木星的影响，能在法律的统治下过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一观点受到卡彭特（Nathanael Carpenter）的支持，但卡彭特于1625年发表的地理著作中，引入许多有关赤道地带气候的报道，以证明赤道地带并不比一般热带的气温高。1719年法国神父德·博斯（de Bos）在其著作中专门研究气候对人类特性与行为的影响。他认为天气对巴黎和罗马的自杀与犯罪有明显影响，自杀多发生在入冬前和刚入春的东北风盛行时；而罗马犯罪活动多发生在盛夏的酷暑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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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最有影响的人地关系学者，是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la Brède et de，1689—1755年）。他于1748年发表了他的哲学巨著《论法的精神》（Del’esprit des lois）。其重要论题之一是有关气候对政治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影响是肯定的，如：由于阿蒂卡的土地贫瘠，导致希腊的贫民====设在雅典；而斯巴达周围土地肥沃，因此那里便产生了一个贵族====。他认为寒冷的气候与炎热的气候，会使人们产生不同的特性，而合理的法律，会使这种因气候产生的性格差异减小至最小范围。他用对绵羊的舌头所进行的著名实验，来论证气候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写得极有说服力。他写道：

“我观察过羊舌头的外表组织，用肉眼去看，有一个地方就象是被乳头状的细粒所覆盖。我用显微镜，就在这些乳头状的细粒的上面，辨识到一些细毛，或是一种毛茸；在乳头状的细粒之间有金字塔形的东西，顶端就象毛笔。这些金字塔很可能就是味觉的主要器官。

我让人把这个舌头的一半加以冰冻，并用肉眼观察，我发现乳头状的细粒大量减少；它们中有几行甚至缩入它们的细膜内。我又用显微镜检查它们的组织，却看不见那些金字塔形的东西了。当冰冻消退，乳头状的细粒，从肉眼看去，又逐渐地隆起；用显微镜看，小粟粒腺又开始出现了。

这个观察证实了我所说的话。我说在寒冷的国家，神经腺比较不扩张，较深地缩进它们的细膜内，感受不到外界东西的动作，所以它们的感觉就不那样灵敏。

在寒冷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是很低的；在温暖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就多些；在炎热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是极端敏锐的。气候是用纬度加以区别的，所以我们多少也可以用人们感受性的程度加以区别。我曾经在英国和意大利观看一些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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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相同，演员也相同，但是同样的音乐在两个国家却产生了极不同的效果：一个国家的观众是冷冷淡淡的，一个国家的观众则非常激动，令人不可思议。”

孟德斯鸠的著作思维敏锐，逻辑性很强，加之他的文学水平又很高，因此，他的许多观点都是错误的，但却能使人信服，因此流毒特别深。普雷斯顿·詹姆斯在《地理学思想史》中写道：

“但是，他把气候影响论讲得如此滔滔成章，以致这些思想在他身后久久不衰，事实上直到今曰，还在有些学校的课程中顽固地保留下来。孟德斯鸠著作的文学水平及其观念的重要性，使得他在学术界里享有巨大的威望。”①

孟德斯鸠倡导的地理环境决定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学说，是为资本主义的殖====义服务的。当时，正值欧洲资产阶级在全世界推行殖====义的高潮时期，他的理论正好为殖====义提供理论依据。他写道：“热带民族的懦弱往往使他们陷入奴隶地位，而寒带民族的强悍则使他们保持自由的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哪里是热带，哪里是寒带呢？在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的轮廓已描绘得很真实、很清楚了，但孟德斯鸠却故意将世界地图退到古代的画法，仍然坚持欧、亚、非的三洲划分法，因此十分清楚，所谓北方，所谓寒带，都是指欧洲而言；而南方，热带皆指的是非洲，他用气候决定论把欧洲定为宗主国，把非洲定为殖民地，认为这些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按他的理论，即纬度划分法，如何评介亚洲呢？显然他避而不谈纬度气候区划论，因为从纬度来说，欧洲所跨有的纬度，亚洲都跨有，他却自圆其说的写道：“欧洲的气候复杂多样，但无极端；而亚洲则不是太热，就是太冷，没有温和的气候。”

18世纪，在欧洲还出现了综合自然地理的一些学说。其代表人物是乔治—路易·勒克勒克·布丰（Georges—Louis Leclerc，Co—mte de， Buffon.1707—1788年），他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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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自然学家，他的巨著名《自然史——通论与专论）， （Hirstoire naturelle，générale etparticuliére），1749—1804年间出版，共44卷。他是1739—1788年的巴黎（皇家）植物园主任。由于工作之便，搜集有全世界的旅游者和探险者所写的各种记述资料，因此，可以说他的著作吸取了地理大发现珍贵的发现与记述，而且他改变了当时盛行一时的把地理大发现当成奇谈怪闻的谈资的风气，转为对事物规律性的探索。他最先提出人是改造世界的动力，认为“人是动物之一，但人和其他动物不同，因为人能用他的心灵来记忆经验和学习经验。人类具有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使命。”他从研究整个自然界出发，但却多次提到人和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用使人信服的素材，论证了人给自然环境的改变，特别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成长与扩展，人类及其驯化的动植物在地球上可居住部分的迁移和散布的那些变化。这是他的《自然史》中，《自然的时代》（Desépoques de la nature）一卷的主题。他的思想可用他自己的一段话，做出结论：

“今天，全地球表面都有人的力量和烙印。人，虽然从属于自然的力量，但常常比自然做的更多，或者至少是如此今人惊异地协助了自然。正是在我们人的双手帮助下，自然才得到其充分的发展，才逐渐达到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种完美壮丽的境界。”

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初，地球上未知的世界范围，在逐渐缩小；而已知的世界范围，却飞速的扩大。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三个多世纪，有关地理方面的各种资料，曰积月累，很多很多，如何来进行消化和吸收，以发展地理科学，提到曰程上来了。除了正确估价人地关系外，如何将地球的全貌和一个个局部科学地结合起来，就是重要课题，于是有关区域的划分的学说应运而生。1754年安东·弗里德里希·布申（Anton Friedrich Busching）写了一部《新地理学》（Neue Erdbeschreibung），这部书里他企图“描述地球表面的已知部分”。仿照古代斯特拉波的写法，用政治单元作为区域的基础，进行描述。1756年法国学者菲力普·比阿什（Philippe Buache），写了一本《论自然地理学》（Essai de géographiePhysique）的书，根据1737年对英吉利海峡的深度测量，认为地球表面被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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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成许多盆地，于是他采用山脉和盆地作为界线和单元，来划分世界。

1775年德国学者约翰·克里斯托夫·加特雷（JohannChristoph Gatterer）在《地理学纲要》（Abriss der Erdbeschreibung）一书中，用地理学、政治学和种族学结合的办法，按区域、国家、人种对世界进行划分。他认为国家集团，即区域的基础是自然的，但边界却是国界的连接。他认为地理学的定义是：地球的描述，也可以说地球表面的画像。这种描述，包括说明地球是什么？人企图如何改造它？解释天空、地球及其相互关系。他对人类之家的地球的有关的、实用的和历史的描述，尤其感兴趣。

1805年霍迈尔（H·G·Hommeyer）在《试论欧洲国家军事地理学》 一书里，表述了地表自然区划的观念。他不同意当时许多学者在政治单元的基础上描述地形，并按自然区划设想了四级地理单元：最小的地理单元称为小区（Ort）；站在高处可望得见的地方称为地区（Gegend）；在致高点上可望见的地方称为区域（Landschaft）；以大排水区域的边界（分水岭）为范围的地球表面的组成部分，称之为大区域（Land）。

1808年柏林大学地理学讲座主持人约翰·奥古斯特·措伊内（Johann August Zeune）在《格阿：科学地理学的尝试》（Gea：Versuch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Erdbeschreibung）一书里也认为地理学研究不应以政治单元，而应以自然单元为基础，因此他摒弃了按国家来划分区域的传统习惯。1812年布黑（A.L.Bucher）在《论地理学及其与历史学和统计学的关系》一书中，则主张地理学可从国家、居民、土地结合来进行研究，他注重自然与人的相互作用，对区域他以为“在其总的自然特点方面，彼此相似的程度超过了它们同最邻近的地区的相似程度，后者同别的区域的关系更为密切。”认为自然地理学和人，在地区上和相互的因果关系上都结合在一起，同时还明显地存在着这样的概念：同一地区内的各种现象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形成了“有机的整体”。他的这一观点遭到了学术界的反对， 1827年不得不写专论来进行对自己观点的捍卫，于是发表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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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地理学讲授中所遇到的困难》（Vonden Hindernissen，Welche der Einführung eines besseren Gangesbeym Vortrage der Erdkunde auf Schulen lm Wege stehen），美国著名地理学家哈特向（R.Hartshorne）在《地理学的性质》（TheNature of Geography）一书中写道：“布黑用以攻击自然边界和自然区域概念的论证严密完整，现代地理学家简直不能增易一个字。”①

18世纪地理学家中福斯特父子占有特殊地位。约翰·赖恩霍尔德·福斯特（Johann Reinhold Forester，1729—1798）和儿子约翰·乔治·亚当·福斯特（Johann Georg Adom Forster，1754—1795）都参加了库克（James Cook，1728—1779年）的第2次环球航行， 1778年J.R.福斯特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世界环航中的观察》（Observations Made during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内容包括地球与陆地、水和大洋、大气、地球的变化、有机体和人种等6部分，承认人类和他的环境之间的联系性与人类的流动性。近代学者们认为J.R.福斯特是“对其所看到的世界（南大洋）作自然考察的第一个放行者，也是完成最高职责，即科学对比的第一位地理学家”

（Oskar Peschel）；埃恩斯特·普莱韦（ErnstPlewe）甚至认为他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伟大的德国方法论地理学家”。他的儿子G·福斯特比他更有名，这并不是他比父亲更具高见，只是因为他将父亲的著作由英文翻译成德文，并于1789年在格廷根结识了伟大地理学家洪保德，成为对洪保德很有影响的朋友。

德国哲学家伊马努埃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年），作为哲学家，饮誉世界达2个世纪；但作为地理学家，一般却不大引人注意。事实上，他在柯尼斯堡大学讲授自然地理学整整40年（1756—1796年），时间之长，在职业地理学家中也不多见。1755年他发表的《自然史和天体理论》（Die Naturgeschichteund Theorie des Himmels）一书，就提出用太阳系形成的星云说解释地球的起源，41年后法国伟大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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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拉普拉斯（Laplace）重新提出，成为天文学和地学中的著名学说之一。这一理论尽管并不属于地理学范畴，但诸如大陆和大洋的形成、造山运动、火山、地震等都牵涉到地球内部的研究，因此在地理学领域内，发生了长远的影响。康德没有撰写有关自然地理的专著，后来根据学生的笔记，出版了好几个版本，一百多年来，谁也弄不清究竟那个本子较为真实可靠。其中著名的有林克（D.F.T.Rink）的《康德的自然地理学》（Kant’s Physische Geographie）；格尔兰（G.Gerland）的《伊马努埃尔·康德，他的地理学和人类学著作》（ImmanueI Kant，seine geographischen und anthropologischen Arbe-iten）；艾迪克斯（E.Adickes）的《康德对地球历史与构造的看法》（Kant’s Ansichten uber Geschichte und Bau der Erde），《对康德的自然地理学研究》（Uutersuchungen zu Kant’s Physischer Geographie），《新发现的一分听康德讲授自然地理学的大学生笔记》（Ein neuaufgefundenes Kollegheft nach Kant’s Vorlesung uber PhysischeGeographie）。一般认为艾迪克斯的著作较具权威。

康德认为人文要素是地理学的必要主题之一，并认为自然地理学是“自然的概括”，不仅是所有其他地理学的基础，也是历史学的基础。还认识到自然地理学甚至是他进行哲学研究的支柱之一。康德特别注重阐释地理学在知识领域中的地位，他把事物的研究分成两大类：不论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把起因相同的事物归在一起，叫逻辑分类；把性质和起因不同的事物按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归类，叫自然分类。地理学是按地区对事物进行描述与分类的科学，属自然分类范畴。他尤其重视对自然差异性的研究，他讲道：“这意味着地理学研究特定的具体的事物中的关系，而不是事物的抽象的一般的特性，并且集中注意于自然的差异性，而不是其相似性。”他认为地理学是一门经验的科学，力图反映“自然的体系”，又是一门探索规律的科学的观点，至今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孔拉德·马尔特—布伦（Conrad Malte—Brun，1775—1826年）是丹麦人，原名马尔特·孔拉德·布伦，因从事自由主义活动被驱逐出境，1800年到巴黎定居，改变名姓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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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后来的名字。1810—1829年出版了《通论地理概要》（Précis de la géographieuniverselle）3卷，第1卷论述地理学的历史；第2卷写的是地理学的概念大纲，包括地球的形状、投影的种类和天文关系；第3卷着重讨论了陆半球的概念。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评述了有关地球起源的各种理论，介绍了灾变论和均变论的争论，认为研究自然地理的唯一有益的方法是恢复纯粹的描述；他认为气候决定人类特性的观点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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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1904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9#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5-10-6 17:26 只看该作者

第9章 地理学科学基础的奠立

亚历山大·冯·洪保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卡尔·李特尔②（Karl Ritter）在科学的历史上，有如巍巍高山，大名鼎鼎，是世界上公认的近代地理学大师，科学地理学的奠基人。他们都是德国人，李特尔比洪保德小10岁，两颗璀灿的明星，于1859年同时陨落，为人类的科学事业留下了两座宝库，树立了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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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冯·洪保德于1769年9月14曰出生在柏林的一个贵族家庭，少年时候父亲去世，寡母秉承父亲的遗愿，打算把他培养成政治家，18岁就让他上了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哲学和政治；不久尊母命转入柏林大学，学习工厂管理；20岁进哥丁堡大学，学习物理学、语言学和考古学；22岁进弗赖堡矿业学院，学习物理、化学、地质和采矿。1792年，即他23岁时在普鲁士的弗朗科尼亚矿区担任检查员和主任。1796年他的母亲去世，继承了林根山庄庄园，1797年辞去公职，去巴黎，从此，步入了完全科学家的生涯。

洪保德一共在4个大学，学习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有了扎实的基础。但是，把他引入科学的地理学研究的，却是三个人：一是物理学学者马尔库斯·赫尔茨（MarcusHerz），他是康德的学生，洪保德听了他作的一系列科学论题的讲演，和一些科学实验的示范；二是乔治·福斯特（George F.Fotster），他是著有《世界环航中的观察》（ObservationsMadeduring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的约翰·福斯特（JohannReinhold Forester）的儿子，并和他父亲一道参加了库克船长的第二次环球航行，还是他父亲作品的德文翻译者。乔治·福斯特向洪保德讲述了他在环球航行中的各种见闻，有的甚至还是他们父子的科学归纳与见解，1790年还带领洪保德沿莱茵河徒步旅行到荷兰，使洪保德受到了旅行考察的实际锻炼；三是弗赖堡矿业学院地质学者亚伯拉罕·戈特洛布·沃纳（Abraham GottlobWerner），他是首倡岩石水成学说的学者，他认为地球上一切岩石都是在水下沉淀而成，并堆积成层次。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乔治·福斯特，洪保德后来回忆说，他对地理学发生兴趣是在他和乔治·福斯特相识之后开始的。

当然，这只是谈洪保德所受到的直接影响，不能理解为希腊古典时期的地理学，特别是地理大发现以来的旅行考察报道，以及许多学者旨在探寻自然界的各种秘密所创立的一系列学说，会不对洪保德发生影响。这里有两则有趣的例证：一是当他听到意大利学者卢伊季·加尔万尼（Luigi Galvani）进行了关于肌肉的电和化学刺激的实验时，他马上在自己身上作了相同的实验，致使他几乎发明了电池制作的方法；二是他读过瑞士学者霍拉斯·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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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迪克特·德·索热尔（Horace Bénédict de Saussure）认为阿尔卑斯山谷地是由退缩的特大洪水切割而成的学说后，竟亲自到阿尔卑斯山南北两侧实地进行验证。他不仅熟悉欧洲历史的和当代的地理学说，而且是当时欧洲少有的，对中国古代地理学有相当了解的学者。他把到中国旅行考察作为自己“极热烈的志愿”，当他从友人那里得到中国清代乾隆年间四张地图时，视为无阶之宝；他不带偏见，远见卓识地认为中国古代地理学水平超过希腊和罗马；他对中国古代地理学杰作《禹贡》，给予了极高的科学评价。因此，有理由认为，洪保德正如一块干燥的海绵一样，将人类数千年的地理学的水滴，吸收过来，变成自己的养料，最终酿造了科学的琼浆玉液。

洪保德的科学生涯，与中国的杰出地理学家徐霞客，非常相似。他们都是贵族地主家庭出身，都不愿过舒适的贵族生活，抛弃了为他们摆着的仕宦的个人前途，将产业作为科学资金。洪保德为了考察和出版著作，耗费了全部的家产；后来为了支撑自己的科学研究，不得不作官领取薪金。他们都十分注重亲闻亲见的科学考察，在荒凉、神秘的自然界，长期地进行极其艰苦的野外科学考察工作。洪保德终身未娶，将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人类极壮丽的科学事业。最后，他们都成了地理学的大师，为近代地理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1797年洪保德由于继承了遗产，不必为生计担心，毅然辞去公职，来到18世纪欧洲科学文化中心的巴黎，从事野外考察的准备，包括购置各种野外观察仪器，学习这些仪器的使用方法。这些仪器是当时最先进的产品，总计达40余种，为他曰后的科学考察作定性与定量结合分析，提供了条件。在巴黎，他结识了许多当代著名学者，最著名的是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他是创立地球形成星云学说的学者，洪保德向他学会了操作空盒气压计以确定地面的海拔高程。并且，在巴黎觅到了志同道合的法国植物学家埃梅·邦普兰（Aimé Bonpland），成为他美洲考察的伙伴。

18世纪末叶，西班牙王国在美洲霸占了地域辽阔的殖民地，北自今美国的加里福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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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南抵智利，几乎占了拉丁美洲的绝大部分。当时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极为严密，任何外国人想踏上这一带地方，几乎是不可能的。洪保德能够到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考察，是非常偶然的机遇。1799年春天，他和邦普兰从巴黎出发，绕道地中海沿岸，到马德里，一者由于洪保德的贵族身分，使他能取得西班牙贵族的好感；二者因为洪保德沿途均进行了高程测量，绘制了西班牙的地形图，显示了西班牙内地高原的地形特点，因而，给西班牙宰相以极好印象，并被介绍给国王，从而取得王国====特许与资助，去美洲考察。6月5曰自西班牙启程，乘毕查罗号经卡内里群岛，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抵达委内瑞拉的库马纳港。

洪保德中南美洲的考察旅行，历时五年，行程2·5万公里，足迹所到之处有崇山峻岭、平原、丘陵、草原、荒漠和热带雨林，真是辛勤跋涉，艰苦备尝。大约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考察委内瑞拉境内景观。洪保德的考察注重全面，他熟悉考察地区一切前人的研究成果，如布丰（Georges-Louis，Comte de Buffon）对委内瑞拉境内森林破坏导致河流干涸的研究；德·拉·康达曼（Charles Marie de La Comdamine）曾报道曼纽尔·拉蒙（ManuelRamón）神父讲过，奥里诺科河上游有一分支倒流入内格罗河而成为亚马孙河的上源。诸如这一类的前人成果，他都要到实地，通过观察和细致的测量，用足够的依据来进行科学的判断。

洪保德在美洲的多数考察地区，都属于从来都没有人涉足的科学考察处女地，比如安第斯山脉的考察，就带有探险性质。包括海拔高程、气温、经纬度的测量，以及高度、气温、植物、农业的综合观察，从而掌握了垂直地带性的分异规律。他通过对厄瓜多尔境内火山的考察研究，从而否定了沃纳（Abraham GottlobWerner）关于地球表面一切岩石水成的学说，并断言花岗岩、片麻岩和其它结晶岩是火成岩。为了探索高山气压对人体的影响，1802年6月9曰与邦普兰一道攀登当时人们认为的安第斯山最高峰——钦博拉索山，到达了19286英尺的高度，创造了当时为止人类攀登的最高记录，这一记录过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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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方为他的信徒约瑟夫·布辛哥尔特（Joseph Boussingault）打破。他不仅记录了高山病的症状，还解释了这些症状形成的原因。在秘鲁海岸，一方面他研究了鸟粪的化学性质，进行了所含成分的测定，认为是优质的有机肥料，导致了南美西海岸国家鸟粪的开采与出口，并成为这些国家百余年来命脉经济部门；另一方面，由于对海水温度的测量，发现从海底升腾的冷水流，这就是由西风漂流至南美洲西海岸南纬10°转向而成的寒流，现称秘鲁洋流（Peru Current），也称洪保德洋流。

1803年3月，洪保德由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启航，西北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登岸，对墨西哥进行科学考察。当时墨西哥由于贸易限制的放宽，对采矿又进行了新的投资，行政官员和教会领袖也都很干练，正处于繁荣的顶峰。洪保德进行了全面的深入考察，后来用考察所得，编纂了《墨西哥》（México）一书，成为区域地理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国家经济地理的杰作。1804年还对古巴进行了科学考察；同年5月抵美国，进行了一些参观访问，并与《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美国总统（1801—1809年）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结识而成为好朋友。1804年6月30曰返回欧洲，抵达法国的波尔多港。

在美洲经过千辛万苦，收集了许多植物和岩石标本，集装成箱；他们有数量十分巨大的笔记本。这些标本和笔记，为了妨止遗失损坏，都进行了复制，用不同的船只运到欧洲的不同港口，最后集中到巴黎进行了19年的整理，以《新大陆热带地理旅行记》（Voyage aux région equinoxiales du Nouveau Continent）为总标题，分30卷出版。

其中，《历史记载》（Relation historique）3卷（即第28—30卷）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译成许多种文字，在欧洲各国的许多首都出版。洪保德在《自然的景象》（Ansichtender Natur）的论文中写道：“要引起受过教育但不懂科学的人们注意，去热衷于发现科学真理”。这恐怕是他写作的目的之一。 他不仅掌握了自己实地搜集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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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的资料，而且他的著作既富哲理，又有生动流利的描述，的确吸引了许多人，并导致一辈自然科学家的产生。最著名的要算查理·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年），他曾经反复阅读这些科学旅行记载，并决心将一生献给象洪保德从事的事业，他后来回忆说：“它们（指洪保德的著作）改变了我一生的整个过程。”就在洪保德去世的那一年（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Entstehung der Arten）问世了，这是对洪保德的最好安慰和纪念。

洪保德在巴黎整整居住了24年，他的声望是那样崇高，人们普遍认为在当代欧洲的名人中，他的地位仅次于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当时许多著名学者，都经常与他会晤，相互砥砺。如物理学家、电磁研究和光谱理论的先导弗朗索·阿拉戈（Francois Arago）；瑞士冰川学家、建立全球冰川理论，后为哈佛大学教授的路易斯·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德国生物化学家尤斯图斯·冯·利比希（Justus Von Liebig）；法国地质学家，攀登钦博拉索山，打破洪保德登高记录的约瑟夫·布辛哥尔特（Joseph Boussingault）等。拉丁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独立运动的伟大领袖、委内瑞拉土生的西班牙贵族后裔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也是洪保德的好友。西蒙·波利瓦尔传记里，有下述一段记述：

“有一天，玻利瓦尔与洪保德、邦普兰谈话。

‘您说’，年青的玻利瓦尔问德国学者，‘西班牙美洲是否已经到了打破外国枷锁、宣布独立的时候了？’

‘是啊！’洪保德回答，‘西班牙美洲已经成熟了，但那里缺少一个能够领导祖国解放运动的人。’

这时邦普兰插话说：‘……我觉得殖民地独立的时机已经成熟，那只要把起义发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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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自己就会推举一位领袖的’。

交谈者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未来的领袖当时就在他们中间。”

1827年，洪保德由于私人财产已在旅行和出版著作中全部耗尽，被迫离开巴黎回到柏林，就任普鲁土王宫的宫廷大臣职务，以取得一笔薪金，维持他的科学研究。1829年他接受俄国沙皇的邀请，对俄国进行旅行考察。从圣彼得堡出发，乘车向东直到西伯利亚，然后折向西南，经中亚细亚，转里海沿岸，回到圣彼得堡。此次旅行的路程还超过了美洲之行他是沙皇亲自邀请的客人，沿途受到很好的接待与照顾，而且一直是乘车旅行，在科学上的收获与意义，则远远不如美洲之行。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首先，他沿途系统地观察了气温，并将相同的温度联接成线，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幅世界等温线图，从而发现距海洋远近不同，等温线的弯曲情况就有很大差别，从而创立了大陆性气候与海洋性气候的概念。他向沙皇建议，在俄国建立全国测候站网，沙皇接受了这一建议。其次，在西伯利亚的旅行中，他对永冻层的土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通过对永冻层下柱牙象遗体的观察，未发现冰川作用的迹象，从而否定了他的好朋友、瑞士学者路易斯·阿加西斯的全球冰川的理论。

自1829年至他逝世的1859年，洪保德用他生命的最后30年时间，撰写科学巨著《宇宙，物质世界概要》（Kosmos，Entwurteiner Physischen Wellbeschreibung）。这部著作共五卷，由斯图加特和图宾根的J.G.哥德书店出版，出版的时间为：卷一，1845年；卷二，1847年；卷三，1850年；卷四，1858年；卷五，1862年。在卷一的序言中，洪保德写道：“在繁忙一生的晚年，我把这部书奉献给德国的读者。这部书的朦胧影象飘浮在我的头脑中，几乎已经半个世纪了……推动我这样做的主要动力，是诚心努力去了解处于普遍联系中的自然事物的现象，并把自然作为一个通过内部力量而运动着的整体去加以阐述。”卷三的绪论中，他又写道：“我所写的这部关于宇宙著作的基本原则，……就是企图把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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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作为一个自然整体来认识，并揭示在这些现象的个体组合中，怎样认识它们所受到的共同制约——或者说大自然规律的支配，以及通过怎样的途径来从这些规律提高到因果关系的探讨……而这种认识必须通过对于直接观察所得的结果的深思熟虑，而不是通过基于思维演绎和思想发展的一种宇宙观”。他还说道：“如果我们要正确地理解自然，我们就绝不可把事物的现状及其过去的连续不断的发展截然分开。不回顾事物的形成过程，就不可能获得对事物性质的正确理解。不仅仅是有机体经常处于不断变化以及不断分解并产生新质的过程中，地球本身在其存在的每一形态中，也都有前一阶段的秘密显示出来。……在对于地球的自然面貌进行描述时，现在和过去这两者之间很明显地是相互渗透的。”这几段引言，基本上表述了洪保德《宇宙》一书的学术思想。

《宇宙》一书，还正确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洪保德在卷一的末尾写道：“如果我不是敢于探索一些最显著的人类现象，我所要努力描绘的一般自然图景将是不完整的。这些人类现象是对照着物理的等级来考虑的，即对照着同时代各人类的地理分布，对照着自然力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倒转来对自然力所施加的相互的、虽然是较弱的活动来考虑的。人类在生活上到处和土地发生最根本的联系，虽然比起动植物来，他依赖于土壤的程度，依赖于他周围的大气气象变化的程度较小——他能借力于精神活动和智慧教养的提高来轻易地摆脱自然力的控制，还具有使他自身适应于在各种气候下生活的惊人能力”。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讲到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前期，欧洲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打击力量，终于摧毁了早期形成并统治着整个科学界的一种保守的、僵硬的自然观，也就是把自然界看作亘古不变的和充满着浅薄的“目的论”的自然观。在他所列的六个打击力量中，第六个打击力量主要指的是洪保德。“第六个；解剖学、气象学（等温线）、动物地理学和植物地理学（18世纪中叶以来的科学考察旅行）中以及一般地在自然地理学（洪波尔特——即洪保德，见该书的“人名索引”的洪波尔特条：“洪波尔特（Humboldt，A.1769—1859年）德国自然科学家。”）中比较的要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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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整。形态学（胚胎学，拜尔）。”①由此可见，恩格斯肯定了洪保德的上述贡献，这就是对洪保德一生的科学活动的高度评价。

法国著名地理学家埃马纽埃·尔·德·马东男（Emanuel De Martonne）在1909年版的《自然地理学》（TraitédeGéographiePhysique）一书中写道：“洪保德不管研究什么现象，如地形、温度、植被等等，他都不是象地质学家、气象学家或植物学家那样仅仅孤立地逐个研究它们。他的哲学观点使他走得更远。它立即引导他去观察别的现象。他探索原因和遥远的结果，其中甚至包括政治和历史的事实。没有人曾经比他更精确地说明：人是如何依赖土壤、气候、植被，植被是如何受自然现象制约，以及它们是如何相互依存的。”①马东男认为洪保德是阐明“独特的科学”的地理学两条基本原理的第一位学者，他说洪保德探索的不是个别的空间现象，而是空间分布的各种现象的复合体。洪保德观察这些现象，然后试图去解释它们：“他上升到原因，又下降到结果……”。这就是马东男所说的因果关系原理。洪保德试图比较地球表面各种地理现象的地理位置和范围，他认为这就是普通地理学的原理。

我国地理学界对洪保德的科学贡献，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59年在我国举行了洪保德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国科学院前副院长、中国地理学会前理事长竺可桢，发表了题为“纪念德国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亚历山大·洪堡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论文；中国地理学会现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前所长黄秉维也发表了“亚历山大·洪堡的生平及其贡献”的论文；上述两文均载于《地理学报》1959年第3期。我国著名地理学家侯仁之也于1965年发表了“洪保德评传”一文；1980年第1期《地理知识》发表了牛文元的“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伟大的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德”一文。这些都说明洪保德的贡献受到中国地理学家的尊敬！

世界杰出的科学家逝世后，他的祖国——德国为他举行了国葬。人们称他是“近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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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第二个哥伦布”，是“美洲大陆再一次的发现者”；大英百科全书评论“他是德国科学文化的伟大代表，是一个具有奇异精力和惊人的自我控制能力的人”。竺可桢说：“象他这样高瞻远瞩、胞与为怀的第一流科学家，实亦世界之瑰宝”。

卡尔·李特尔（1779—1859年）是近代地理学的又一大师，又一奠基人。他比洪保德小10岁，和洪保德同年逝世。洪保德享年90岁，他享年80岁，都是高寿。他和洪保德一样都是少年丧父，只是他丧父时间更早，那时他还只有5岁，而且作为医生的父亲去世后，没有象洪保德家那样，留下大笔遗产；他的母亲无法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幸运的是就在他的父亲去世的同时，一位叫克里斯蒂安·扎尔茨曼（Christian G. Salzmann）的小学校长，要选择一些未受过任何教育的幼儿，进行教育改革的实验，他入选了，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而直接给他授课的老师古茨默思（J .C. F. GutsMuths），正好是一个地理学者。古茨默思实在是培植地理学大师李特尔的第一位园丁，以致他的巨著《地学通论》出版首卷时，他把这本书题献给佩斯塔洛齐和他早年的老师古茨默思。因此李特尔少年时期就具有观察人与其周围自然环境联系的能力。

当李特尔16岁时，家里没有能力送他上大学，又幸运地得到一个很有钱的银行家贝特曼·霍尔韦格（Bethmann Hollweg）的支持，条件是李特尔给他的两个儿子当家庭教师，他负担李特尔上大学的费用。于是李特尔先后就读于哈雷大学和哥丁根大学。他同他的学生一起，常常出去进行短期的野外考察旅行。这不仅增加了他对大自然的感性知识，还培养锻炼了他的素描艺术。李特尔的著作里有大量的极精确真实的素描，表达了极为丰富的科学内容。1807年，他和对中南美进行了震惊世界的科学考察旅行的学者洪保德会面了，给他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特尔一生以教育为职业。1819年任法兰克福大学历史学教授；1820年受聘担任德国首创的柏林大学地理系系主任，这个职务一直到他逝世时为止。他还担任过普鲁士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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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授，陆军军团的学习总监，普鲁士王子阿尔贝特（Albert）的家庭教师。他是皇家史地科学委员会的委员，并创办了柏林地理学会。

李特尔的不幸而又幸运的经历，可能是他唯心论观点的根源，他本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学术上，他的指导思想始终是认为地球是上帝给人类安排的家乡。他认为不仅地球是上帝创造的，就是地球上的各个大陆，也是上帝有意的安排，他说：亚洲代表太阳的升起，所以是最早的人类文明的发源地。非洲代表正午，由于大陆轮廓平直、气候单调，居民就昏昏欲睡，避免与外界接触。欧洲是特定要为人类作出最大成就，因为它代表着曰落或曰暮，这里将看到人类发展的顶峰。但是，由于美洲的发现，使人联想到新的曰暮的到来，预示着一个人们为之奋斗的新的顶峰的到来。极地地区代表着午夜，土地和人民都被永恒的封闭在睡眠之中。所以李特尔的哲学思想是追求康德与约翰·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74—1803年，提出自然史和人文史服从于同一基本法则的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的十足的目的论者。他的思想受到与他同时代的学者尤科乌斯·弗勒贝尔的批驳，弗勒贝尔说：照此说来，草是为了要给牛吃才长起来的。李特尔回答说，在地球上的一切生物中，只有人才能领会到一个神圣计划的存在，从而能把他的生命适应于他，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上帝的赋予。

李特尔64年的教师生涯，使他成为一个雄辨的、才华横溢的演讲家。他在大学里讲课，最初往往只有寥寥无几的人听他的课，而后来总是座无虚席。他的讲演十分通俗，具有语言明确，组织完善的特点。1826—1850年间，他的五篇讲演，即1826年的《各大洲的地理位置及其水平扩展（The Geographic Position and Horizontal Extension of the Continents）；1828年的《形式和数字的陈述作为表达地理空间关系的辅助方法》（Remarks on Form and Numbersas Auxiliary in Representing Relations of Geographical Spaces）；1833年的《地理科学的历史要素》（The HisloricaElement in Geographical Science）；1836年的《自然和历史作为自然史的因素，或论地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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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and History as theFactors of Natural History，or Remarks on the Pesour ces of theEarth）；1850年的《地球外形对历史进程的影响》（The External Features of the Earth in Their Influence on the Courseof History），都是极其精湛的学术报告。许多学生都成了李特尔的追随者，其中有的成了著名的地理学家，如法国的埃利兹·雷克吕（Elisée Reclus，1830—190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身新泽西大学自然地理和地质学教授阿诺德·盖约特（Arnold Guyot， 1807—1884年），因此他的地理学理论得以在世界许多国家传播。

李特尔一生也作过不少旅行，但是时间短、距离不远，对他的研究没有太大的作用。李特尔的研究是典型的书斋式，在他的著作中，资料是那样丰富，以致从荷马史诗到他的时代为止，一切他能够搜集到的文献，他都能运用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可以认为李特尔的著作具有广征博引的特点。他的著作和以前历史上地理学家的著作不同，在他以前的地理学家的主题，是搜集尽可能多的地理知识，变未知世界为已知世界，那种“变”的标志是：在哪里？什么样的？有什么？以及如何从已知的地方去到那里等。李特尔却不去研究这些，他认为地理学要研究地方的条件，包括一个地方在地域、形态、物质等特点方面的属性，其中第一个属性指的是地球表面的自然区划；第二个属性包括水、海、大气的分布和运动，它们是人类生活的基础；第三个属性是物质条件，是自然历史的地理外貌，它包括矿藏、植物、动物的分布。因此，可以认为李特尔研究的是地理规律，揭示各种地理现象的内在联系。

象洪保德一样，李特尔也将他生命最后的全部时间，用于撰写地理学的科学巨著《地学通论》，不过他花的时间比洪保德写《宇宙》的时间还长十年。《地学通论》的德文标题全称，译成英文是《地球科学——它同自然和人类历史的关系》或《普通比较地理学——自然和历史科学研究与教学的坚实基础》 ，19卷，共计两万多页。14卷是关于巴勒斯坦和西奈半岛，标题是《巴勒斯坦和西奈半岛的比较地理学》（The Comparative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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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alestine and the Sinaitic Peninsuls）。

《地学通论》虽然是一部卷帙浩繁的科学巨著，但并未写完，仅包括非洲和亚洲的一部分。就是他熟悉的、资料最为丰富的欧洲，也没有写进这一著作之中。因此，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不全面的著作。但，这不等于说李特尔的地理学理论体系和地理学思想表述有缺陷或不足，不，绝不是这样；应该说他表述得很全面、很充分。当他开始撰写《地学通论》第一卷时，他就说他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于以往；他声称，他研究的是一个独特的比较的课题，其目的在于说明历史与有机自然、无机自然之间的联系。他说：“我已经说明地理学有权被认为是一门界限明确的科学，它和其它科学享有同样的尊严”。那么，地理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呢？他写道：“地理学这一名词的意思是对地球的描述。不幸，它已经出了毛病，而且使人们误解了。对我们来说，它所指的，仅仅是真正地理科学的那些要素。这门科学的目的完全在于抓住一种最完全、最广泛的对地球的观念；总结我们全部的对地球的知识，并把它们组织成一个美丽的统一体……地理学是科学的一个部门，它把地球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研究它所有的特征、现象和关系，并说明这个统一的整体与人及人的创造者的联系”。他认为地理学的中心原理是“自然的一切现象和形态对人类的关系”。这是一种被我们在地球表面和人的独特的地理结合这一体系内，进行考查并予以系统化的关系。为了这个目的，他认为地理学必须利用所有有关系的地学和人文科学的成果，他写道：“要利用所有的科学来说明它自己的个性（即地理区域和人地关系方面的独特性），而又显示它们的特点。必须使他们都给出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同时又必须保持它自己的鲜明的单一性。”这表明，他远见卓识地认识到吸收有关的资料来达到自己独特的目标，正体现了地理学在科学领域里的特殊地位。

李特尔在凝聚着他一生绝大部分心血的《地学通论》中，运用哲学和技巧，主张作为地球描述科学的地理学，应该超出地球描述的范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的目的已经是不仅要比前人收集、处理更多的资料，而且要找出作为自然的一切差异的基础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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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规律，说明它们和每个单一事实的联系，并在纯历史领域内，指出存在于那些在地球上盛行、在自然与人的相互关系中似乎最显著的表面上的差异和变化无常之中的完美统一与和谐。从这一研究中产生了自然地理这门科学。这门科学的任务是找出产生那些制约着事物、民族、个人多样性的和随后变化的所有的规律和条件。”季特尔承认洪保德在南美考察时所体现的“区域单元是一个有机整体”的概念，不过他还企图进一步去发展这一概念。这里有两点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一是他进行了区域系统的划分，即根据传统和宗教的原则，把地球划分为大陆或洲的单元：这类单元包括自然单元，如欧、亚、非、美、澳等；人为单元，如旧大陆、新大陆或旧世界、新世界。各大洲再划分为自然区域，根据山文情况，划分为一个由阶地环绕，通过大河排水的高地核心与周围的沿海低地结合的自然区域；这种划分是通过演绎得出的。他认为地球的表面是由镶嵌结构的“砖头”或构成单位组成的。因此，按他的想象，所谓大洲，是各别单元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的构造和范围，可从最小区域的各种现象归纳出来。二是对由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所显示的地域差异进行的研究。从对亚、非二洲的研究中，李特尔认为各大洲似乎都存在类似的结构，即：第一是高地和高原，包括平均海拔4000—5000英尺以上和以下两级；第二是山地，包括平行山脉，如汝拉山和喜马拉雅山；分歧或聚合山脉，如东阿尔卑斯山，北落基山（分歧）和安第斯山结（聚合）；辐射山脉，如奥佛涅西南的阿尔卑斯山；环状山脉，如特兰西瓦尼亚山地和波希米亚山地；交搭山脉，如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帕米尔、昆仑山等山脉。第三是低地，一般低于海拔400英尺，如东欧大平原等。第四是介于高地与低地之间，他称之为阶地。这里他运用的方法是演绎。由此可见，李特尔认为仅仅是地球表面的描述，对地理学来说是不够的，还要运用演绎、归纳的方法，通过大量资料的分析，找出客观存在的规律。尽管由于他的唯心史观的束缚，当时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都使他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但是他的功绩在于为地理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李特尔对地理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创立了比较地理学的概念。所谓比较地理学，指按区域系统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通过演绎、归纳，求出一般的规律。李特尔把普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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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All- gemeine Vergleichende Ceographie）作为《地学通论》的副标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的《论文·导言》中写道：“一方面，由于有了比较自然地理学，便确定了各种不同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按照其相当的器官来相互比较各种不同的有机体，不但在成熟状态上加以比较，并且在一切发展阶段上也加以比较。这种研究进行得愈加深刻和精密，那不变地固定的有机自然界的僵硬的系统就愈加一触即溃。”①比较地理学的产生，在自然科学的系统中，意义很大。卡尔·辛胡贝（KarlA Sinnhuber）在《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年）一书中，认为“‘比较地理学’这一名词的含义引起了许多争论，因为李特尔自己也对它说不清楚”。这实际上是创立一种新的学说的正常情况。

第二，卡尔·李特尔实际上创立了人文地理学（Human Geo- graphy）。所谓人文地理学，指研究地表人文现象的空间差异的科学。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大致上由李特尔创立，后由拉采尔（Friederich Ratzel.1844—1904年）发展而形成。一方面，由于李特尔在哲学上受“目的论”的支配，是唯心主义地理学的代表；另一方面，又由于他创立了人文地理学，因此，虽然在德国，他的影响远远超过洪保德；在资本主义世界一直认为他是创立近代地理学的大师，是“近代地理学之父”；但他在苏联以及东欧各国，一直是受批判的对象。在我国，一是回避，近30多年来，有关洪保德、彭克、戴维斯等的研究专论和介绍的文章，时有所见，而李特尔却始终没有专门的介绍文章；二是批判。“又如和洪保德同时在柏林讲学而且受到当时学术界极大尊重的地理学家李特尔（K. Ritter），也同样坚持其唯心主义观点。他认为地球乃是为了人类的生活而创造，正如身体是为了灵魂而存在。这是一种‘目的论’的思想，实质上是把自然环境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样他就成为当时唯心主义地理学派的代表。在欧洲地理学发展史上，以洪保德为代表的自发的唯物主义学派，和以李特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学派，是把古典地理学从一种经验的科学提升为一种理论的科学的过程中，所展开的一种最尖锐最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至今尚在继续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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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为完全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点，来研究科学史，不一定妥当；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用此观点，来衡量科学家，更不一定合适。事实上，在地理学史上，对洪保德与李特尔的评价上，有推崇洪保德的，也有贬低洪保德的；同样，对李特尔也有褒有贬，然而，公正地说，他们都不是毫无可以指责的科学家，许多人认为洪保德的著作缺乏深度，在地理学的各个领域与部门里，他都算不上第一流的开创性研究家；也有人认为，尽管理论上李特尔主张要超出描述的范围，但由于他所持的“目的论”思想，使他很少去研究地理现象的形成原因，他虽然也揭示了一些规律，但这样的规律大多是推理的，无法到实际中去加以检验。但他们的确是近代地理学的创始人，洪保德没有写方法论一类的著作，对个别的自然现象不发生兴趣，但他却给我们揭示了一个有着千丝万缕内在联系的自然界。他的功绩一是在地球上探索他在一个地点上见到的现象；二是把一种自然现象和出现在同一地点的另一种自然现象联系起来。正由于他的开创性研究的启发，结果导致了一系列地理学的分支科学的建立。而地志学更是他的功劳。李特尔的《地学通论》是关于地理学方法论的著作，他的影响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几乎达到近百年之久；大约在半个世纪中，没有人能与其相比拟；他在柏林大学留下的教授席位，空了数十年，无人填补。事实上将地理学由现象的描述，推向规律的探寻，正是李特尔不可泯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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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地理学的相关科学

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的科学，但地理环境之大、之广、之深，绝非某一门科学、少量科学研究人员可以完成的。通常将地理环境理解为：(1)自然环境，或称为自然界，或称为自然景观；(2)人为环境，或称为人文界，或称为文化景观。也就是说，地理环境等于自然环境与人为环境之和。

大家知道科学分为两大类，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它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气象学、海洋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基础科学，以及材料科学、能源科学、空间科学、农业科学、医学科学等应用技术科学。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教育学、文艺学、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所以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来看，都可以说是研究地理环境的学问。各门科学只是从各个侧面对地理环境进行研究，因此，科学间是互相联系，有时很难区分。

科学间的联系有密切程度的差别，凡密切相关的，通常称相关科学。对每一门科学来说，都有各自的相关科学。地理学通常包括整个地学（Erdkunde），即地文学（Physiogrcraphy）、自然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地理学（Geography）、地质学（Gcology）、地理与地质（Geography der Geology）、地球科学（Earthscicnce）。目前，如地质与地球科学都已成为独立的科学，并已成为地理学的相关科学；不仅如此，由这两门科学派生的，如地文地质学（Physiographical geology）、岩石地质学（Petrological geology）、构造地质学（Structural geology）、动力地质学（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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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y）、地史学（Historical geology）、应用地质学（Applied geology）、地球物理学（Geophysics）、地球化学（Geochemistry）、天文学（Astronomy）、气象学（Meteorology）、水文学（Hydrology）、地形学（Geomorphology）、地震学（Seismology）等也都是地理学的相关科学。

地理学的相关科学，还包括生物学的有关分支科学，如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分类学、生态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进化论，特别是生物地理学；包括研究社会现象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史学、军事学、宗教学等也都是地理学的相关科学。地理学与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毫无疑问，自然是相关科学。地理学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还有下列四个属于工具的相关科学：一是地图和地图学，包括测量学、绘图学；二是技术科学，特别是各经济部门的生产工艺，如农业生产原理、工业生产原理、运输生产原理等；三是世界上的各种语言，以充分运用全世界人民的聪明才智；四是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不断改进地理学的研究手段，如计算技术、遥感技术等的引用。

各门科学尽管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由对象所规定的特定内容和特殊的研究方法，但相关科学的相互渗透，总是不可避免的。地理学也在向外渗透，产生了诸如气候学、水文地理、土壤地理、动物地理、植物地理、生物地理、历史地理、经济地理、工业地理、农业地理、运输地理、商业（贸易）地理、矿业地理、人口地理、民族地理、城市地理、聚落（乡村）地理、行为地理等庞大地理学家族，这些学科已逾越了相关科学的界限，成为地理学的组成部分。

从地理学史的角度而言，许多学者是在研究相关科学的过程中，对地理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而成为地理学家。如中国古代学者孔子、管仲、司马迁、司马光、刘向、贾耽、李吉甫等，都不是地理学的专门研究家，但他们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等的研究中，都涉及了有关地理学的研究，并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的许多学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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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是诗人，人们公认他是地理学的始祖；泰勒斯（Thales of Milcius，约公元前624—前543年）本是创立几条几何学定理的数学家，由于他提出地球是漂浮于水面的圆盘学说，在大地测量与天文测量方面也都作出了贡献，是地理学史上的重要学者；阿那克西曼德、赫卡泰都是哲学家，对地理学也有独特的贡献；被认为是古希腊历史学与人类学的鼻祖的希罗多德，他的著作名为《历史学》，古今许多地理学家认为，这部著作与其说是史学作品，不如说不地理学的作品，他因此位在古代地理学家之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大帝、毕西亚斯，以及被西方学者称为地理学之父的埃拉托色尼、集古代地理学大成的斯特拉波与托勒密，都既是哲学家，又是地理学家。

近代地理学的发展中，除了相关科学向地理学渗透外，还有地理学向相关科学的渗透，如洪保德对动植物研究的贡献，因此获得自然科学家或博物学家的头衔；而李特尔则因为从历史的角度阐述地理现象及其规律，许多学者评价他的著作时，抱怨他把地理学变成了历史学的“附庸”；彭克父子、李希霍芬、戴维斯等地理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对地质学研究都有贡献；拉采尔、维达尔、白吕纳等人，都对社会学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这些情况，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我国当代最著名的地理学家竺可桢，他对气候、物候的研究，使他成为著名的气象学家；黄秉维在综合自然地理、植物地理、地球物理（水热平衡）等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

研究地理学发展史，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地理学科学基础的产生与形成过程中，几次大的飞跃，都是因为相关科学的发展促成的，这几次相关科学的发展是：

一、《天体运行论》

波兰科学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13年）于1543年出版了他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Orbium Coelestuim）。这部著作共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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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是总论，论述太阳居宇宙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都绕太阳运行；第二卷论地球的自 转；第三卷论地球的公转、太阳的视运动、岁差和黄赤交角的测定；第四卷论月球的运行和曰月食；第五、六两卷论五大行星。这就是著名的“曰心论”学说，这本书一出版就受到教会势力的仇视，被列为禁书。主张这一学说的人立即遭到教会势力的残酷迫害，如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年）被处死，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年）被软禁。这部著作改变了几千年来的人类宇宙观，对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革命和以后天文学的发展，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①

《天体运行论》发表后，直接造成了“地心说”的废除，并用“曰心说”取而代之。“地心说”是托勒密继承和发展希腊古典科学而创立的一种学说，后来，又由教义加以阐述与发展，成为统治欧洲达千余年的神学自然观的支柱与基础。“曰心说”诞生后，一系列地理现象，如四季的交替，五带的划分，地球上热量的分布与大气运动，地域差异的产生与形成等，其形成原因不再求助于神灵的安排，而是客观的规律使然。这就使得地理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唯心论的束缚，而成为揭示自然规律的科学。

《天体运行论》出版之时，也是哥白尼逝世之曰。这一著作并不完善。1618年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刻卜勒（Johanmes Kepler）认识到行星的运行是椭圆形的，不是圆形的；1623年伽利略证明“曰心说”正确，1632年他发表了关于托勒密与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首次创立了宇宙的数学秩序这一概念，认为宇宙是可以用数学法则来计算，从而使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用文字与逻辑来说明的宇宙研究法归于过去。1686年伊萨克·牛顿（lsaac Newlon）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初步考察了行星运动规律，解释了潮汐现象，预言地球不是正球体，并由此说明了岁差现象等。

“曰心说”产生的时代恰与地理大发现同时，理论上的大突破与实践上的大突破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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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这就是由洪保德与李特尔创立的科学地理学的产生基础。

二、“星云假说”

德国著名地理学家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在《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里写道：“1687年，牛顿已经用万有引力的理论说明了地球在太阳系中的地位和运动，现在康德在他的《自然史和天体理论》（Di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c desHimmels，1755年）一书中，以及后来法国伟大的天文学家拉普拉斯（1796年），都曾打算用成为太阳系起源的星云来解释地球的生成。虽然这些假说不属于地理学而属于天文学，现在它们又遭到强烈的反对，可是作为当时地理学观点的基础，对我们仍然是有意义的。由于类似的理由，地理学也必须重视地球内部的研究，因为大陆和大洋盆他的发生，造山作用，火山、地震的发生等的见解，也受这种研究的影响。”

大家知道，康德于1755年出版了他的《自然史和天体理论》一书，首先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1796年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Laplace，1749—1827年）在《天体力学》一书中，从数学上论证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所谓“星云假说”，亦称“星云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太阳系是由一个旋转着的星云在收缩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反复强调康德和拉普拉斯创立的“星云学说”，是打破统治欧洲科学的神学自然观的第一个缺口，也是唯物论自然观开始形成的标志。事实上，自从“星云学说”诞生后，地理学里诸如上帝创造一切，以及种种毫无根据的灾变学说等地理学理论，很快便消声匿迹了；科学的地形学说、大气运动学说、自然界的有机组成的学说等，都先后应运而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星云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地理学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的一场影响深刻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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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种起源》

《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曾译为《物种原始》，是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查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年）的作品。达尔文曾以博物学家的身分乘海军勘探船“贝格尔号”（Beagle）作历时5年（1831—1836年）的环球旅行，在动植物和地质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观察与采集，经过综合探讨，形成了生物进化的概念，于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世界学术界的《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不仅说明了物种是可变的，对生物适应性也作了正确的解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并给宗教以一次沉重的打击。

M.J.Newbigin在其所著的《近代地理学》（Modern Geo- graphy）一书第一章“近代地理学的开始”中，开卷便写道：“在1859年，世界上发生了三件大事，它们虽不能互相比较，但这一年却已因这三件大事而很明显地成为近代地理学开始的时期了。这三件事：首先是洪保德和李特尔的逝世，他们都是地理学的前辈，都是从当时凌乱无序的地理事实里，开辟出一条新途径的元勋；其次是查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出版，这本书对于当时杂乱无章的地理学，也指出了研究的新方向。换句话说，因为有了两位地理大师毕生辛勤的研究，和达尔文给近代学术思想注入的新生命，原来局限于网罗事实的地理学，才因此成了一种易于理解的系统科学。……”

该书还写道：“达尔文对于地理学的发展，有两重影响；第一是他的详实周密的研究，如对珊瑚礁的研究，对于动植物分布的研究，以及蚯蚓对土壤所造成的影响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本身都属于地理学的范围，从而丰富了地理学的内容。第二是进化论（Docirine of Evolution）的理论，对地理科学的发展，不论已往和现在，也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有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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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M. J. Newbigin的观点是本世纪初，地理学界较流行的看法；时间过去70多年了，现代学者对此又是怎样看的呢？请看于1972年问世，以后进行修改而再版的美国学者普雷斯顿·詹姆斯著《地理学思想史》吧！该书写道：“进化论概念不如此地富有促进力，以致通过类推法，它得以应用于生物学以外的其他领域。当应用于地形的研究时，就出现了侵蚀循环学说。应用于土壤学，就反映出从年轻的或不成熟土壤和母质，发展成为成熟土壤的概念。应用于社会集团的生存，由于他们具有适应环境条件的能力，就成为环境决定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正如斯托达德（Sioddart）所指出的，地理学者采用了进化论概念，被说成是因果联系，但是他们忽视了随机变化的概念，未能应用概率论。”

四、自然带学说

俄国著名学者B.B·道库恰耶夫（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Докучаев，1846—1903年）创立的学说。他本是著名土壤学家，是发生土壤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毕生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工作。在对土壤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于1898年发现了地带性规律。他在《自然带学说》（Учениеоэонахприродыгеог-рафгиэ，）一书中写道：“由于地球与太阳所处的一定位置，由于地球的运转及其球形，使气候、植物和动物在地表上的分布，都按照一定的严密顺序由北向南有规律地排列着，因而使地球上分为一些地带，例如寒带、温带、副热带、赤道带等。但如果成土因子呈带状分布时，那么它们的成果——土壤——在地球上的分布，也应当具有一定的地带性，这些地带多多少少与纬度圈是平行的。”道库恰耶夫是在从历史发生的观点研究土壤是在母质、气候、生物、地形和时间五因素相互作用下形成的过程中，发现这一规律的。这一规律后来又由贝尔格（БергЛ.С.）院士加以扩展、深刻化和具体化，地带性规律不仅表现在土壤和成土因素的分布上，还由于幅射能的地带分布，所以温度、蒸发和云量、气压高低、风系、海水表层的含盐度、海水中气体的饱和程度、气候、风化过程和成土过程、植物、动物界、水文网的性质等也均具有地带性。后来的研究发现，氢离子是冻原、副寒带、针叶林、混合林、潮湿热楷的特征；钙是草原和荒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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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钠是荒漠的特征；铁是冻原和副寒带针叶林的特征；矽和铝是潮湿热带的特征，由此证明景观的地球化学特性也具有地带性。从而确认地带性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

地带性需要特定的条件，如地球的表面完全平坦，水体在地球表面分布均匀，陆地按经线对称分布，这样，地球表面的自然界，就会表现为单纯的地带性规律。但正象道库恰耶夫指出的那样，自然界并非数学，存在许多非地带性因素，比如地形的千变万化、海陆分布的不平衡、洋流流向的影响、下垫面不同引起吸收太阳幅射的差异等等，都使地带性受到破坏。最典型的例子是由地面高度引起温度变化造成的垂直地带性。因此，自然界在存在地带性的同时，还存在非地带性。正是由于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相互作用、影响，形成了不同的自然景观，这就是科学地理学的最基本的原理。

五、大陆漂移说

大陆漂移学说是1912年由德国地球物理学家魏格纳（AlfredLothar Wegener，1880—1930年）提出的解释地壳运动和大洋大洲分布的一种假说。魏格纳是著名气象学家柯本（WladimirPeter Koppen，1846—1940年）的学生和女婿，从小就对大自然有浓厚兴趣，产生到极地探险的强烈愿望，曾于1906、1912、1930年三次考察格陵兰，最后由于心脏病发作，于1930年10月30曰不幸逝世在冰天雪地的格陵兰。

“大陆漂移说”首先于1912年发表在德国《彼得曼地理文摘》和《地质杂志》上，1915年又经过全面、系统的论证，写成了《海陆的起源》（TheOrigin of Continents and Oceans）一书发表。这一假说是根据大西洋两岸，特别是非洲和南美洲海岸轮廓非常相似等资料，认为地球上的大陆是由较轻的刚性硅铝层所组成，它漂浮在较重的粘性的硅镁层上，犹如冰块浮在水上。最初，约在一亿五千万年以前的古生代，地球上只有一个连续的整块古陆，叫联合古陆或原始大陆，由于其上有裂缝，可能由于地球自转和曰、月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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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裂缝扩大，分离成几个陆块，并渐渐产生离极散开，向西漂移，形成现今地球表面海陆分布的格局。

大陆漂移说使地球表面的许多地理现象获得了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如大西洋两岸不仅海岸形状可以彼此接合，而且还有相似的地层、地质构造、生物群落，这一现象用大陆漂移学说得到了解释；而1870—1907年间格陵兰以平均每年32米的速度漂离欧洲的事实，使大陆漂移说得到证明。这一学说还可说明南半球各大陆古生代后期冰碛层分布和岛屿的形成原因，指出马达加斯加、锡兰和东亚包括曰本列岛、阿留申群岛在内的花彩列岛等岛屿是大陆裂开的碎片。魏格纳认为山脉是大陆飘移过程中，由于受到洋底阻力、挤压而成。而海洋则是大陆漂移而成，因而也就可以解释澳洲大陆存在有袋类动物这一独特古老的动物区系的原因。

“大陆漂移说”问世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轰动。支持这一学说的人认为，这一学说很有创见，正如哥白尼的“曰心说”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将会引起科学发展的飞跃；反对这一学说的人认为它只是一种离奇的“狂想”，认为地球自转的离心力不足以驱动大陆的漂移，并将它斥之为地质学上的无稽之谈。这一学说随着魏格纳的逝世，消声匿迹了20多年，至60年代，由于古地磁研究的结果，使大陆漂移说重新复活。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板块学说。

以上均是相关科学对自然地理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的例证；实际上，相关科学对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同样具有巨大影响。如：

1.地理环境决定论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社会学和地理学的一个学派，其基本观点是以自然条件作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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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法国政治哲学家琼·博丁（Jean Bodin，1529—1596年），认为住在南方的人受土星影响，过宗教修心生活；北方人受火星影响，好战和善用机械；中部的人受木星影响，能在法律的统治下过文明生活。1625年纳撒内尔·卡彭特（Nathanael Carpenter，1589—1628年）则提出气候带决定民族特征。1719年法国神父德·博斯（de Bos）则提出自杀受天气决定。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 1689—1755年），他在《论法的精神》（Esprit der lois，1748年。旧译《法意》、《法之精神》）一书里，企图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为地理条件决定一个民族的道德面貌、法律性质和政体特点。德国哲学家、神学家赫德尔（Johann Gottiried von Herder，1744—1803年）在《关于历史哲学的观念》（Ideen zur Philosop- hie der Geschichte，1784年）一书中，也认为地理条件对人类的影响是决定的。英国历史学家亨利·巴克尔也在《英国文明史》一书中，主张气候、土壤和食物影响人类的物质文明，而自然界的外貌影响人类的精神文化。

由李特尔和拉采尔（Friederich Ratzel，1844—1904年）创立的人文地理学；和由拉采尔、叶伦（Rudolf Kiellen， 1864—1922年，瑞典人）、豪斯浩佛（Karl Haushofer，1869—1946年，德国人）创立的地缘政治学；以及由美国学者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 1876—1947年）首先创立的地理社会学等地理学分支学科，皆由地理环境论起源。

2.人口论

英国经济学家、牧师、教授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 thus，1766—1834年》于1798年发表的著作，其书名为《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书中认为人口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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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减少人口使之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决定性因素是贫困、饥馑、瘟疫、繁重劳动、战争等，并主张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人口繁殖。《人口论》也称马尔萨斯主义，影响很大，并以新的形式出现，在19世纪中叶，因提倡者不同，有“普拉斯主义”，“卡来尔主义”，“特来斯达尔主义”等所谓“新马尔萨斯主义”。

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在《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里认为：“马尔萨斯著名的有关人口的理论，特别是《人口论》的第二版，为了证明他的理论，详细地研究了世界各国的人口，因而，它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地理著作。”正因为如此，这一理论在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中，影响极大，是其理论的支柱之一。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一书中，使用的有关人口分布（PopulationDistribution）、人口重心（Center of Population）、人口密度（Population Density）、人口统计（Population Statistics）、人口普查（Census）等概念和方法，直到现在仍在广泛使用。

3.区位论

区位论一般分农业区位论（Theory of Location of Agricult- ure）和工业区位论（Theory of Location of lndustry）。农业区位论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屠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1783—1850年）于1826年在其著作《孤立国》（Der IsolierteStaat）一书中提出的理论。屠能曾在德国北部多年经营农场，据此他假想在一个与外界没有联系的“孤立国”，（指城市）周围，农业生产类型将因距城市远近而异，呈有规律的同心圆状分布，并论证其经济效益。这一理论基本点是认为农业分布决定于市场距离即运输费用大小。嗣后又经布林克曼（T. Brinkmann）加以补充，认为除了市场距离这一因素外，决定农业区位的还有自然条件、经济开发程度和经营者个人条件等因素。劳尔（E. Laur）及韦贝尔（L. Waibel）还依据这一理论，以欧洲的市场为中心，划分了世界农业区。这一学说建立至今的一个半世纪中，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条件都有很大变化，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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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品生产占绝对优势的资本主义农业中（尤其是城郊农业），仍存在类似的特点。

屠能的区位论使用了两个公式：

1.P＝V－（E＋T）

2.T＜V－（E＋P′）其中，P为利润；P′为平均利润；V为销售价；E为生产费；T为运费。

按此两公式，他将围绕中心市场（城市）的农业划分为七个同心圆地带：

第一带，最靠近市场中心，应布局不易运输、容易腐烂的农产品——蔬菜、鲜奶等。

第二带，为薪炭林带。当时城市民用和工业用燃料皆为木柴，运柴工具是马车。

第三带，为粮食与饲料作物集约生产地带。没有休闲的土地，实行六年轮作制。

第四带，农牧交错地带。谷物、奶油、奶制品为主产品，有休闲地，实行七圃轮作制（四圃休闲），一般产量只第三带的1/2左右。

第五带，为牧场和三圃轮作制谷物生产带，有二分之一的土地休闲。

第六带，生产脂肪、肉、毛为主的畜牧带。

第七带，为狩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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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区位论的提出，较农业区位论晚半个世纪。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龙哈特（Lanhardt），他于1882年在《工业企业合理区位之确定》一文里，提出这一概念。最著名的是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lfred Weber，1868—1958年），他于1909年发表了《工业区位论》一书；1914年又发表了《工业区位论——区位的一般概念及资本主义的理论》。其主要论点是：工业区位决定于原料与产品的运输费用、劳动力和集聚三个因素，其中尤以运输费用最为重要，认为工业企业是按照生产成本最低的原则来布局的。

自韦伯的《工业区位论》问世后，在资本主义世界很快被奉为经典，不仅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且形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研究梯队，其中最著名的著作有：

1933年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1935年巴兰特尔（Palander）的《区位理论概述》；1940年廖士的《区位经济学》；1948年胡佛（Hoover）的《经济区位论》；1958年贝里（Berry）的《试论中心位置理论和最优分布》；1960年伊萨德（Isard）的《区位和空间经济》；1971年史密斯（Smith）的《工业区位，经济地理分析》。

综上所述，相关科学的发展促使地理学发展出现飞跃，当然不以上述数例为限。但仅以这么几例就足以说明了问题。从此，我们以为从地理学思想史的角度，一方面须知科学间的彼此联系和互相渗透，是科学学的一个普遍规律，地理学自不例外；另一方面作为地理学者，务须密切注视相关科学的发展动向，随时准备引进新理论，运用新技术，改革研究的手段，不断地为地理学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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