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弊性财务报告形成的内在因素分析

舞弊性财务报告形成的内在因素分析

作者：胡华夏 韩 艳

来源：《财会通讯》2007年第08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经济领域中的财务舞弊行为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复杂程度上都愈发猖獗，而且变得日益国际化。据《商业周刊》报道，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公司财务丑闻曝光的范围和规模超过了大萧条以来的任何时期，1995～2001年，公司纠正财务报告的案例从每年50例增长到每年150例，而2002年第一季度就高达60例。与英美国家财务舞弊相比，我国企业财务报告的舞弊行为也非常严重。以上市公司为例，我国证券市场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十五大以后，证券市场担负起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重任。但最近几年也发生了许多上市公司的业绩。舞弊性财务报告引发了我国证券市场前所未有的，极大地影响了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这一基本功能的发挥。舞弊性财务报告的泛滥，不仅影响宏观经济的，扰乱了资本市场秩序，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而且极大地挫伤了股民的投资积极性。本文拟对舞弊性财务报告产生的内在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一、舞弊性财务报告的涵义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的SAS No.82将舞弊性财务报告定义为：为了欺骗财务报告使用者而对财务报告中列示的数字或其余揭示进行有意识地错报或忽略，包括对财务报告据以编制的会计记录或凭证文件进行操纵、伪造或更改，对财务报告的交易、事项或其余重要信息的错误提供或有意忽略，与数量、分类、提供方式或披露方式有关的会计原则的有意误用。可见，舞弊性财务报告是注册会计师最为熟悉和常见的一类舞弊，它主要涉及公司管理当局运用虚假的财务报告谎报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以及编制虚假的纳税申报单等。美国Teadway委员会对舞弊性财务报告的定义则是描述性的，它认为舞弊是一种故意的或轻率的行为，无论是虚报还是漏列，其结果是导致重大的误述性财务报告。笔者认为，舞弊是一种以欺骗性手段故意违反法律法规从而获取某种利益的行为。在我国，舞弊性财务报告是指会计主体为实现其主观目的，违背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及相关财务会计法律法规而故意编制虚假财务报告的行为，亦即会计信息的虚假陈述。

二、舞弊性财务报告产生的因素之一——会计信息产权

与一般商品相比，会计信息具有特殊的产权特性，会计信息是一种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它不同于一般的物质，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产权。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可以单独存在，作为投入，其产出是产品或者劳务，体现为企业的价值增量。而会计信息作为信息资源，主要是上述两种资源的价值量变化的替代变量。(杜兴强，2002)会计信息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利用会计信息进行决策，借此降低决策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提高决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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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信息产权及其内涵 会计信息产权是指利益相关者所共同接受的由会计信息的存在(供给和使用)引起的利益相关者彼此之间的行为准则。会计信息产权的内涵在于其作为企业产出的替代变量和分配规则共同发生作用，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产出的分享结果和比例(包括影响潜在投资者的期望)，从而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导致资源的不同配置结果。从会计信息的特征来看，会计信息产权不能够存在，它依附于企业的所有权和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产出的产权。但是，会计信息产权并非总是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产出的产权一致，在特定阶段，会计信息产权会与逻辑上的企业产出的产权发生背离。

(二)会计信息产权的特殊性 会计信息产权具有或有特征。在不同的组织类型和不同的情况下，会计信息的属性是一种典型的状态依存，密切依存于企业组织形式和取决于管理当局及会计信息使用者之间的既定博弈均衡。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私人物品和私人产权。在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二为一的情况下，会计信息类似于私人物品，会计信息的产权也属于私人产权。会计信息的私人产权特征并不意味着与会计信息相关的权利都集中于某个利益相关者手中，其含义是行使会计信息产权上蕴涵的权利的决策完全由某个利益相关者个人做出。

(2)俱乐部物品与俱乐部产权。当企业组织形式为合伙制或者有限责任公司时，会计信息具有俱乐部物品的属性，即具有联合排他性和俱乐部范围内的非排他性。因此，此时的会计信息产权具有俱乐部产权的特征，即会计信息只能够由“俱乐部”范围内的人使用。当然，如果此时企业产生了向银行举借债务的需求，那么银行可以通过契约来要求企业管理当局提供会计信息。在会计信息俱乐部产权特征下，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的各项权利往往要由一个“俱乐部”的全体成员，如合伙者或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投资者共同做出。

(3)集体物品与集体产权。该类别与前一类别的区别只在于程度上的不同，而在性质上比较类似。这种类别适用于未受管制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当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计信息未曾被管制时，其会计信息是集体物品，会计信息产权具有集体产权的特征。换言之，会计信息的各项权利往往要由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表决。

(4)公共物品与公权。当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时，会计信息在或者其代理机构制定的会计准则的规范下演变为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即此时会计信息是准公共物品，会计信息的产权具有了公权的特征，从而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但是必须注意，会计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是有条件的，不是一些学者主观认定的会计信息就是公共物品。

(5)会计信息产权的排他性程度和可交换性程度。会计信息产权具有或有性，在不同情况下分别具有私人产权、俱乐部产权、集体产权和公权的特征。应该注意到，针对会计信息产权的四类特征而言，其排他性在逐渐降低：私人产权的排他性程度最高，几乎是严格排他性的；公权的排他性最低，几乎不具有排他性；而俱乐部产权和集体产权介于前面两者之间，具有条件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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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信息产权与舞弊性财务报告 在缺乏会计信息产权的情况下，会计信息的提供可能会出现“供给不足”或“信息过载”的情况，这是因为管理当局和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于会计信息产权的权利不确定造成的，这也正是舞弊性财务报告产生的内在原因之一。在会计信息产权界定后的既定状态下，等于减少了管理当局和会计信息使用者双方对于会计信息的可选择权利集合，或使原本不甚明确的产权得以明晰化，从而改进双方的福利。

首先，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效用函数、目标函数的差异，会计信息具有天然的外部性。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决定了委托方不能够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而只能够通过管理当局定期提供的财务报告中内涵的会计信息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并据此进行相关决策，从而管理当局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好坏、提供会计信息的含量如何，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委托方的经济决策，也决定着委托方经济决策的成败和损益。作为委托方，其可以利用对企业所有权的分享，借助于剩余控制权对管理当局的会计信息提供提出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着管理当局提供的会计信息。因此，会计信息的供求过程蕴涵着会计信息的外部性。

其次，由于委托代理关系下必然衍生的委托方和代理方目标函数的不一致性，管理当局往往并不是从委托方角度进行考虑，而是从私人角度来权衡会计信息的生成和提供，由此决定提供会计信息的“私人最佳”质量。如管理当局利用其对会计选择的天然优势，通过递延、待摊、预提、应计等会计程序，尽力营造出企业平稳发展的假象，借以达到前后连续若干年享受奖金或红利的目的，或以牺牲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追求个人的短期效用等。而处于企业外部、远离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投资者，则由于信息不对称，不能够或不能及时识破这一点，往往可能遭受决策损失。这样，管理当局其实是以牺牲投资者利益为代价追逐个人私利，且该过程是借助于会计信息来推波助澜或借助于会计信息进行舞弊，故管理当局提供舞弊性财务报告的行为具有负外部性。

此外，会计信息的提供是存在成本的，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考虑到会计信息披露存在成本的现实，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企业只有从会计信息披露行为中获取的收益大于其披露成本时，才会有披露的动机，而会计信息的公品特性决定了企业无法将信息供给成本有效地转嫁给信息使用者。在非管制的自由市场中，企业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隐瞒相对导致较高成本的信息，缩小信息供给，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会计信息披露成本。同时，公品会引发“外部效应”问题，即“成本或效益被强加于其他人身上，然而施加者却没有为此而付出代价或取得报酬”。(萨缪尔森，1998)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导致的外部效应最主要的表现是在会计信息的生产过程中存在一个的“第三者”(即“搭便车者”)，他可以从会计信息的生产及供给中受益而不支付任何代价。显然，对于作为企业竞争对手的“搭便车者”而言，若企业先于他们披露可能导致竞争劣势成本的信息而被他们免费获取从而加以利用，将会使企业在竞争中陷于被动地位。此时，公开的会计信息作为一种公品是非排他性的，但却是竞争的。会计信息的这种非排他性但有竞争性的外部效应问题往往也是迫使管理当局产生舞弊性财务报告的动机，以应对这部分非善意的“搭便车者”损人利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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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于会计信息的外部性更多时候体现为管理当局行为的负外部性，即管理当局可能利用会计信息来掩饰其道德风险行为，以牺牲委托方的利益为代价追求个人私利，因此，明确会计信息的产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会计信息的负外部性，即降低企业管理当局进行财务舞弊的动机。

三、舞弊性财务报告产生的因素之二——公司治理结构失衡

(一)公司治理结构的涵义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治理结构是制度化地保障企业各利益相关集团的利益、明确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一系列契约安排。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保证企业正常运转的制度前提。但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公司财务舞弊案，都是因为公司治理结构严重失衡，为公司财务舞弊提供了制度上的诱因。

(二)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失衡与财务舞弊 只有真实、透明的信息披露，才能保证信息使用者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保障相关利益关系人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会计信息系统是联系治理系统与管理系统的纽带，是治理系统与管理系统共同组成部分及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可以说，信息披露是公司治理的决定因素之一。但是，会计系统是在一定的公司治理结构下运行的，必然要受到公司治理的影响。即财务会计与公司治理之间是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公司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财务会计信息质量(陈汉文，1999)。公司治理还会影响到信息披露的要求和内容。会计系统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企业内部科学、严密的组织管理和公司治理对其的引导和控制。当企业组织不完善，缺乏必要的内部和外部控制时，会计系统可能成为内部人控制的用来欺骗股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工具。没有健全规范的公司管理和治理系统就不会有对决策相关的会计信息的需求。公司治理应当保证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 从外部公司治理结构来看，首先，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还缺乏有效约束经理的条件，主要表现在：投资者高度分散，投资者非机构化；一二级市场不衔接；上市公司的分配极不规范，投资者的收益权得不到保证，分红派息很低，市盈率很高，投资风险很大(袁国良，2000)。在这样一种市场机制下，股票价格不能或基本不能反映公司的投资价值。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资本市场缺乏流动性，占很大比重的国有股不能真正流通，经理不必像西方国家的经理那样时时警惕来自资本市场的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的压力，这对通过市场来约束经理层的一系列机制都造成了影响。其次，经理市场、产品市场、兼并市场缺乏竞争性。我国尚未建立起经理市场，经理往往通过组织任命，而较少通过竞争性的经理市场来选择，缺乏对经营者正确评价的市场机制；产品市场的竞争机制也不足。最后，证券监管、财政、税务等部门由于种种原因。缺乏对企业强有力的监督，从而使作为会计信息质量重要保障的外部监督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从内部公司治理结构来看，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健全的对经理人的约束机制。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可以就财务报告等事项向董事会提出质询。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股东大会往往受到大股东的过度操纵，小股东甚至法人股股东往往不参加股东大会(夏冬林，2000)。这种情况下，股东大会就难以发挥监控作用，对财务报告的约束就显得很弱。作为公司最高决策机构的董事会有保证所提供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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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但是由于我国董事会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内部人控制严重，很少有外部董事，董事会中绝大多数是控股股东的代表，而且绝大多数又是企业的管理者。在内部董事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董事会很大程度与经理人员重合，失去了对经理的监督约束功能。而作为监督机构的监事会，其成员也往往是企业内部人员，与被监督者是上下级关系，对董事和经理的监督作用有限，加之专业知识的缺乏，结果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发挥作用。在这样的董事会和监事会下，经理所受非常有限，财务报告基本处于经理的掌握之中。

由于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缺陷，使得权利上的制衡机制被削弱，权力缺少了控制必然会趋向集中，由此便会产生一些有悖市场意愿的行为发生，财务舞弊行为就包括其中。当然，在公司治理结构各个组成部分正常运作的情况下，财务舞弊应能得到较为有效的控制。 四、结论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