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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领导科学论坛》2021年第08期
摘要：治理理论已成为研究公共危机问题的主要范式之一。公共危机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当下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基于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中国知网2003—2021年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国内对公共危机治理问题的研究数量呈上升趋势，研究视角呈现学科交融的多元化发展态势，研究内容丰富多元，研究的热度、广度和深度持续加大，促进该研究的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但既有研究也存在概念内涵、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局限性，据此提出了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现状；演化路径；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D63；G35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8-0019-13 基金项目：广东省创新强校项目、广东省教育厅疫情防控专题“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复合治理机制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例”（2019KZDZX1035）。 “在危机中”是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各种潜在的与显现的公共危机日益成为我们经常面临的危难现象和发展难题，研究危机和破解危机越来越成为中国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1]27。关于公共危机治理路径的研究源于世界銀行和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理念的大力倡导。目前治理理论已成为研究公共危机问题的普遍语境，公共危机治理这一主题亦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目前，关于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以“公共危机治理”为关键词检索项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截至2021年5月31日，共检索到719条结果，其中学术期刊465条，学位论文223条，报纸会议31条记录。研究者以相关理论或公共危机事件为切入点，围绕公共危机治理的理论范畴、治理体系的各个方面以及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等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初步构建了公共危机治理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但基于公共危机常态化、动态化的现代特征，新时代背景下公共危机治理的难度在加大，相应地，基于新发展阶段的公共危机演化规律和治理路径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非常有必要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少数学者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探索性工作，如刘智勇、刘文杰（2012）对公共危机管理多元主体协同的研究述评；鹿斌、周定财（2014）等对国内协同治理问题的研究述评与展望；张玉磊（2016）对整体性治理及其在公共危机治理领域运用的研究述评；张美云、杨徐美（2020）对国内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进展评价及未来展望。这些述评类文献，多数侧重于梳理公共危机治理的某个方面，如主体协同或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这两种比较成熟的治理模式。目前仅有1篇是从整体上分析国内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现状的，但其文献样本的选取是基于治理的模糊概念，将公共危机治理、公共危机管理、公共危机应对、公共危机处置这些主题都包括在内。有鉴于此，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以公共危机治理或突发事件治理作为主题进行精确检索，并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中国知网2003—2021年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系统描述国内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现状，分析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为后续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方向和路径。这一方面有助于在理论层面上更精准地把握公共危机演化的内在机理，以便构建更为成熟的公共危机治理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有益于助推公共危机治理实践的相关研究，为具体的实施层面提供模式和路径方面的借鉴和参考。 一、文献样本和研究概况分析
本文以关键词=公共危机或者关键词=公共危机事件或者关键词=突发事件与关键词=治理为检索条件，时间范围不限，选取学术期刊数据库中的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北大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CSCD来源期刊作为数据来源，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截至2021年5月底，共检索到471条文献记录。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有效性，在正式展开文本的定量分析之前，进行了数据清理：第一步，对篇首语、编者按、学人推荐、期刊总结、选题指南、通知、新闻报道等无作者的期刊内部管理事项类文献一律删除；第二步，考虑到本研究的目的是对相关主题的研究现状、进展和趋势进行全面分析，因此剔除了会议综述、研究综述、研究热点等述评类文献以及书评；第三步，清理了少数乱入的与本主题无关的文献；最后，用CiteSpace软件将初步清理后的数据输入进行去重处理。经过数据清理后得到447条有效的文献数据，构成本研究的分析样本。
（一）从发表年度分布来看，研究总体上趋热，2020年达到峰值
从图1来看，关于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热度总体上呈蜿蜒上升的趋势。研究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03-2007）为研究的起步阶段。五年间平均每年有4篇高质量
论文发表，虽然数量不多，但可持续性强，表明这个领域持续受到学术界关注；第二个阶段（2008-2017）为研究的活跃阶段。2008年到2010年是快速增长时期，2010年发文量出现小高峰，达到36篇；随后的6年发文量在每年28篇左右小幅波动，直至2017年达到34篇。这表明在本阶段该领域的研究相当活跃，涌现了很多的研究热点和研究成果，促使公共危机治理理论体系不断成熟和完善。第三个阶段（2018-2019），研究趋冷，降至与2008年相同的水平。第四个阶段（2020年）为研究的井喷阶段，仅2020年一年的发文量就达到了峰值，约占2020年以前年度文献总和的三分之一。总体来看，本领域研究始于2003年，因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引致的治理问题日益受到研究者关注，2008年至今研究进入繁荣时期。
（二）从研究的学科分布来看，以公共管理、政治学为主，学科的交叉融合已显端倪 由图2可知，由于公共危机治理是公共管理、政府治理等领域的核心术语，也是公共管理学科、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重要研究主题。因此，这些学科占据研究的主流，发文量占比高达90%以上。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也有其他学科陆续加入研究行列，如新闻与传播、社会学、医学、安全科学、情报学科、经济学、环境科学等。这一方面说明新形势下公共危机事件的新发展、新特点，特别是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也表明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 二、研究热点和研究脉络分析
（一）研究热点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选择关键词并进行寻径处理后，设置节点频数为6，得到图3的关键词词频共现图谱，也展现出本领域的相关研究热词和较受关注的研究主题。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概念范畴的热词，包括公共危机、公共危机治理、治理、公共危机管理、危机治理、应急管理、风险社会等；第二类是领域或事件范畴的热词，范围层次不一，包括突发事件、重大突发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网络舆情、网络谣言、社
会风险、舆情治理、公共治理等；第三类是治理体系方面的热词，涉及治理的各个方面分析，如治理模式有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数字治理、合作治理等，治理主体有政府、非政府组织、数字共同体，治理方式有积极型政府、整体性动员、大数据等。
（二）研究脉络演进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突变可视化分析（设置时间切片为1，值为0.8）得到前25位的高频热词知识图谱（见表1）：
从表1的高频热词知识图谱可以管窥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整体来看，公共危机治理研究是伴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衍生出的一个分支理论体系。由于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危机事件常态化的现实需求的张力，研究的热度、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延展。其中，早期阶段（2003—2007年）关注的主题有数字治理、社会动员、积极型政府构建等；中期阶段（2008—2015年）出现了众多的突变主题，如治理理论的探讨、公共危机管理、危机管理、应急管理以及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网络治理、协同治理以及整体性治理等治理模式；近期（2016年至今）由于公共危机事件频发以及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与之相关的研究主题如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层面的研究热度激增。 三、核心主题的研究现状分析
通过对现有文献样本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选取中心度较大的11个聚类导出，由于部分子聚类的成员归属不具有唯一性，经过重组归类最终形成四大类11个子聚类（见表2）： （一）类I为公共危机的理论范畴构建研究
包括#0公共危机和#10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内容，关注的主题有公共危机决策、信息沟通、公共参与和公共精神、政府信任、公权力、网络社会治理等，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1.公共危机决策方面的研究
公共危机决策是否科学合理对于公共危机的治理至关重要，其中涉及决策结构、决策能力、信息沟通以及公民有序参与等多个要素。如刘霞、向良云认为由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公民、企业等多元的决策主体形成的公共危机决策网络治理结构是现实的选择。其成功运行的关键在于各成员组织之间在知识资本平台上持续有效的相互学习和相互交流[2]。万朝珠从信息的传播、公民参与意识和能力、互动性、组织基础和法律与制度保障方面指出了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的困境[3]。赖英腾则针对公共危机中信息沟通存在的障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4]。胡象明认为公共危机治理转型就是通过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造就具有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和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实现权力向社会的回归[5]。黄健荣、胡建刚经过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嬗变与重构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提出公共危机治理政府决策能力再思考：在危机决策价值导向上坚持以人为本，在危机决策权力结构上坚持多元参与和政治共识，在危机治理决策方式上聚焦于前瞻性预警决策，在危机治理决策基础方面走向合作共治[6]。此外，祝大勇、侯雅洁对公权力下沉执行中出现的基层工作人员公权力执行能力不足与越界等典型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陈岩提出了循证领导力概念框架[7]。
2.网络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网络为载体的公共危机与日俱增，产生了网络社会治理问题，也引发了学者们对此类问题的思考。如熊光清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角度提出应积极引导网络舆论，有效防控网络突发事件，不断推动网络安全的国际合作[8]。王娟丽在互联网状态下针对148起公共危机事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公共危机的形成与以下因素相关：客观参量、载体参量以及环境参量。并据此提出构建网络发言人模式和构建公共危机数据监管模式的有效建议[9]。
显然，这些关于公共危机的探讨，虽然主题多样、观点不一，但都围绕着“治理”的理念和逻辑展开，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公共危机研究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向。 （二）类II为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研究
包括#2公共危机治理、#4治理、#9危机治理、#7协同治理、#8整体性治理，这三个子聚类有相似的成分，归为一大类，可以涵盖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内容，包括治理视角、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模式等的研究。 1.治理视角方面的研究
主要包括公民治理視角[10]、风险管理视角[11]、“善治”视野[12]和国家治理体系视阈[13]。此外，唐庆鹏、钱再见提出了政策工具视角[14]；周芳检、何振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分析了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态势[15]。 二、研究热点和研究脉络分析
（一）研究热点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选择关键词并进行寻径处理后，设置节点频数为6，得到图3的关键词词频共现图谱，也展现出本领域的相关研究热词和较受关注的研究主题。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概念范畴的热词，包括公共危机、公共危机治理、治理、公共危机管理、危机治理、应急管理、风险社会等；第二类是领域或事件范畴的热词，范围层次不一，包括突发事件、重大突发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网络舆情、网络谣言、社会风险、舆情治理、公共治理等；第三类是治理体系方面的热词，涉及治理的各个方面分析，如治理模式有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数字治理、合作治理等，治理主体有政府、非政府组织、数字共同体，治理方式有积极型政府、整体性动员、大数据等。
（二）研究脉络演进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突变可视化分析（设置时间切片为1，值为0.8）得到前25位的高频热词知识图谱（见表1）：
从表1的高频热词知识图谱可以管窥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整体来看，公共危机治理研究是伴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衍生出的一个分支理论体系。由于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危机事件常态化的现实需求的张力，研究的热度、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延展。其中，早期阶段（2003—2007年）关注的主题有数字治理、社会动员、积极型政府构建等；中期阶段（2008—2015年）出现了众多的突变主题，如治理理论的探讨、公共危机管理、危机管理、应急管理以及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网络治理、协同治理以及整体性治理等治理模式；近期（2016年至今）由于公共危机事件频发以及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与之相关的研究主题如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层面的研究热度激增。 三、核心主题的研究现状分析
通过对现有文献样本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选取中心度较大的11个聚类导出，由于部分子聚类的成员归属不具有唯一性，经过重组归类最终形成四大类11个子聚类（见表2）： （一）类I为公共危机的理论范畴构建研究
包括#0公共危机和#10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内容，关注的主题有公共危机决策、信息沟通、公共参与和公共精神、政府信任、公权力、网络社会治理等，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1.公共危机决策方面的研究
公共危機决策是否科学合理对于公共危机的治理至关重要，其中涉及决策结构、决策能力、信息沟通以及公民有序参与等多个要素。如刘霞、向良云认为由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公民、企业等多元的决策主体形成的公共危机决策网络治理结构是现实的选择。其成功运行的关键在于各成员组织之间在知识资本平台上持续有效的相互学习和相互交流[2]。万朝珠从信息的传播、公民参与意识和能力、互动性、组织基础和法律与制度保障方面指出了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的困境[3]。赖英腾则针对公共危机中信息沟通存在的障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4]。胡象明认为公共危机治理转型就是通过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造就具有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和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实现权力向社会的回归[5]。黄健荣、胡建刚经过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嬗变与重构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提出公共危机治理政府决策能力再思考：在危机决策价值导向上坚持以人为本，在危机决策权力结构上坚持多元参与和政治共识，在危机治理决策方式上聚焦于前瞻性预警决策，在危机治理决策基础方面走向合作共治[6]。此外，祝大勇、侯雅洁对公权力下沉执行中出现的基层工作人员公权力执行能力不足与越界等典型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陈岩提出了循证领导力概念框架[7]。
2.网络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网络为载体的公共危机与日俱增，产生了网络社会治理问题，也引发了学者们对此类问题的思考。如熊光清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角度提出应积极引导网络舆论，有效防控网络突发事件，不断推动网络安全的国际合作[8]。王娟丽在互联网状态下针对148起公共危机事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公共危机的形成与以下因素相关：客观参量、载体参量以及环境参量。并据此提出构建网络发言人模式和构建公共危机数据监管模式的有效建议[9]。
显然，这些关于公共危机的探讨，虽然主题多样、观点不一，但都围绕着“治理”的理念和逻辑展开，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公共危机研究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向。 （二）类II为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研究
包括#2公共危机治理、#4治理、#9危机治理、#7协同治理、#8整体性治理，这三个子聚类有相似的成分，归为一大类，可以涵盖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内容，包括治理视角、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模式等的研究。 1.治理视角方面的研究
主要包括公民治理视角[10]、风险管理视角[11]、“善治”视野[12]和国家治理体系视阈[13]。此外，唐庆鹏、钱再见提出了政策工具视角[14]；周芳检、何振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分析了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态势[15]。 二、研究热点和研究脉络分析
（一）研究热点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选择关键词并进行寻径处理后，设置节点频数为6，得到图3的关键词词频共现图谱，也展现出本领域的相关研究热词和较受关注的研究主题。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概念范畴的热词，包括公共危机、公共危机治理、治理、公共危机管理、危机治理、应急管理、风险社会等；第二类是领域或事件范畴的热词，范围层次不一，包括突发事件、重大突发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网络舆情、网络谣言、社会风险、舆情治理、公共治理等；第三类是治理体系方面的热词，涉及治理的各个方面分析，如治理模式有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数字治理、合作治理等，治理主体有政府、非政府组织、数字共同体，治理方式有积极型政府、整体性动员、大数据等。
（二）研究脉络演进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突变可视化分析（设置时间切片为1，值为0.8）得到前25位的高频热词知识图谱（见表1）：
从表1的高频热词知识图谱可以管窥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整体来看，公共危机治理研究是伴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衍生出的一个分支理论体系。由于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危机事件常态化的现实需求的张力，研究的热度、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延展。其中，早期阶段（2003—2007年）关注的主题有数字治理、社会动员、积极型政府构建等；中期阶段（2008—2015年）出现了众多的突变主题，如治理理论的探讨、公共危机管理、危机管理、应急管理以及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网络治理、协同治理以及整体性治理等治理模式；近期（2016年至今）由于公共危机事件频发以及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与之相关的研究主题如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层面的研究热度激增。 三、核心主题的研究现状分析
通过对现有文献样本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选取中心度较大的11个聚类导出，由于部分子聚类的成员归属不具有唯一性，经过重组归类最终形成四大类11个子聚类（见表2）： （一）类I为公共危机的理论范畴构建研究
包括#0公共危机和#10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内容，关注的主题有公共危机决策、信息沟通、公共参与和公共精神、政府信任、公权力、网络社会治理等，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1.公共危机决策方面的研究
公共危机决策是否科学合理对于公共危机的治理至关重要，其中涉及决策结构、决策能力、信息沟通以及公民有序参与等多个要素。如刘霞、向良云认为由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公民、企业等多元的决策主体形成的公共危机决策网络治理结构是现实的选择。其成功运行的关键在于各成员组织之间在知识资本平台上持续有效的相互学习和相互交流[2]。万朝珠从信息的传播、公民参与意识和能力、互动性、组织基础和法律与制度保障方面指出了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的困境[3]。赖英腾则针对公共危机中信息沟通存在的障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4]。胡象明认为公共危机治理转型就是通过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造就具有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和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实现权力向社会的回归[5]。黄健荣、胡建刚经过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嬗变与重构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提出公共危机治理政府决策能力再思考：在危机决策价值导向上坚持以人为本，在危机决策权力结构上坚持多元参与和政治共識，在危机治理决策方式上聚焦于前瞻性预警决策，在危机治理决策基础方面走向合作共治[6]。此外，祝大勇、侯雅洁对公权力下沉执行中出现的基层工作人员公权力执行能力不足与越界等典型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陈岩提出了循证领导力概念框架[7]。
2.网络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网络为载体的公共危机与日俱增，产生了网络社会治理问题，也引发了学者们对此类问题的思考。如熊光清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角度提出应积极引导网络舆论，有效防控网络突发事件，不断推动网络安全的国际合作[8]。王娟丽在互联网状态下针对148起公共危机事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公共危机的形成与以下因素相关：客观参量、载体参量以及环境参量。并据此提出构建网络发言人模式和构建公共危机数据监管模式的有效建议[9]。
显然，这些关于公共危机的探讨，虽然主题多样、观点不一，但都围绕着“治理”的理念和逻辑展开，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公共危机研究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向。 （二）类II为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研究
包括#2公共危机治理、#4治理、#9危机治理、#7协同治理、#8整体性治理，这三个子聚类有相似的成分，归为一大类，可以涵盖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内容，包括治理视角、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模式等的研究。 1.治理视角方面的研究
主要包括公民治理视角[10]、风险管理视角[11]、“善治”视野[12]和国家治理体系视阈[13]。此外，唐庆鹏、钱再见提出了政策工具视角[14]；周芳检、何振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分析了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态势[15]。 二、研究热点和研究脉络分析
（一）研究熱点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选择关键词并进行寻径处理后，设置节点频数为6，得到图3的关键词词频共现图谱，也展现出本领域的相关研究热词和较受关注的研究主题。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概念范畴的热词，包括公共危机、公共危机治理、治理、公共危机管理、危机治理、应急管理、风险社会等；第二类是领域或事件范畴的热词，范围层次不一，包括突发事件、重大突发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网络舆情、网络谣言、社会风险、舆情治理、公共治理等；第三类是治理体系方面的热词，涉及治理的各个方面分析，如治理模式有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数字治理、合作治理等，治理主体有政府、非政府组织、数字共同体，治理方式有积极型政府、整体性动员、大数据等。
（二）研究脉络演进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突变可视化分析（设置时间切片为1，值为0.8）得到前25位的高频热词知识图谱（见表1）：
从表1的高频热词知识图谱可以管窥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整体来看，公共危机治理研究是伴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衍生出的一个分支理论体系。由于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危机事件常态化的现实需求的张力，研究的热度、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延展。其中，早期阶段（2003—2007年）关注的主题有数字治理、社会动员、积极型政府构建等；中期阶段（2008—2015年）出现了众多的突变主题，如治理理论的探讨、公共危机管理、危机管理、应急管理以及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网络治理、协同治理以及整体性治理等治理模式；近期（2016年至今）由于公共危机事件频发以及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与之相关的研究主题如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层面的研究热度激增。 三、核心主题的研究现状分析
通过对现有文献样本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选取中心度较大的11个聚类导出，由于部分子聚类的成员归属不具有唯一性，经过重组归类最终形成四大类11个子聚类（见表2）： （一）类I为公共危机的理论范畴构建研究
包括#0公共危机和#10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内容，关注的主题有公共危机决策、信息沟通、公共参与和公共精神、政府信任、公权力、网络社会治理等，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1.公共危机决策方面的研究
公共危机决策是否科学合理对于公共危机的治理至关重要，其中涉及决策结构、决策能力、信息沟通以及公民有序参与等多个要素。如刘霞、向良云认为由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公民、企业等多元的决策主体形成的公共危机决策网络治理结构是现实的选择。其成功运行的关键在于各成员组织之间在知识资本平台上持续有效的相互学习和相互交流[2]。万朝珠从信息的传播、公民参与意识和能力、互动性、组织基础和法律与制度保障方面指出了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的困境[3]。赖英腾则针对公共危机中信息沟通存在的障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4]。胡象明认为公共危机治理转型就是通过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造就具有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和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实现权力向社会的回归[5]。黄健荣、胡建刚经过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嬗变与重构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提出公共危机治理政府决策能力再思考：在危机决策价值导向上坚持以人为本，在危机决策权力结构上坚持多元参与和政治共识，在危机治理决策方式上聚焦于前瞻性预警决策，在危机治理决策基础方面走向合作共治[6]。此外，祝大勇、侯雅洁对公权力下沉执行中出现的基层工作人员公权力执行能力不足与越界等典型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陈岩提出了循证领导力概念框架[7]。
2.网络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网络为载体的公共危机与日俱增，产生了网络社会治理问题，也引发了学者们对此类问题的思考。如熊光清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角度提出应积极引导网络舆论，有效防控网络突发事件，不断推动网络安全的国际合作[8]。王娟丽在互联网状态下针对148起公共危机事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公共危机的形成与以下因素相关：客观参量、载体参量以及环境参量。并据此提出构建网络发言人模式和构建公共危机数据监管模式的有效建议[9]。
显然，这些关于公共危机的探讨，虽然主题多样、观点不一，但都围绕着“治理”的理念和逻辑展开，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公共危机研究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向。 （二）类II为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研究
包括#2公共危机治理、#4治理、#9危机治理、#7协同治理、#8整体性治理，这三个子聚类有相似的成分，归为一大类，可以涵盖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内容，包括治理视角、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模式等的研究。 1.治理视角方面的研究
主要包括公民治理视角[10]、风险管理视角[11]、“善治”视野[12]和国家治理体系视阈[13]。此外，唐庆鹏、钱再见提出了政策工具视角[14]；周芳检、何振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分析了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态势[15]。 二、研究热点和研究脉络分析
（一）研究热点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选择关键词并进行寻径处理后，设置节点频数为6，得到图3的关键词词频共现图谱，也展现出本领域的相关研究热词和较受关注的研究主题。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概念范畴的热词，包括公共危机、公共危机治理、治理、公共危机管理、危机治理、应急管理、风险社会等；第二类是领域或事件范畴的热词，范围层次不一，包括突发事件、重大突发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网络舆情、网络谣言、社会风险、舆情治理、公共治理等；第三类是治理体系方面的热词，涉及治理的各个方面分析，如治理模式有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数字治理、合作治理等，治理主体有政府、非政府组织、数字共同体，治理方式有积极型政府、整体性动员、大数据等。
（二）研究脉络演进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突变可视化分析（设置时间切片为1，值为0.8）得到前25位的高频热词知识图谱（见表1）：
从表1的高频热词知识图谱可以管窥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整体来看，公共危机治理研究是伴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衍生出的一个分支理论体系。由于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危机事件常态化的现实需求的张力，研究的热度、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延展。其中，早期阶段（2003—2007年）关注的主题有数字治理、社会动员、积极型政府构建等；中期阶段（2008—2015年）出现了众多的突变主题，如治理理论的探讨、公共危机管理、危机管理、应急管理以及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网络治理、协同治理以及整体性治理等治理模式；近期（2016年至今）由于公共危机事件频发以及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与之相关的研究主题如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层面的研究热度激增。 三、核心主题的研究现状分析
通过对现有文献样本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选取中心度较大的11个聚类导出，由于部分子聚类的成员归属不具有唯一性，经过重组归类最终形成四大类11个子聚类（见表2）： （一）类I为公共危机的理论范畴构建研究
包括#0公共危机和#10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内容，关注的主题有公共危机决策、信息沟通、公共参与和公共精神、政府信任、公权力、网络社会治理等，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1.公共危机决策方面的研究
公共危机决策是否科学合理对于公共危机的治理至关重要，其中涉及决策结构、决策能力、信息沟通以及公民有序参与等多个要素。如刘霞、向良云认为由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公民、企业等多元的决策主体形成的公共危机决策网络治理结构是现实的选择。其成功运行的关键在于各成员组织之间在知识资本平台上持续有效的相互学习和相互交流[2]。万朝珠从信息的传播、公民参与意识和能力、互动性、组织基础和法律与制度保障方面指出了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的困境[3]。赖英腾则针对公共危机中信息沟通存在的障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4]。胡象明认为公共危机治理转型就是通过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造就具有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和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实现权力向社会的回归[5]。黄健荣、胡建刚经过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嬗变与重构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提出公共危机治理政府决策能力再思考：在危机决策价值导向上坚持以人为本，在危机决策权力结构上坚持多元参与和政治共识，在危机治理决策方式上聚焦于前瞻性预警决策，在危机治理决策基础方面走向合作共治[6]。此外，祝大勇、侯雅洁对公权力下沉执行中出现的基层工作人员公权力执行能力不足与越界等典型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陈岩提出了循证领导力概念框架[7]。
2.网络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网络为载体的公共危机与日俱增，产生了网络社会治理问题，也引发了学者们对此类问题的思考。如熊光清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角度提出应积极引导网络舆论，有效防控网络突发事件，不断推动网络安全的国际合作[8]。王娟丽在互联网状态下针对148起公共危机事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公共危机的形成与以下因素相关：客观参量、载体参量以及环境参量。并据此提出构建网络发言人模式和构建公共危机数据监管模式的有效建议[9]。
显然，这些关于公共危机的探讨，虽然主题多样、观点不一，但都围绕着“治理”的理念和逻辑展开，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公共危机研究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向。 （二）类II为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研究
包括#2公共危机治理、#4治理、#9危機治理、#7协同治理、#8整体性治理，这三个子聚类有相似的成分，归为一大类，可以涵盖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内容，包括治理视角、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模式等的研究。 1.治理视角方面的研究
主要包括公民治理视角[10]、风险管理视角[11]、“善治”视野[12]和国家治理体系视阈[13]。此外，唐庆鹏、钱再见提出了政策工具视角[14]；周芳检、何振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分析了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态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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