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陈可冀临床经验

名老中医陈可冀临床经验

陈氏为我国第一代西医学习中医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家，曾师从著名老中医冉雪峰、岳美

中、赵锡武等学习中医，融诸家之长而自成一体。主张民族化与现代化并行不悖，善用经方及古方治今病。对心脑血管病及老年病进行长期文献、临床及实验研究，宏观微观结合，辨病辨证结合，对活血化瘀治法及血瘀证理论，尤多创新，在冠心Ⅱ号及川芎嗪、血府逐瘀汤及去甲乌药碱等研究方面，成效显著，深入到了分子基因水平。对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的整理研究，尤多建树，填补了中医学继承史上的一段空白。著述丰硕（约３０种），国内外影响巨大。他被聘任为中山医科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及天津中医学院名誉教授。曾作为客座教授到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及阳明医学院等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讲学和学术交流。培养了３０余名博士后、博士及硕士研究生，毕生致力于中医药事业。

陈氏在继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基础上，通过４０年的读书临证和科学研究，逐渐自成一家，形成如下学术特点：

１主张辨证论治与专病专方相结合，认为清代名医徐灵胎《兰台轨范》关于“一病必有一主方，一方必有一主药”的经验是切合实际的，指出既要注意讲究辨证论治的整体性精髓，也要切中病损的关键，立方遣药，要着眼于提高疗效，所以治疗不少顽疾获良好效果。

２主张经方、古方、时方可因证施用，不可偏废，尤其喜用、善用真武汤合生脉饮以治疗心功能不全；苓桂术甘汤合补心丹治疗心悸；调胃承气汤合益气活血方以治疗心肌梗塞；四逆散合丹参饮治疗心绞痛等。

３重视活血化瘀治法的应用，认为气血乖常乃人身疾患之二大端，重病、久病多有气滞、血瘀之嫌，活血通瘀、疏畅脉络，常可起沉疴大证的作用。尤其心脑血管病，不能只从风、火、痰、虚立论，还应着意于瘀上，自创愈梗通瘀汤（由生晒参、生黄芪、紫丹参、全当归、延胡索、川芎、广藿香、佩兰、陈皮、半夏、生大黄组成），治疗因气虚血瘀兼痰浊之心肌梗塞，有良好效果。

４重视芳香温通治法的应用，认为多种疾病，包括心脉痹阻及血脉不通，每与寒凝气滞有关，芳香温通以开窍醒神复脉，有别于清热开窍之安宫牛黄丸、牛黄抱龙丸等，而以辛温、甘温或苦温药物如苏合香丸、菖蒲丸及哭来笑去散治疗，常可取得显著效果。自创温通复脉汤（党参、黄芪、肉桂、干姜、升麻、柴胡、白术、当归、陈皮、净麻黄、细辛、制附子、炙甘草）治疗以虚寒为主要表现的缓慢心律失常，提高心率效果达８９％。

５主张现代化与民族化并行不悖。他在临床中体验到古方可以治今病，认为古人经验确有真知灼见，强调中西医取长补短结合是发展中医学术的重要途径，可以增效验，可以补不足。跟踪国际先进技术，为我所用，有所创新，阐明理论，是时代赋予今人的使命，应当珍惜和负责。陈氏的成功在于既避免“食古不化”，也避免“食洋不化”，注意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就使传统中医学在他的心目中总是古而不老，旧而常新，永有生命力。他借鉴现代科学的成功经验，努力挖掘，开拓创新，从而取得了新的成就，为使我国民族文化在世界医学之林中发出灿烂的光辉而努力。

陈氏勤奋工作，为弘扬中医药学和中西医结合事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培养毕业博士及

硕士研究生近３０名，现在在学的国外博士生４名，国内博士生６名。先后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瑞士、荷兰、比利时、韩国、印度、朝鲜、越南、菲律宾、新加坡、

马来西亚及台港澳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数十次学术交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他医德高尚，直道而行，宠辱不惊。尊师爱生，刻苦学习。子女二人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事医学研究工作，他鼓励子女以及１０余名在国外的他培养的研究生日后要努力创造条件，为祖国医药科学事业贡献力量，尽到炎黄儿女爱国的天职。

学术精华

一、看重人文科学与中医学的交融

作为中国科学院中医、中西医结合界的院士，陈氏对中国文化与中医学的关系，有极清晰

睿智的见识，并在４０多年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中躬行践履。

陈氏认为，中医学的萌芽、形成和发展，与数千年传统中国文化作为其生态环境，有不可分割的血缘联系，说中国文化是中医药学这一巨大硕果的载体或母体，毫不过分。如中医以“施仁术”、“重义轻利”为本份，实际秉承了中国文化里“仁”和“礼”的思想概念，由此形成的以“求善”为宗旨的伦理型医学思想，迥然有别于西方医学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型思想。顺便提及的是，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陈氏本人，他也很重视当代医生的伦理道德。１９９６年９月，他与吴英恺教授、吴阶平教授、宋鸿钊教授等２８名中科院及工程院院士一起，联名建议制订《临床医师公约》，融严肃严格严密的医德医风与精益求精的医疗技术为一体，当可视为传统人文精神的现代回归。

陈氏还谈到，中医在诊疗疾病时，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疾病流行、情绪变化、妇女经血来潮，乃至临床辨证处方用药，都与自然界的四时运作有关，它把天—地—

人—病列成四元方程进行宏观分析，认识和调整其间的关系，意义深远。另如阴阳学说、形神协调观念、精气神一体的生命观、辨证论治以“平”为期的治疗法则等等，都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源头脉络。

医学界的同仁都知道陈氏是当代研究活血化瘀问题的专家，但很少有人了解他对传统气

论的思考与见解。在对传统哲学诸多基本范畴如天、道、理、气、心、性的反思中，陈氏尤其关注于“气”的探讨，认为与西方哲学和医学相比较，气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普遍的范畴，认识和把握气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认识中国医学的物质。

宇宙洪荒，生物吐纳，存在一种有形无形的东西，中国古人称之为气。陈氏尤其注意到，气无论在中国传统哲学还是医学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其内涵既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又是主体的道德精神，涉及自然、社会、人生的各个领域，也是中国传统学术各家各派共同使用的概念。如殷商至春秋，人们把气看作云气（《说文解字》）、阴阳之气（《左传》、《国语》）和冲气（《老子》）。特别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提出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４２ 章），用极简朴的语言，阐述了宇宙万物产生的过程是由道化生出混沌的气，气化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化生天地人，进而化生万物。万物内在地包含着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交感运动，使宇宙万物谐调生长。而“冲气”的说法，既表明了它的物质性，也形象地点出了气的运动性；气分阴阳，相反相成，相互激荡，万物便“冲气”合和而化生、变化乃至死亡、消散。陈氏更注意到这些气相关的概念，指出：战国时期，气的概念衍化为浩然之气和精气，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代表，如孔子化裁老子思想，正式提出“血气”观念：“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孔子认为，人生的不同阶段，要根据血气的盛衰消长调整自己的行为意念：年少时血气未定，不可接近女色；成人后血

气方刚，不可随意争斗；年老时血气衰退，不可贪得无厌。所谓“血气”即指人的生理功能，直接与医学相关。孟子发挥并深化孔子的“血气”思想，把气的涵义规定为人体内部的“浩然之气”。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浩然之气”是一种藏于人心的正气，它既不是自然界的天地之气，也不是人体内的阴阳之气，而是一种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可以通过“善养”来充实它，扩大它，使之“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易传》则以“精气”释“气”，认为“精气”是构成天地万物和人类的细微原始物质，称：“精气为物，游魂

为变，是故知色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系辞上传》）“精气”构成万物和人，而“游魂”也是“精气”流变形成的，由此可知“鬼神”同天地变化相似。《易传》实际上认为天地万物和人体形神，甚至“鬼神”都由“精气”产生，这就将自然之物、人类形体和精神意识都放置在共同的物质基础之上，使万物统一于“精气”。

秦汉时期，气发展为元气、自然之气。董仲舒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较早提出“元气”的概念：“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者，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天变，贼气并见。”（《春秋繁露·王道》）陈氏认为董仲舒的“元气”是指构成天地人物的本始物质，而且“元气”和顺与否，决定着自然、人类的生存发展状态。荀子则继孔孟之后，从自然之气和治气养心两个方面论气，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气论。荀子认为，气是自然之气，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生灵共同含有的物质元素。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万物由气构成，人之所以为最尊贵的，是因为其与水火、草木、禽兽相比，不仅有生命、有意识，而且知礼义。但气毕竟是天地人物的共同本原，天地人物的生灭变化，也是阴阳之气的交感运动所形成。荀子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天论》）自然界的星辰运转，昼夜交替，春夏秋冬的四季循环，风雨雷电的激发博施，都是阴阳之气运动变化的结果。人类顺从阴阳之气的变化规律来修养身

心，就是“治气养心”，其道理和方法：“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荀子·修身》）血气刚强的人应该用柔弱来调和；知虑深浅的人应该以率直来纠正，使体内阴阳之气的变化合于常道，达到血气平和，明达万物，进而成为圣人君子。

从殷商至秦汉，正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之际，上述气论思想在医学理论中都有所体现。陈氏曾指出一部《黄帝内经》共计１５３２１６字，其中“气”字为２９９１字，出现频率达１９５％，中医学对“气”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内经》把先秦气论思想应用到医学，并作了创造性发挥，它把气分为自然之气、生理之气、病邪之气和药物之气，进而从人体复杂的生命活动和疾病现象，广泛分析了气的具体表现形态。如从自然之气讲，有天地之气、五行之气、四时之气；从生理之气讲，有神气、真气、正气、精气、大气、宗气、中气、血气、经气、络气、俞气、谷气、脏腑之气、血脉之气、肌肤腠理之气和耳目口鼻之气等；从致病邪气论，外感者包括风气、寒气、水气、暑气、燥气、湿气等，内伤者表现为厥气、逆气、乱气、虐气、痹毒气、恶气、淫气、暴气等。至于精神因素对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是通过扰乱人体气机运行或“养气”而实现的，如《素问·举痛论》：“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 则气耗，思则气结”。《内经》强调人的精神产生于气，而且人的精神对气的运动变化有很大的反作用，这就比先秦各家单纯从气解释人的精神活动，更富于辩证性。

把药物的性质和功用概括为气和味，即药物之气，这是中医药学理论的重要特点。药物之气归根到底是天地阴阳之气蕴藏在药物之中形成的，它与天地阴阳之气和人体生理之气相通，所以能够作用于人体，调整体内的阴阳气血，纠其偏而养其正，使生理之气协调、正常，达到治疗疾病，恢复健康之目的。在临床具体应用上，又有补气、调气、降气、理气、行气、固气等诸多治疗原则。陈氏从医４０余年，师承冉雪峰、岳美中等老前辈，得诸家真传，并有自己见解。他在临床诊病时也喜用、善用气药，且坦言其处方用药每

每受到传统哲学启迪，如从董仲舒的重视元气，领悟到元气作为生化动力的泉源，虽禀受于先天，但尤赖后天脾胃之气的荣养才能滋生、充足，因而重视调补脾胃气机，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和“调中益气汤”等是其常用方剂，根据临床辨证，方中生黄芪一味，可从１２克用至６０克。取其甘温之性，升脾胃阳气以行春生之令，对劳倦内伤，气血虚弱而发热的患者尤当用之。另外，“凡脾胃一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护皮毛而开腠理，不令自汗”（《名医方论·柯琴》），如玉屏风散等方剂，也是陈氏常用的，认为可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增加抗病能力。其它补气药如人参、红参、党参、太子参和西洋参等，则临证根据病情酌情选用，如对重症心力衰竭患者，用真武汤合保元汤及生脉散治疗，重用参芪；心衰而兼不同部位瘀血者，取丹参饮和参苏（木）饮等，方中人参可改为红参，用量达１５克。陈氏在一篇临床报告中谈到：“近年来的研究工作表明，根据中医‘气为血帅’和‘气行血行’等传统理论设计的实验，显示应用益气活血药物或方剂，可使大鼠或家兔等实验动物的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减轻或消退……”从传统“气血同治”理论的现代诠释中，我们依稀可见先秦哲人老子、孔子的“血气”观念的延伸、衍变。

陈氏还十分重视人体气机的调理。如冠心病心绞痛和心律失常，临床上确有不少患者随

情绪变化而症状加重，两胁不适，胸闷气憋，脉弦居多。陈氏认为在治疗中一定要注意舒肝解郁、调理气机，根据病情采取四逆散、逍遥散或越鞠丸结合应用，有一定佐助。另如他治疗一失眠症患者，中医辨证属痰热内扰，取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之温胆汤治疗，当属常法，但陈氏在方中配入行气开郁的代代花、枳壳、陈皮，是采用了金元朱丹溪之说“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收开郁化痰功效。举凡苏子降气汤、四磨汤、旋复代赭汤、七气汤等都是临证理气化痰之常用方。更有补气、理气兼施之异功散，受到陈氏推举。该方出自宋代钱乙之《小儿药证直诀》，由补气的经典方四君子汤加入一味陈皮而成，使全方补中有泻，补而不滞，理气降逆，于平淡中建奇功。

陈氏曾以异功散配伍丹参饮及桑螵蛸散化裁，治疗一右颈总动脉粥样硬化之美籍患者，中医辨证属气虚血瘀证病人，取得较好效果。超声多普勒证实颈动脉的粥样硬化斑块有所消退。

研究传统，运用传统，是为了超越传统。４０余年不张不扬，成功的理论探索与临床实践，正是为了把传统重视思辨、重视经验的医学，推进到注意实验的医学的新阶段，创造中西结合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医学，这是陈氏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对传统哲学“气”范畴及其在中医领域中应用状况的反思，引发出对当代中医发展的两点启示。

首先，在中国哲学史上，气的范畴从发生、发展、衰落到转化，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把气理解为“良知流行之气”和万物之本体，从而在传统哲学形态内，把气范畴的发展推向了极点。它要在近代哲学中继续发展，就必须更新原有的内涵和意义。随着近代科学知识的传入和发展，人们对客观世界有了新的认识，接受了这些新知识的思想家把它们和气揉在一起，形成了对世界物质本质和现象认识上的中西文化结合古老的气范畴获得科学的规定和说明，从直观思辨的产物上升为具有实证科学基础的概念。康有为的电气、严复的原质、谭嗣同的以太（西方Ｅｔｈｅｒ的音译，最初见于古希腊哲学）、章太炎的阿屯（英文Ａｔｏｍ之音译）、孙中山的物质，都反映了气范畴哲学功能不断淡化，最终消失，而科学性不断加强的过程。气范畴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似退出哲学领域，为近代本体哲学的建立，提供了巨大、坚实的基础。而在中医领域里，气的概念仍然是其说理的工具、认识疾病和辨证论治的尺度。这或许因为中医气论在临床治疗方面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取得较好的疗效，与哲学家“空口论道”不同有关。但科学文化总要发展才能生存，悲观主义似乎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然而忧患意识却不能没有。“任何文化都会出现衰减现象，需要不断补充时代营养，才能保存和发展。我们这一代人有历史责任，推进悠久古老的传统医药学向历史的青春期前进，才无愧于中华民族的祖先”，这就是陈氏对中国传统医药的极为睿智和清醒的认识。传统医药要走向世界，必须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走中西医结合的现代化的道路。

其次，气的范畴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渗透性。从广义上讲，气的内涵包括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这两种相对的意义兼容并包，都作为气的规定。这种包容性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能广泛吸收各个哲学流派（包括外来的哲学流派）的优秀理论成果，转化为自身哲学范畴系统里的一个环节，保守性比较少。如气范畴能容纳儒、道、法、阴阳等各家，天文、医、农、象数等各学科，而不是趋向单一和封闭。这就使气的范畴能随着客观事物自身的发展、认识的提高而螺旋式地推进，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正因为人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意思都放在“气”里，借“气”来发挥自己的思想，使气的内涵包罗万象，缺乏明确的定义，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所以最终不得不退出哲学领域。中医学形成和发展似乎也有类似的经历和特点。

纵观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同样出现过兼顾并蓄、博采众家、择善而从的学术特色。《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其成书年代约在战国至西汉之间。书中既有儒家的思想，又有道家的主张；既有墨家的观点，又有法家的见解，同时还可见到兵家的思想，至于阴阳五行家就更不在话下了。《内经》的作者们不是七拼八凑地堆砌上述诸家之说，而是经过综合分析、加工提炼，形成中医学理论的一部分。如前所述气的范畴在医学中的应用，亦是一佐证。

中医学理论也是建筑在古代天文、历法、气象、数学、音乐等多方面知识基础之上的。例如中医学对汉代历法的吸收。太初历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颁布的历法，在此之前，直至秦代，都实行颛顼历，该历则规定以亥月为正月。太初历规定以寅月为正月，并首次把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内经》便采取了太初历，《素问·脉解》：“正月太阳寅，寅，太阳也。”以此来说明三阴三阳经脉的主时，以及由于经脉之气的阴阳则致经脉之病的情况。而《内经》中的十二经气血多少、五十营、卫气行，有相对确切的数据和数理推论。

另如运气学说中的“六气”，源于风、暑、湿、燥、火六种气候变化要素；“天干地支”是古代物候符号“十干统运”与古天文学二十八星宿在天空中的位置有关；“五运分主五时”又是通过对二十四节气的划分而成；推算主运变化的方法即“五音建运”说，则借助了古代音学中的“五音”，只是用其音名，舍去了音高、音色等乐学上的含义。说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医学都是一个开放的学术系统，这正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宝库”。但古代思想家、医学家受科学发展的局限，其思维水平只能处于经验直观 和相互思辨的阶段。如明末医家吴有性所创立的“戾气”学说，已经概括了传染病的主要特点，并突破了以往医家对疫病病因所持的时气说、伏气说、瘴气说以及百病皆生于六气的论点，把中医气论的发展推向了鼎盛阶段，确实难能可贵，非同凡响，可是他终究没能也不可能突破传统戾气论的范畴。传统气论要在近代中医学中继续发展，必须更新和补充、完善原有的内涵和意义。

陈氏认为，更新和完善并非全盘西化。在哲理上重视宏观思辨，正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诸多不同之一，也是其价值所在。不保持中医学的特殊性，在世界医学之林中，不仅要失去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当然，保持中医学的特殊性，并不是原封不动地保存固有医学，这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而是在立足本民族，吸收东西方各民族、各国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创造。这个创造，既是对本民族医学的超越，也是对西方医学的超越，因而是一种崭新医学体系的探索和建构。

创造和超越的前提是进行传统文化的梳理。为了比较系统地探讨、阐发中国文化与传统

医学的种种因缘，１９９０年，陈氏发起组织编写《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着手这一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丛书包括中医学与儒学、佛学、道文化、文物考古、周易、象数、饮食文化、传统美学、史学、文学、民族学、民俗学等之间的关系。在他亲自主持、督导下，经过五六年的艰苦努力，一批有一定学术价值和见解的专著已陆续出版问世，

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正像陈氏在该丛书序言中所强调的：“我希望本丛书对于开创从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和各个角度探究传统医学的种种奥秘，起到哪怕是一些推陈致新、继往开来的用处，就很满足了。”是的，“古为今用，推陈致新”，陈氏曾把这两句话作为他一闲章的题辞，我们从中所体味的，是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学贯中西的大家风范和不断开拓、永具活力的进取精神。

二、喜用、善用活血化瘀疗法

瘀血学说与活血化瘀法是中国传统医学十分重要的理论和治则。陈氏对传统医学文献中

有关瘀血和活血化瘀的理论和方药潜心钻研，上至秦汉时期的《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典医籍，下迨金、元、明、清各家学说，均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所倡导之活血化瘀通络诸法；王清任《医林改错》中所创制之活血逐瘀诸方；以及唐容川《血证论》中“化瘀生新”的观点，极为赞赏。临证于血瘀为病甚有心得，擅长以活血化瘀法治疗多种常见病和难治重症，辨证精当，从而使活血化瘀疗法的运用达到了较高的境界。

（一）注重气血辨证 结合八纲

陈氏在学术上重视气血相关理论，推崇人身以气血为本，人之有形不外血，人之有用（功

能）不外气，气血平和，阴平阳秘，则身安无病；气血不和，阴阳失调，则疾病由生。由此而言气血为患是疾病产生的重要本质之一。因而，在诊治过程中，十分强调气血辨证。

他指出“古人所云：人之一身不离阴阳，所谓阴阳，如果以气血二字予以概括，亦或不为过”。认为气血辨证较之阴阳辨证更为具体、实用，它不仅可反映阴阳辨证的主要内容，而且可弥补八纲辨证之不足，气血辨证既是辨病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又是施治中的主要依据，故在临床上善执气血辨证之牛耳，结合八纲和脏腑辨证的方法诊治内伤杂病，可统病因、病机、病性、病位于一体，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对临床实践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气血学说源远流长，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的《内经》中就已充分认识到了气血相关的重要性。如在《素问·调经论》中就指出“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医学真传·气血》篇有“人之一身，皆气血之循行，气非血不和，血非气不运，故曰：气主煦之，血主濡之”；“气与血，无处不有”的记载。《不居集》中则说“人之一身，气血不能相离，气中有血，血中有气，气血相依，循环不息”。《血证论》亦云“人身之气，游于血中，而出于血外，其气冲和，则气为血之帅，血随之而运行，血为气之守，气得之而静谧”，皆强调了气与血息息相关，互根互用，气血和畅，循行不休是保持健康、益寿延年的重要生理条件。气血在生理上密切相关，在病理上亦相互影响，形成了气血辨证的理论基础。《素问·调经论》曾有论述“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元·朱丹溪也指出“气血充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均强调了气血失调是人体疾病产生的重要病理基础，故有“百病皆生于瘀”、“久病入络为瘀”、“怪病多瘀”之说，可知气血失调导致血瘀为病的广泛性，多种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均可贯穿着气血失调的病理变化，从而出现“血瘀”的共同征象。血瘀者，血脉瘀滞不通也。血瘀证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独特的病理诊断，是指气血紊乱致瘀血内生所产生的各种有关临床病证。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血瘀证一般都伴有微循环障碍和血液流变性异常，因此，血瘀证是中国医学对微循环障碍一类疾病的病理概括，可普遍发生于现代医学多种疾病的不同阶段，故曰凡病鲜有不兼瘀，只在程度轻重耳。在治疗方面，《内经》注重气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调畅气血，祛除恶血治疗大法，《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疏其血气，令其

条达，而至和平”。王清任《医林改错》忠告医者“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无论外感内伤……，所伤者无非气血”。唐容川更强调“治血者必调气”，“气和则血和”，可谓一语破的。这些观点陈氏都很赞同。

血瘀形成的因素很多，如寒、热（火）、虚、湿以及精神情志、饮食习惯、环境居住、跌扑外伤等可致瘀，尤其与虚、郁、寒、热关系更密切。

虚：虚可致瘀。《景岳全书》中云“凡人之气血犹如源泉也，盛则流畅，少则壅滞，故气血不虚不滞，虚则无有不滞者”，说明气血虚均可致瘀。气为血之帅，久病气虚或年老气虚，帅血无力，势必造成血瘀，正如王清任《医林改错》所云“元气既虚，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血为气之母，脾失健运，营血虚少，血虚不能濡养脏腑而致气虚，气虚又不能帅血而致瘀。由此可见气血关系密切，血虚致瘀，实际上也是气虚致瘀。

郁：《内经》有五郁之说，丹溪创六郁之论。《丹溪心法·六郁》曰“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升，当降者不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也”，“人生诸病，多生于郁”。可见郁证是指气机升降失常的一种病理变化，也是产生多种疾病的原因。然六郁之中，气郁为先，气郁又极易转化为血郁，而血郁为血瘀之先导，故凡因情志不畅，或暴怒伤肝，皆可引起肝气不舒，肝郁气滞，气机不利，不能运血畅行，气滞则血滞，血留而不行，轻则为郁，重则为瘀。亦即《奇效良方》所云“气塞不通，血壅不流”。

寒：《素问·调经论》指出“寒独留则凝泣，凝则脉不通，其脉盛大以涩，故中寒”。王清任亦云“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说明血得寒而凝，寒客于脉，一方面造成经脉拘急挛缩，脉道不利，另一方面会使血液涩滞不流，凝而为瘀。故《素问·调经论》曾曰“气血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而不流，温则消而去之”。

热：《金匮要略》有载“热之为过，血为之凝滞”。王清任亦云“血受热则熬成块”。多由邪热入血，或由情志郁结，五志过极化火入血引起，血分有热，炽热煎炼为瘀，或血热搏结，灼伤脉络，迫血妄行，造成离经之血而为瘀。

总之，寒热失宜，情志不遂，饮食劳倦等因素可影响到气血运行，造成气血失调的病理改变，导致血瘀证的产生。

（二）善用活血化瘀 配伍得宜

陈氏认为血瘀证虽多变，然确有一定的舌脉之征，临诊每细察舌脉色症，再结合病程之长短，痛处之移着，对病情进行全面分析，详查瘀血之所在，细审瘀血之由来，辨证求因，审因论治。

活血化瘀治则是针对血瘀而设的治疗大法，具有促进血行、祛除瘀滞、疏通血脉的作用。陈氏用活血诸法，遣方有道，选药精当，或根据致瘀之因而辨证地运用行气活血、益气活血、养血活血、温经活血或清热活血等法，或是结合病变部位，而采用通下活血、利水活血、醒脑活血、清心活血、消痰化瘀等法，药随证转，配方严谨。临诊善于抓住血瘀主证，重用活血化瘀方药，以解决基本矛盾，又能适当兼顾它证，以解决从属矛盾，充分体现了辨证规律性与灵活性必然结合的特点。

陈氏治瘀之方，多取法于王清任《医林改错》，如血府逐瘀汤、少腹逐瘀汤、通窍活血汤、补阳还五汤等，李东垣的复元活血汤及张锡纯之活络效灵丹亦验。尤推崇血府逐瘀汤，誉之为活血化瘀第一方。所谓血府，乃据“脉者，血之府也”而来，故凡血液流经之处，均可以血府论治。方中四逆散行气，桃红四物汤化瘀，桔梗、牛膝升降相因，疏利气机，共奏行气活血、化瘀止痛之功，诚治血瘀气滞之有效方剂。临床上常喜用血府逐瘀汤治疗

各种因病致瘀或因瘀致病的难治杂证、“胸中瘀血”，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以及颅脑病变等，屡用屡验；亦喜用与著名中医学家郭士魁等共同研究的冠心Ⅱ号方（川芎、丹参、红花、赤芍、降香），有活血化瘀、理气止痛的功用，用治冠心病心绞痛效亦颇佳，可减少急性心肌梗塞的发生率。

在施以活血化瘀法的同时，陈氏亦注重兼法的运用，临证每能根据血瘀证之兼夹和病人的体质虚实，辨证用药，科学配伍，其大法可例举如次。

兼补：适用于血瘀兼有气血不足者。偏气虚者，宜益气活血，常喜用党参、黄芪、炙甘草等药，方用补阳还五汤；偏血虚者，宜养血活血，多佐以当归、丹参、鸡血藤等药，方选桃红四物汤。临床上多用于脑血管病后遗症、心肌梗塞、动脉硬化、心肌炎后遗症、月经紊乱等病证的治疗。

兼温：用于血瘀兼有寒象者。喜用桂枝、细辛、当归、艾叶温经散寒，不主张用姜、附等辛热之品，以防其辛燥耗散之性伤气损血，方用温经汤、当归等温经活血通脉，临床上用治痛经、闭经、下肢静脉炎、雷诺氏症、冻疮、变异性心绞痛及寒痹身痛等。

兼清：适用于血瘀证兼有热象者。药如生地、丹皮、白茅根，方用清营汤、犀角地黄汤，方中犀角可用水牛角代替，以清热凉血化瘀，治疗因血热内郁所致的吐衄发斑诸症，陈氏１９９６年访问欧洲时了解到比利时等地对水牛角也不同意应用，他认为是偏颇之见。对肝阳上亢之高血压病，可加柴胡、黄芩平肝降压镇静。

兼通：腑实兼有瘀热者，用之最宜。攻下药大黄、芒硝本身即有活血化瘀作用，方可选用桃仁承气汤祛瘀行血，通里攻下。此方原治“膀胱蓄血”，瘀血在下，陈氏多用于高血压病或脑血管意外兼有便结者，取其活血通下之意。

兼化痰：血瘀兼有痰阻之证尤宜，因为痰阻脉络则血行不畅，化痰之品化痰散结而疏通脉络，药用菖蒲、大黄，方选贝母瓜蒌散（贝母、瓜蒌、天花粉、橘红、桔梗）合失笑散（五灵脂、蒲黄）豁痰化瘀，痰瘀兼治，用于血瘀夹痰之肺心病、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及肥胖征等。

兼利水：适用于血瘀证兼有水肿者，多用王不留行、泽兰、益母草、川牛膝等活血利水药，用治心衰、慢性肾炎、更年期综合征等病。

陈氏在处方遣药方面，讲究章法，独具匠心，尤喜用理气活血兼顾药，例如川芎为血中之气药，性善走散，功能活血化瘀，行气祛风；延胡索走而不守，活血行气，又能止痛，以浙江东阳产为佳，一般用量＜１２克入煎为宜，用量过大可有中枢性发热之弊。郁金、姜黄皆可行气祛瘀，但郁金性凉，兼凉血达郁；姜黄偏温，可通脉止痛。又如三棱、莪术、牛膝、路路通等药均具有行气活血的双重作用。此外，陈氏还喜用养血活血兼顾药，如鸡血藤甘苦性温，行血补血，舒筋活络，对血虚而兼有瘀滞之证最适用；益母草养血活血，祛瘀利尿，用于慢性肾炎尤宜；当归补血活血，补而不滞，行而不峻，善治血虚血瘀之病，且有散寒之效。对于血瘀征象明显，疼痛剧烈者，多选用水蛭粉、桃仁泥、红花、生乳没、鬼箭羽化瘀止痛效好；对于久病、顽症，每多兼夹瘀血者，在主方中喜佐用地龙、蜈蚣、全蝎等虫类药，搜邪剔络，逐邪外出，可提高疗效。陈氏指出，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美欧患者不敢服用含虫类药汤剂，需要有科学解释。陈氏不仅对这些活血化瘀方药运用自如，而且还在辨证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中药药理及药效学研究进展，施以专方专药，增强用药的针对性，以期疗效更佳。如对兼有高脂血症的患者，多选用具有调脂作用的活血药如山楂、丹参、三七、虎杖、大黄、蒲黄等，均系效验之法。另外，现已证实，不少活血化瘀方药，具有抗血小板作用，适当较长期选用，有助于预防急性心肌梗塞的发生，并可预防其它血栓栓塞性疾病的发生。

（三）临床辨证论治 圆机活法

陈氏善调气血，其运用活血化瘀法辨治心脑血管疾病及老年病是他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

的组成部分之一。他认为活血化瘀法作为治疗法则是相对固定的，但其应用却要灵活变通，切中病机。在心脑血管疾病中，多虚实夹杂之证，治宜通补兼施。例如，冠心病的基本病机是本虚标实，气虚血瘀，因而益气活血方剂是比较常用的，尤喜用先师岳美中老教授所创的人参三七琥珀末方，三药之比为２∶２∶１，共为细末调匀，每日３次，每次１克，对一般冠心病、心肌炎疗效均好；在胸痛气滞血瘀证明显时，常加用延胡粉以代替琥珀，剂量同人参和三七，对早搏也有佐助，起到“疏其血气，令其条达”的功用。也常用调胃承气汤合益气活血方以治疗心肌梗塞，还自创愈梗通瘀汤，治疗因气虚血瘀兼痰浊之心肌梗塞，有良好效果。方中大黄是祛瘀生新的良药，急性心肌梗塞时常喜用之，使瘀血骤阻，腑气不畅得以改善，盖胃气和顺则五脏得以安和也。《医宗金鉴》中的桃红四物汤也是十分完好的通补兼施方剂，遇胸脘不舒，苔腻者，可以合瓜蒌薤白半夏汤及温胆汤进退。

陈氏认为心主身之血脉，但不可忽视心主阳气。对有的变异性心绞痛病人，兼夹证甚多，气阳虚、肝郁及血瘀并存者，宜用活血疏肝温阳法，以柴胡疏肝散合当归四逆散取效；在临床上，陈氏祛邪不避重猛之药，主张破血攻瘀方药在必要时还应大胆使用，祛瘀而生新。对慢性风湿性心脏瓣膜病心功能不全者，也常于益气温阳利水方中，伍用大黄 虫丸或抵当丸取效；又因心肺同居上焦，以之治疗，肺气也可得到清肃之助。

中医学认为“人年四十，阴气自半”，“八八”（６４岁）以后，“肾气衰”，其它脏腑也相继出现衰退症征，所以老年心绞痛病人心肾气虚或阳虚的证候常较突出，如体乏无力，

畏冷胸闷和气短、自汗、舌质紫暗、脉多沉细，心绞痛反复发作，对此陈氏常喜用保元汤冲服复方血竭散（由血竭、沉香、琥珀、冰片、三七、延胡索组成），起补虚、理气、活血、定痛作用。并认为老年心绞痛的发作，常和情志抑郁不畅，或负重耗伤心气有关，心绞痛症状有时并不典型，但发作却较频繁，尤其是由于老年人心理上存在一定特点，郁闷伤感，条达不畅，可损及肾，并使脉络瘀滞不畅而作痛，疏肝解郁汤（柴胡、郁金、香附、金铃子、延胡索、青皮、红花、丹参、川芎、泽兰）具有疏肝开郁，活血化瘀作用，对这类与情志有关者有防治作用，也常用四逆散合丹参饮随症加减，多取应手之效。

中风急症与“血气逆乱，血随气上”有极大关系，他因而提出中风一证，不能只从风、火、痰、虚立论，还应着意于瘀。在临床治疗时，不论缺血性中风或出血性中风，均重视结合活血方药，俾化瘀而不动血，止血而不凝瘀，取得较好疗效。他还体会到王清任的补阳还五汤和血府逐瘀汤对治疗脑血栓形成，消除血肿，都有裨益；虫类药水蛭和地龙，在溶栓和促进血肿吸收方面都有一定作用。

此外，陈氏还喜用通窍活血汤加紫花地丁、蒲公英、银花煎汤送服紫金锭治疗酒渣鼻（赤

鼻）患者，有一定功效。因这类患者气血瘀滞，内有蕴热之征比较明显，故投以活血化瘀、清热解毒之中药可以收效。

（四）有是证用是药 法度谨然

在临床应用活血化瘀方药治病时，陈氏比较重视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①调气与活

血。主张要根据“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滞”的理论来指导活血化瘀方药的配伍。明确气血二者中，气占主导地位，气机顺则百脉和，因而言活血必先调气，活血方中必须配伍调经。调气之法包括顺气、开郁、降气、补气等，而治气之道，莫贵于通，故临床辨治血瘀证时，宜审度证候之虚实，邪正之盛衰，或补而通之，或行而通之，使通在理血之先，补在养血之上，才能更好发挥祛瘀作用。②活血与化瘀二者同中有异，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活血———活其血脉，适用于血液在络中循行不畅，即现代医学的血液粘稠度增高，血液流变性异常；化瘀———化其瘀滞，适用于血液停着凝滞，或溢出脉外，留于肌肤、空窍之中形成干血者，常有斑疹紫癜、疼痛肿块等外症可查，相当于现代医学之血栓形成、血管破裂、组织异常增生、肿瘤等血液呈高粘、高凝、高聚状态。血行不畅是血瘀之渐，病尚在经；血溢脉外或蓄积于体内某一部位是血瘀之甚，病已入络。故对疾病初期，邪客于经的阶段，法当活血为主，常选红花、川芎、郁金、延胡索、鸡血藤等药；对于病程日久，邪入于络的后期阶段，特别是缠绵难愈的疑难重证，非用化瘀或搜剔络邪之品方可奏效，可用水蛭、地龙、血竭、蜈蚣、灵脂、三棱、莪术、桃仁、丹皮等。由此可见，活血治在经，化瘀治在络，临床虽多协同使用，但毕竟各有所偏，不可不究。③扶正与祛邪。古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临床要处理好正邪关系，一则人体虚衰时易发生血瘀，主要是气血阴阳亏虚所致，气虚则无力帅血行为瘀。血虚则脉道涸竭为瘀；阳虚生外寒，寒则血凝为瘀；阴虚生内热，热则血结为瘀；故血虚生何处，瘀血之证也就随之而产生。而瘀久也可致虚，所谓“瘀血不去，新血不生”。临床所见血瘀证多是虚实夹杂，因此，在活血化瘀的同时，要注意扶正，以补其不足，益其所损，正气存则邪气退，既可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又能提高活血化瘀的效应，扶正达邪，邪去正安。二则要谨守“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贵”的古训，消而勿伐，中病辄止，祛瘀而不伤正。④适应症与禁忌症。陈氏告诫要把握好活血化瘀临床运用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临床上不论属于哪一类疾病，凡具有舌质紫暗、脉细涩或沉、内脏或体表有固定性疼痛、或肿块、肌肤甲错、或皮表血管异常、肢体麻木、月经异常、或实验室检查（血流变学、微循环）异常等症，均可施以活血化瘀疗法，诸症不必悉具，只要抓住少数重点

症状即可。活血化瘀的禁忌症不是绝对的，《内经》有“有殒无损”的说法，只要有是病证，必用是药，但切忌滥用活血化瘀药物。活血化瘀药用之不当可直接损害胃腑，引起药源性胃炎的发作；祛瘀药物的过多、过量及服用时间过久，还可耗伤机体正气，或冲淡整体治疗的药效，因此，既要加强辨证论治的整体性，又要熟谙药性，增强配伍的合理性，取其力而弃其弊，以减少活血化瘀药物的副作用。

（五）师古不囿于古 锐意创新

陈氏学兼各家，博采众长，法古不泥，多有创见。他于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大胆探索、笃思敏才，提出了将临床上极其复杂、表现多样的血瘀进行分类的新观点，按发病之急缓、病程之久暂、病邪之性质、瘀血之深浅分为慢瘀、急瘀、实瘀、虚瘀、热瘀、寒瘀、潜瘀等七大类。所谓“慢瘀”，即久病入络为瘀，包括现代医学的冠心病、高血压病、糖尿病、中风后遗症、肾炎、慢支炎、肝硬化、消化性溃疡、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结缔组织增生病及免疫系疾病、再障、肿瘤等多种慢性疾患；所谓“急瘀”，系指暴病、急症多瘀，如急性心肌梗塞、脑血管意外、急腹症、宫外孕、休克等属此类；所谓“热瘀”，多指温热病重症多瘀，如急性感染性疾病、风湿热和因血热妄行所致的咯血、吐血、衄血、尿血、视网膜出血、血管弥漫性凝血、月经先期、皮肤痒疹、痈肿疮疡等病症；所谓“寒瘀”泛指寒凝致瘀的病变，包括寒性闭经、痛经、下肢静脉炎、冻疮、雷诺氏症、变异性心绞痛等；所谓“虚瘀”，泛指虚证多瘀、老年多瘀，多见于衰老性疾病、退行性病变及慢性消耗疾病等；所谓“实瘀”，指创伤外症必瘀，如跌打损伤、颅脑外伤、骨折等病症必有瘀血停着；潜瘀，指紫舌无症状者，亦指实验室检查（如血流变学、微循环等）异常而暂无临床症状者。上述分类对指导临床辨证和深入探讨复杂血瘀证之本质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氏熟读经典，勤于临证，他依据药物的作用强度，结合多年用药经验，将散载于１０余种本草学著作中的３５种常用活血化瘀药物分为养血和血类（当归、丹参、丹皮、赤

芍、生地、鸡血藤等６种）、活血化瘀类（川芎、蒲黄、红花、刘寄奴、五灵脂、郁金、三七、穿山甲、大黄、姜黄、益母草、泽兰、苏木、牛膝、延胡索、鬼箭羽、乳香、没药、桃仁、王不留行、紫葳等２１种）和破血逐瘀类（水蛭、虻虫、三棱、莪术、血竭、干漆、 虫、蛴螬等８种）三大类，其作用强度依次为破血类＞活血类＞和血类，对临床用药和提高认识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陈氏师古不忘创新，倡古方能治今病，对冠心病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ＰＴＣＡ）后再狭窄和动脉粥样硬化等现代医学尚无良好对策的疾病，大胆应用活血化瘀名方血府逐瘀汤进行辨治，取得较满意的临床效果，并从分子生物学水平阐明了其作用机制，拓宽了活血化瘀古方的运用范围，也为ＰＴＣＡ术后再狭窄的治疗这一世界医学界关注的难题，创出了一条新路子，引起国内外关注，不少国外病人前来求治。

陈氏不仅在临床上擅于运用活血化瘀法，几十年来还与他的同事和研究生们相继开展了

血瘀证的实质研究和活血化瘀方药的系列研究，其中对血瘀证计量化诊断标准的建立和冠心

Ⅱ号方及相关药物川芎嗪、赤芍甙、元胡碱等有效部位或成分的深入研究，均取得较大进展，居领先水平。陈氏以其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对血瘀证和活血化瘀方药进行译释，在理论和实践上促进了活血化瘀研究向纵深发展，对学科建设作出了贡献。在他的积极参与、倡导和支持下，活血化瘀研究已成为当今中医药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

三、临床推崇辨证和辨病论治结合

中医辨病和辨证是从不同角度辨识疾病病位、病因、性质的方法，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

以臻完备。辨病着眼于疾病整个病理过程的基本矛盾，有助于辨证从整体、宏观水平认识疾病的病位、病性、病势及疾病的发展变化；辨证侧重于疾病某阶段的阴阳失却平衡状态的辨识，可为辨病提供分析、认识疾病病理、生理演变规律的方法导向。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现代医学迅速普及的今天，人们面对的已不仅仅是那些内涵和外延较为模糊的病名，如眩晕、呕吐、痰饮、水气等，而是诊断基本明确，有一定病理、生理变化规律可循的现代医学疾病。临床只注重辨证，强调整体的调节，治疗就会缺乏针对性。对于许多无明显临床症状（包括脉、舌）的疾病或疾病的某一无症状的阶段，因无症可辨，还会疏于治疗，延误病性；反之，只侧重于辨病，强调疾病病理改变治疗的针对性，忽视疾病的动态变化及整体状态的调节，对许多功能性疾病，甚至对于复杂的器质性疾患的治疗，就会束手无策。陈氏为我国第一代中西医结合专家，对中医辨证和辨病理论多有阐发，强调两者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有机结合，认为中医的辨证辨病论治结合符合生物－心理－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能更好地发挥中医系统论整体观的优势。

（一）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应是中医诊治疾病固有的治疗方法

陈氏认为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的结合，并非是现代中医才有的诊治疾病方法，只是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医辨病必须面对诊断明确的西医疾病。《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论病机十九条，其中既有侧重于“掉眩”、“收引”、“肿满”、“鼓栗”等“症”的辨识，也有“疮”、“痿”、“痉”等病的诊断，已初步具备了辨证与辨病结合的思想雏形，从而为张仲景确立辨证与辨病结合的论治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张仲景《伤寒论》六经标题，首揭“辨三阳三阴病脉证并治”，在具体论治中，则某病以某方“主之”，即专病专证专方，某病“可与”或“宜”某方，体现了辨证辨病结合，随宜治之的灵活思想。《金匮要略》从三因入手，以

专病专证成篇，题亦揭示“辨病脉证治”，是辨证辨病论治结合的经典，如百合病，责其病机为心肺阴虚，选用百合这味专药治之，并以此为基础，根据患者是否兼有发热、口渴等见症及是否使用过汗、吐、下等方药治疗，进一步辨证为不同类型，而后结合相应的药物加以灵活施治，其重点在于辨病；痉病，症状为项背强急，角弓反张，病机为津液失布或耗损，而津液失布之因则有感邪性质、体质禀赋、疾病阶段等的不同。篇中从外感风寒这一病因角度，将疾病分为阳明痉病及太阳刚痉、柔痉等证型，分别选用大承气汤、葛根汤及瓜蒌桂枝汤予以治疗，其重点则在辨证。其他如黄疸病、胸痹病、热痢、中风、虚劳、水气等，虽各有所侧重，但皆为辨证施治和辨病施治相结合，既注重疾病的基本矛盾，又兼顾疾病发展各阶段的次证、兼证。可见，张仲景是将辨证、辨病列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的。后世医家在辨证施治和辨病施治结合方面作了不懈的探索，如《千金方》和《外台秘要》在专病专证专方专药方面较仲景更有发展，如治瘿用羊靥、海藻、昆布方，治消渴用地黄剂、黄连剂，治痢用苦参，治脚气用防风杏仁剂，治夜盲用羊肝等。明清之际，温病学家在诊断温病时，首先将温病分为春温、风温、暑温、秋燥与冬温，而后分证为卫、气、营、血及上、中、下三焦进行辨治；清王清任治疗中风病、半身偏瘫，专立补阳还五汤，在专方专药的基础上随证加减，以应常达变，法中求异。但由于历史条件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历代医家虽在病因学上不断加以补充和发展，辨病论治却未有重大突破。在诊断学上，人们只能采用取类比象、归纳演绎的方法，依靠经验的积累，提高辨证的水平，不可能对人体这一“黑箱”中的病理生理变化作实质性的分析探索，以提高中医的辨病水平，使得辨病治疗这一中医固有的诊治疾病方式被不断突出的辨证施治所覆盖。

（二）中国传统医学辨证和辨病涵义的思考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医理论的主要特点和精华所在。陈氏认为中医的辨证不仅限于运用中医的四诊方法，搜集病人的临床症状、体征，结合医生的主观认识，对疾病某阶段的症状总结归纳出证的概念，如厌食、纳呆、便溏、乏力、舌淡、

苔白腻、脉濡等，归纳出“脾虚湿阻证”，也包括更深层次的内容，即遵循宇宙天地阴阳变化、气机氤氲升降之理，运用取类比象、演绎归纳的方法，对疾病的病位、病性、病因、病势等诸方面加以辨析、综合，才能做到辨证准确，施治恰当。

辨病是着眼于疾病内在生理病理改变，是对疾病整个过程变化规律的认识概括。辨病指

导下的施治，多是针对疾病的生理病理改变而设，具有针对性。陈氏认为中医辨病亦不应当仅限于西医诊断、中医辨证分型治疗或专病专方专药治疗的水平上，这种辨病施治方法虽也属于辨证施治，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辨证施治。中医的辨病应当利用现代医学的理论检测手段，拓宽延长自己的诊断视野，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去分析观察疾病内在的病因、病机、演变规律，以形成中医自身的生理学、病理学。唯其如此，中医的辨病论治才能避开西医用药的药理作用———病理生理改变的机械思维模式，才能和中医辨证思维相互渗透、有机结合。

（三）联系实际处理辨证和辨病的关系

就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而言，辨证反映的是共性，而辨病反映的是个性，如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心律失常等，在疾病的某个阶段皆可表现为“瘀血证”，心脉瘀阻反映了这些疾病在临床上某一阶段的共性；而就某个具体疾病而言，体现共性的是辨病，反映个性的是辨证。仍以冠心病而言，心脉瘀阻、不通则痛这一病理机制始终贯穿于疾病发展过程的始终，为其共性，而因人、因疾病的阶段不同，表现出的阳虚血瘀、气滞血瘀、痰阻血瘀、阴虚血瘀等的临床证候，则为其个性。

在辨证施治的原则指导下，中医治则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这从中医辨证论

治的发展而言，是比较灵活及完善的方法。这种方法从整体水平上，全面权衡了患病机体某阶段的病性、病情和病势。从中医的辨病出发，他认为中医治则也就有“同证异治”和“异证同治”。因为就某一具体疾病而言，临床可表现出许多不同“证”，这些不同的“证”因受其自身病理、生理改变的制约和影响，治疗上也有相似性；另一方面，许多疾病尽管可表现为相同的“证”，这种相同“证”的中医治疗也会有较大的差异：如胃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炎、胃癌，甚至于冠心病，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皆可出现“脾胃虚寒证”，若皆采用单纯的温中散寒立法，则较难获得满意效果，有时还会耽误病情。再如糖尿病（消渴），虽有上消多饮在肺、中消多食在胃及下消多尿在肾的不同，及兼气虚、血瘀的差异，但整个病理过程始终贯穿着阴津亏耗、燥热内炽这一基本病机，临床治疗也始终离不开滋阴清热。所以，临床既要重视“异病同治”、“同病异治”，也要注重“同证异治”、“异证同治”，病证结合，从不同的侧面把握疾病的病位、病势，才能切中病情、提高临床疗效。

（四）关于现代医学疾病辨证辨病论治结合基础的思考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中医的病名多是依据疾病的临床症状、病因病机，采用取类比象的方法而确立，如眩晕、胸痹、呕吐、中风、水气等；西医疾病则多是依其区别于他病的病理、生理改变而诊断。故中医病名较之西医带有明显的模糊性。疾病是客观存在的，病名的取舍无足轻重，关键在于临床疗效的提高。目前中医所说的辨病论治，一般多是指中医辨识诊断明确的西医疾病而言（当然也包括有一定病理演变规律可寻的中医病）。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尽管其认识疾病的方法有别，但皆是以人体作为研究对象的防病治病的科学，疾病反映在机体的一系列体征症状，是中医辨证、辨病结合的基础。

陈氏认为，中医辨证辨病论治结合治疗现代医学疾病，有其内在的物质基础：在具体疾病的某个特定阶段，其病理生理改变大多一致，临床症状亦大致类同。如冠心病心绞痛的发作期，基本病理改变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痉挛、血小板粘附聚集及微血栓形成，

突出的症状为心前区压榨样疼痛、绞痛、闷痛；急性病毒性肝炎，基本病理变化为肝细胞变性、坏死，伴有白细胞和组织细胞浸润，一般临床表现为急性起病、发热、恶心、厌油、腹胀，肝脏轻中度肿大，肝区叩击痛、压痛、肝功能异常等，西医借助于现代科学理化检测清楚。如何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认识这种共同的病理生理变化和相似的临床症状，是中医辨证、辨病论治结合的关键。

现代中医临床自觉或不自觉地皆应用了中医辨证、辨病论治结合的方法，亦即运用中医的自身的理论，去认识分析西医疾病的病理改变，而后根据病人的禀赋、证候的寒热、虚实，进行辨证辨病结合论治。如急性病毒性肝炎，根据其病因、病理改变，中医认为基本病机为血分湿热毒，再根据是否有肝郁乘脾、脾气失运、肝气不疏、血脉不利等的证候，以清热解毒化湿，结合疏肝运脾、活血化瘀等法，临床颇多效验。冠心病心绞痛，其血管痉挛、狭窄、血栓形成、血小板粘附、聚集等这一血瘀机制为疾病发生发展的基础，故无论辨证属寒、属热、属虚、属实，皆配合活血化瘀中药。他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善用活血化瘀方药冠心Ⅱ号及血府逐瘀汤，结合益气、化浊、芳香温通等法；治疗冠心病心肌梗塞，因其多伴有血流动力学和心功能的改变，善用益气理气活血方药，辅以温阳、化浊等法，结合病证变通加减，临床收到较好的效果。

近年来，中医“证”实质的研究，如脾气虚、肾阳虚、血瘀证等，为中医的辨证、辨病结合提供了方法和实验依据。陈氏认为，侧重于中医证，结合病进行横向治疗规律的探索，对中医临床规范化，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暴露出中医单纯辨证的局限性。如慢性肾炎、支气管哮喘、更年期综合征，甚至于肾癌等疾病在某一阶段皆要表现为肾阳虚证，采用补肾温阳方法治疗，和肾阳虚关系密切的客观指标如尿－１７羟水平，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激素各水平等皆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其疾病病理变化却不一定与这些指标的变化呈平行关系；冠心病、血栓性脉管炎、雷诺氏综合征、脑血栓形成等，皆有血瘀症状，表现血瘀症状的客观指标如血小板粘附、聚集等方面皆可有异常的变化，

但其临床活血化瘀方药的选用却会有多种多样：冠心病偏重于理气宣痹活血，血栓性脉管炎偏重清热解毒活血，雷诺氏症偏重于通阳活血，脑血栓形成偏重于益气活血等，不同病的相同证治疗上可有相当大的差异。

（五）对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结合优势的理解

辨病施治和辨证施治是两种不同的认识和治疗疾病的方法，他认为临床应辨证施治、辨病施治结合，中西并参，取长补短。中医辨证由于受传统文化思路的影响，其局限性在于偏重于疾病表现在外的症状的归纳、综合，忽视利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疾病内在病理生理改变的分析研究，而这些表现在外的症状往往可掩盖疾病内在的病理变化。有时经辨证治疗，疾病症状虽可减轻或消失，但疾病却不一定真正根除。如病毒性肝炎，辨证治疗后腹胀、恶心、纳呆等症状虽然可减轻或消失，但肝细胞变性坏死、肝功能异常却可持续存在。若不与辨病结合，就会只满足于症状的改善，难以获得疾病的真正治愈。

辨病施治是着眼于疾病病理变化规律的治疗，这弥补了单纯辨证施治不足。一些疾病的

潜伏期、初期或无症状期可无任何不适，此时辨证施治因无症可辨，施治亦难，而通过理化检查可发现异常，通过辨病亦可治疗。如无症状性心肌缺血，临床可无任何症状，而心电图次极量级运动试验、核素心肌扫描、冠状动脉造影可发现冠状动脉病变，结合中医对这些病理改变的认识，采用益气活血通脉法，多可延缓或阻止病情的发展；慢性肝炎的静止阶段，理化检查可发现肝功能异常，通过疏肝健脾、活血解毒的治疗，可促进肝功能的恢复，达到治愈的目的；输尿管结石嵌顿性肾积水，Ｘ线或Ｂ超检查可发现内脏结石和水液积聚，采用温阳活血、排石利水法可排除结石、积水；慢性肾炎、支气管哮喘及慢性支气管炎病人，在早期未呈现肾的症状时，通过实验室检查可发现性腺、肾上腺、甲状

腺等多靶腺功能紊乱，通过微观辨证属于轻微的或潜在的肾阳虚证，施以温肾补阳方药治疗，可预防其季节性发作，并可改善其内分泌和免疫功能。这些如不依据辨病方法，就不会对这些“隐证”、“潜证”做出早期诊断和治疗。

辨病是针对疾病病理生理改变的认识。陈氏认为这种认识疾病的方法，较之辨证显得相

对的孤立和静止，未能从动态的、变化的和整体的观点去把握疾病的特征，由此导致的论治偏重于靶器官病生理改变的纠正逆转，忽视了机体功能、精神状态及社会环境对疾病的影响。由于目前许多难治性疾病，皆具有复杂的病因、多系统的病生理改变及多变的临床症状，单一的辨病便可能显得无所适从，束手无策。中医辨证、辨病结合，可从不同的侧面剖析疾病的本质，可为探索和筛选更全面、恰当有效的治疗方法提供依据。尤其强调将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科学技术方法纳入中医自身的范畴，进行病证结合，认为这样一可赋予中医“证”以现代科学的内涵，使中医传统的诊断和疗效判定有客观指标，避免只注重功能态的调整，忽视机体器官内的病理状态的变化的针对性治疗，以至于耽误病情；二可使遣方用药具有针对性，提高临床疗效；三可在中医理论思维启发下，实现辨证、辨病的有机结合，避免西医辨病、中医分型的不同程度的机械性倾向。

四、对传统老年医学和康复医学的重视和新见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进程，老年学和老年医学的研究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７０年代中期，传统老年学和老年医学的现代研究尚处于酝酿阶段时，陈氏及其同事已独具慧眼，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探索，可谓开风气之先。２０多年的辛勤耕耘结出丰硕的成果：他亲自执笔，整理出版了《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经验》，这是建国后第一本中医老年病学专著（１９７８年）；他还特别重视我国早期老年病学专著《养老奉亲书》，并对

其进行了校勘评述，该书被学术界认为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老年医学专著”；此外，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抗衰老中药学》和《中国传统老年医学文献精华》；提出建立中医老年学理论体系的构想；率先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倡议成立了全国第一所中西医结合的老年医学研究所，培养了一批学术研究骨干，取得一批成果。

（一）重视继承性 从整理老一代中医学术经验入手发展创新

陈氏从事老年医学的研究工作，可追溯到他与先师———已故著名老中医岳美中先生的交谊。在编写《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经验》一书时，他亲自执笔，岳老字斟句酌。该书语言生动，说理透彻，毫无学究气和八股味，于平淡中见功力，一方一药，进退分量，都从临床实践中得来，从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入手。细读下来，真是引人入胜，令人信服，发人深思。一本书不足三万言，但实在是师生二人的心血结晶，师生二人在学识、人品上的默契投缘，也真是难得。

陈氏至今保留着岳老修改过的手稿，算得上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了。在《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经验》一书中，他总结了岳老治疗老年病的思想方法，指出治疗老年病要注意老年人的特点，“细观察、勤分析、慎下药、常总结”，药物和体质锻炼相结合。施治时强调药量要小，药宜平和；宜多用补药，少用泻药；要首重脾胃，方法应多样化，留心药物和饮食禁忌等等。还特别强调六种补法的应用。这些法则是：①调补法。适用于脾胃功能减退者，方剂如五味异功散、资生丸类。②平补法。适用于各种虚损及气血不足者，方剂如四君、四物、薯蓣丸类。③清补法。适用于温病后津液耗伤者，方剂如叶氏养胃汤、大补阴丸类。④温补法。适用于脏腑阳虚者，方剂如理中汤、肾气丸类。⑤峻补法。适用于垂危虚极病人，方剂如独参汤、集灵膏等。⑥食补法。适用于大病之后要复原者，方剂如扁豆红枣粥、乌鸡白凤丸类。在岳老的指导下，陈氏及其同事以此为契机，从不同层次和各个角度，开始了全方位的老年医学研究，且多有建树。

（二）《养老奉亲书》的校勘评释

《养老奉亲书》由宋代陈直撰写。据陈氏及其同事考证，其成书年代不晚于公元１０８５年，

比西方弗洛耶（Ｆｌｏｙｅｒ）于１７２４年写的《老年保健医药》（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Ｇｅｒｏｃｏｍｉｃａ）早约６个多世纪，当为世界上最早的老年医学专著。该书上承《内经》、《千金方》之学，言老人食治之方、医药之法和摄养之道甚详。他指出，《养老奉亲书》的主要学术成就有三。其一，系统阐发老年病机。

老人的体质特点是气血渐衰，精神减耗，往往“危若风烛，百疾易攻”，如稍失节宜，则最易感受四季时令之邪侵袭而发病，且多新感引动宿疾。其二，法重脾胃，治重食疗。老年人肠胃虚弱，不善消纳，因而脾胃病是最常见的老年病。调理脾胃就成为“养老人之大要”。《养老奉亲书》全书列方２３２首，食疗方有１６２首，占７０

１％，足见是将

饮食疗法放在治疗老年病的首位。其三，将护奉养，突出预防。该书认为，凡人衰晚之年，全靠子孙奉养，竭力将护，其方法是：凡行住坐卧，“皆须巧立制度”。还要适应气候变化，以保天年。

《养老奉亲书》至元代由邹铉续增三卷，更名为《寿亲养老新书》。其增补部分强调发挥子女孝亲积极性的重要意义，还从老年保健学角度，对观颐自养，延寿方药作了许多补充。该书问世后，不仅国内流传甚广，还流传到朝鲜和日本，成为当时老年保健的普及读物。陈氏在此基础上，对浩如烟海的历代文献，作了广泛的涉猎，爬梳分类，整理校勘评释，总结并发展其学术精华。１９８１年，组织全国中医老年医学专家数十人，从周秦至清代数千种古医药著述及有关文献中，精选了３０８种，摘引有关老年医药学的原文精华，分成专著、养生、医理证治、医案、医话、方剂、药物、食疗、针灸和气功等１０大类，

进行系统分析研究。每类以书目为纲，年代为序，逐一述、评、注、按，介绍其中有关老年医学的精辟论述。汇集成一本１３０万言的巨著：《中国传统老年医学文献精华》，为中国传统老年医学文献研究方面起步最早的著作之一。

（三）对老年学学科的见解

陈氏认为，文献研究的现实意义之一，在于为现代老年医学的发展作理论和实践中的借

鉴。他认为，中医老年学应以养老祛病，健身延年为主要研究课题，并可分为４个部分进行研究，即老年心理学、老年疾病学、老年保健学和延缓衰老学。

中医老年心理学侧重于研究我国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及其应采取的保健措施，其研究内容

包括：①人体年龄增长与心理适应变化的关系；②老年期的心理变化和性格情绪特点；③老年期勤用脑、善养生与预防心理疾病及衰老的关系；④老年期的精神护理；⑤老年期心理疾病的治疗。中医老年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除问卷抽样测试和文献整理之外，通过临床观察，探索药物和非药物治疗手段，也是其重要内容。

老年疾病学又称为临床老年医学，是研究老年期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学科，中医老年病学侧重于老年期疾病的辨证施治，这方面的内容极为丰富多彩。在病因方面应强调“体质趋衰”、“返同小儿”的特点；发病方面应强调“百疾易攻”、“宿疾时发”；治疗方面应强调用药的针对性和顾护脾胃；护理方面应强调行住坐卧必须“巧立制度”，务求其细。这些特点，对帮助老年病的康复，有着积极意义。

老年保健学是研究保障老年人的健康，促进身体复原的学科，属于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的范畴。该学科涉及到老年人合理的生活方式、体育活动和饮食营养等，在中医学里，则以养生、气功和饮食疗法为主。养生学是探索合理生活方式、研究防病延寿的生活规律和方法的学问。

其理论基础在于强调调护精气神，顺乎自然之理，将伤害身体的因素，控制到最低限度。广义的养生还包括气功、食疗和药饵保健等，这些方法都以简便易行，容易持久，副作用小而受到老人欢迎，且确实对老人健康长寿有益。

延缓衰老学是研究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命发育后期的特征、衰老原因和规律，探索延长寿命方法的学科。中医延缓衰老学侧重衰老理论、长寿模型和延年方药的研究，特别是长寿模型的研究，古已有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对真、至、圣、贤四种人的研究，《养老奉亲书》对虚阳气盛型老人的研究等即是。

他呼吁国内医学界从不同角度和各个侧面对中医老年学进行研究，促进这一学科的发展。而他自己则身体力行，在这一领域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跋涉和探索。

（四）对抗衰老方药研究的见解

抗衰老或延寿方药的研究起自《神农本草经》和《华氏中藏经》，数千年来历代医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花齐放，珠玑灿烂。尽管前进路上曾出现过迂回曲折和惨痛教训，如滥服金石药物以求延寿成仙的荒谬，但毕竟瑕不掩玉，积累的经验还是极其丰富宝贵的。本世纪２０年代起，国内外医药工作者在用现代科学手段研究中医中药的同时，对中国抗衰老药物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它们补益抗老和祛病抗老的本质。陈氏等人早年就曾撰写《补益类长寿植物药概述》和《抗衰老动物药概述》两文，在杂志上发表

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这鞭策他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衰老理论，依据中医对老年人“天癸数穷”、“神气浮弱”、“衰退既至，众病蜂起”的认识，抓紧搜集古代医籍有关“轻身益气，不老延年”和“颇利老人”等

记载的药物，搜集近代在抗老祛病研究中发现的苗头药物，扩展文献和临床研究的内容。为此，他们处处留心观察，发隐掘微，从１９８１年起，历时五载，终于编撰出版了一本我国研究延缓衰老药物和方剂的著作———《抗衰老中药学》。与历史上同类著作不同的是，这本《抗衰老中药学》，完全从一门新兴学科的角度着眼。该书采摘药物的范围，既包括了《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千金翼方》、《唐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蒙筌》、《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以及近代、现代正统的中药学著作，还旁涉了《博物志》、《抱朴子内篇》、《神仙传》、《太平圣惠方》、《苏沈内翰良方》、《扁鹊心书》、《医说》、《寿亲养老新书》、《医方类聚》、《扶寿精方》、《药方杂录》和现代有关药物学、老年医学和老年学的多种期刊。从古到今，旁征博引，可谓搜罗备至。经统计，《抗衰老中药学》一书共载药３７６种，重点阐述２１６种，其中有４２种属现代新增。同时，以药带方，收录了一定数量抗衰老和治疗老年病的方剂，以供选用。书中除从总体上、理论上、科研方法上对抗衰老药物加以探讨外，对收载的药物是否具有延缓衰老作用都做了剖析。为了启发读者的研究思路，书中不仅重点介绍了现代报道较多的药物和方剂，还在按语里收载了某些有关传说，使该书成为一本雅俗共赏，学术、实用、欣赏价值兼备的老年医学著作。

８０年代以来，陈氏所在的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对清代宫廷的“延年益寿”方剂如清宫八仙糕、清宫寿桃丸、清宫长春丹和龟龄集等，从神经系统、免疫系统、自由基及性激素等方面做了大量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工作。对此，在《抗衰老中药学》一书中，均亲自撰文予以评介。

（五）衰老理论的探讨及临床实践

１衰老理论探讨：从老年医学文献入手，对历史上关于衰老理论的研究学说作了分析。结合个人心得，依其理论立论的特点，认为以下几点是至为重要的。

（１）肾精、气血与衰老相关学说：确立、发展“肾”在生、老、病、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五脏坚固、阴精上奉对生命的影响，并将它们运用到抗老延寿实践中，过去《黄帝内经》、《抱朴子内篇》、《千金要方》、《景岳全书》等著作可以借鉴。

（２）阳气衰惫与衰老相关学说：老年人应以“保扶阳气为根本”。正如《华氏中藏经》、《扁鹊心书》提出“阴常宜损，阳常宜盈”。

（３）精气神三宝与衰老相关学说：提出老人以精、气、神三宝为本源，善于节护，方能益寿。《千金要方》、《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可作借鉴。

（４）脾胃虚弱与衰老相关学说：肯定“脾胃”在人体生长、发育、衰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其运用到老年食疗和药疗方面。《千金翼方》、《养老奉亲书》和《脾胃论》可以借鉴。

（５）气滞而馁与衰老相关学说：认为从《寿亲养老新书》提倡养气、行气、导引、按摩以益寿延年可以理解到。

（６）元气定分、阴虚生火与衰老相关学说：徐灵胎关于老年人“阴盛者十之一二，阳盛者十之”，阴虚则亢，“千年之木，往往，阴尽火炎，万物尽然”是十分有价值的实践经验。

（７）津亏生燥与衰老相关学说：老年人应日益保养真阴。清代王燕昌关于老人“真

阴不足，津液既亏，故多燥证”值得注意。

陈氏结合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对老年人生理病理特点更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

老年人阴虚者固然居多，但应注意到气虚阳虚者亦复不少。临床所见老人气虚之甚者，如哮

喘、水肿、中风等证中，阳虚者亦属常见。此外，阴阳俱虚者，在老年病患者中也并不少见。老年人气虚血虚又可相互影响，若气虚生化之源不足，化生血液渐少，可致血虚。老年人精不足者可见清窍失养，出现头晕、耳聋、耳鸣、脱发等；神气失养，可见健忘、萎靡、痴呆；肾失封藏导致腰膝无力、阳痿等。援引有关资料指出，老年人五脏俱虚，但以脾肾为主。６０岁以上老年人肾虚率可达４３

２％～７７

４％，脾虚仅次于肾虚。

北京医院对６２例老年患者临床及病理解剖资料的结合分析所见，中医辨证大部分病例（８２１％）虚证累及两脏以上，以脾肾两脏虚象最多见。胃肠道有病理变化者占８８肾有病理变化者占８６

５％，

７％；其中８０岁以上的病例全部都有胃肠道及肾的病理变化，

与中医临床辨证相吻合。

２关于老年疾病的辨证：在老年病中，虚证固然居多，但也并非没有实证。因此在强调老年病虚证较多这一特点的同时，也应注意老年病中的实证。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１）食滞胃脘：老年人饮食不慎或过量，或恣食油腻厚味，致使胃肠充盈，负担过重而出现脘腹胀满，嗳气吞酸，倒饱嘈杂，大便完谷不化等症。也可见食滞日久而化热者，症见烦热、口渴、便秘等，其证属实显而易见。

（２）痰湿内停：常见于身体肥胖的老人，症见头重如裹，四肢沉重，咳吐痰涎，质粘稠而量多；老年妇女可见白带增多之证，尿量少。其舌苔厚腻，脉象滑者为临床多见，此乃痰湿困脾之实证。尚有因湿而化热者，其症为：痰黄稠，尿赤量少，黄带有味，苔黄腻，脉滑数等。

（３）气郁化火：老年人情志不遂，或忿怒暴怒，致使肝气郁结化火。症见胸胁胀满，辗转不舒，急躁易怒，头昏目眩，耳鸣如潮，面红目赤，甚则发生晕厥，舌红苔黄，脉象弦数。此属气郁化火之证。老年人情绪不稳定，易于激动，故好发此证。

（４）气血瘀阻：气郁日久，即可伤及血脉，气血瘀阻于经脉，经脉失养，可发生疼痛。瘀阻于胸部，胸阳不通可发为胸痹；瘀阻于肢体，则肢体偏废不用；瘀阻于体内，则结为症瘕肿块；瘀阻于机体某一局部，则发为疮疡痈疽。凡此种种，是气血不通所致。

至于老年人四时不慎，因感受外邪而致寒热；滋补太过而发生牙龈肿痛、鼻衄、便秘，毒火疮疡；外伤所致瘀血肿物等等，以及现代医学中所说的多类炎症、流行性传染病等，都可有实证表现。这说明老年病中，病证属实者也很多见。

须要说明的是，基于老年人生理病理特点，老年病所表现的症状往往是错综复杂的。有些病证虽然表现为实证，但就其年老体质而言，仍有虚弱的一面；即便是老年虚证，在某些方面，也可能有实证的证候表现。临床辨证时，应该着眼于虚，详辨其实，分清标本缓急，找出病之关键所在。

３老年疾病的施治原则：老年人脏腑功能低下，易虚易实，易生寒热，心理状态也有类似孩儿之时，故世有“老小孩”之说，治疗应当入细。首先，治疗老年病，药量要小。一般说，７０岁以后，方药的剂量应当减半。视体质情况，弱者每一味药用３～６克就行

了，发汗药更不宜超过９克，泻下药如大黄、芒硝不超过５克。如患感冒，有的以补中益气丸６～９克加苏叶３克同煎饮服，就可好转。《局方》参苏饮也可以，一般量不宜大，不加辨证，动手就麻黄汤、桂枝汤、银翘散、桑菊饮下去不行。老年人偏气虚阳虚者不少，黄芪、附子较常量稍大一点无碍。苦寒药如黄芩、黄连、龙胆草类，易苦寒化燥，损伤老年人脾胃，一般用量不宜超过３～６克。至于大枣、甘草虽补脾胃，但甘生中满，妨碍脾胃运化，过量亦不当，纠偏之法，用黄芪者，加理气药陈皮等少许，以动制静，动静结合，可起到燮理阴阳之妙。陈氏常强调说，药量小不要紧，药力大就行。

其次，治疗老年病，药宜平和。这就是说要择用温凉而慎用攻伐，以免虚虚实实。切忌孟浪投用剧毒之品，如川草乌、马钱子、斑蟊、砒霜、巴豆、大戟、甘遂、芫花等，克伐脏腑使正气难复，反促命期。老年人用药要做到汗而不伤，下而不损，温而不燥，寒而不凝，消而不伐，补而不滞。

再次，治疗老年病要重脾胃。人之始生，先成于精，肾精旺而后有脾胃，即所谓“先天生后天”；人之衰老，肾精先枯，累及诸脏，此时全赖脾胃运化、吸收，使五脏滋荣，元气得继，才能却病延年，即所谓“后天养先天”。因此，调整饮食，促进消化功能康复，保持大小便通畅，实为治疗老年病之关键。临床上发汗治疗不宜进酸性食物而收敛；进补不宜滥食萝卜和嗜茶解药；健脾和胃治疗时不宜食粘滑油腻以免助湿生痰。治疗脾胃病，应以清淡补脾为主，辅以少量行气消食调理之品更妙。

最后，治疗老年病，方法应多样化。老年病常多脏腑兼病，虚实夹杂，治疗理当因势利导，不要只拘泥于药物，可按摩、针灸、气功、食疗等合理兼用。唐代孙思邈和宋代陈直等都非常提倡食疗，药物和食物混合吃，既有利于愈病，又避免了药物克伐正气、损伤脾胃的副作用，对老年人很适合。至于药疗的方法，也以丸散为好，尽可能少用汤剂荡之。丸散宜用轻量，丸者缓也，对慢性病较好。散药有消散作用，尤宜于呕吐、腹胀、泄泻诸

疾。老年病人服汤药，方应简化，药贵专一，效不更方。假如药多量大，服后吸收不了，或换方太勤，违背了肠胃的习惯，疗效反而不好。总之，治疗老年病若求速效，常欲速而不达，这是应当引以为训的。

（六）在传统养生学和康复医学上的见解

传统养生学和康复医学与老年医学，在中国文化中有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养生”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保养身心以增寿延年，二是指侍奉父母，使其身心健康以颐养天年。据此，中国养生学的内容也就可以划分为一般养生和老年病痛的防治两个范畴。

在研究工作中，从文献学入手，是梳理一门学科发展脉络的常用方法。而就现存中国传统养生文献的数量看，仅专著类就不下３００余种，数千余卷。有关养生学的内容，不但见于古医籍中，凡文史哲和儒道佛典籍中也多有论述。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曾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为后人留下如此丰富的养生学文献，表现出如此强烈的“重生”或“贵生”的意识。

中国养生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会处处可见中华民族精神之烙印。

从总体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对人的评价很高，所谓“重生”或“贵生”，意即重视人世间的价值，尊重人的生命及其繁衍。正是在这种对主体生命的反复体验和反省中，积淀成如此蔚为大观的养生学论述。为了保存并发掘这份文化遗产，更好地服务于当代全民保健，１９９２年，陈氏应甘肃人民出版社之邀，组织全国有关专家，着手编纂一整套《中国养生文献全书》。这是新型养生古籍整理（标点、校勘、注释、集注）书，从体裁和内容看，似可视为前述《中国传统老年医学文献精华》的扩展延伸或姊妹篇。其收

录文献范围，上起春秋战国，下迄新中国成立以前。既汇粹了先秦诸子之作，也有汉晋名家之论，唐宋贤哲格言，更有明清及近代学者之经验。篇幅浩繁，洋洋洒洒约１５００多万字，可谓集中国历代养生文献精华之大全，比较实际地反映出我国在这一领域知识之宏博浩瀚。他在《中国养生文献全书》的序言中谈了自己的看法，中国传统养生学的特点有三：一是厚德养性。德高者长寿，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早已形成一种共识。孔子明确提出“仁者寿”（《礼记·中庸》），这里的“仁”，除政治内容外，主要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宽厚、慈爱、守信、勤俭、忠孝等。老子把慈善、节俭和不为天下先，视为人生三件宝贵的精神财富（《老子·道德经》６７章），同样重视道德修养。庄子论养生的名篇“养生主”，也是强调精神生命的重要性。对养生之“生”（即精神）的求索，是人类塑造、完善、延伸自我的最高境界。在古代文献中，“养性”几乎是养生的同义语，所谓“养生”莫若养性。《黄帝内经》在分析百岁老人长寿原因时指出：“所以能年皆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这种重视道德修养与健康长寿关系的观点，与现代医学发展模式和新的健康概念，是相通的。

中国传统养生学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庸调和。它追求的是人身阴阳、气血、动静的多方位协调，而不是局部的解剖学或单纯的某一生理学效应。如形神共养、动静结合、精气神合一、天人合一，饮食起居必须做到有节制、有规律。南北朝道教徒兼医学家陶弘景说：“能中和者必久寿。”（《养性延命录》）实际情况是，坚持练拳、舞剑等传统养生术者，往往体健寿延，而专事形体锻炼、竞技体育的职业运动员，长寿者并不多，似也说明这种形神统一、动静结合的养生术之优势。

中国养生学与西方保健摄生学不同的另一特点是，十分重视气的修养。不仅儒家、道家、

医家，甚至汉初传入中国的佛家对“气”都有自然的说法。气，在中国古代是人们对

自然现象的一种朴素认识，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最基本物质，宇宙万物包括人类，都是由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因此，养生的重要目的，就是如何保养人体之气。老子称：“治人事天，莫若啬。”（《道德经》５９章）“啬”，即吝惜自身所固有的气血，尽量减少耗损。方法之一，是通过导引术来吐故纳新，还以精神意志为主导来培养正气；而佛家“万虑皆空”的养气法又与道儒异旨。医家养生，则以保养正气为本。正气，包括人体抗病、调节和代偿诸功能。从脏腑功能来看，又重在脾肾，可通过节欲、运动、针灸、按摩、食疗和药物诸措施来多方面调理、扶助之。

康复医学，是一门不同于预防医学和治疗医学的新兴的综合性学科。现代康复医学在中

国的兴起，是８０年代初期的事。陈氏以一个杰出学者的敏锐洞察力，对这门学科给予极大的关注。１９８４年冬，我国第一届全国康复医学学术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会议期间，中国康复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同时成立了所属的中医、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专题委员会。与会专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我国传统医学关于康复医疗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十分丰富，是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康复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组织国内有关学者编写一部《中国传统康复医学》，继承、整理和发扬我国优秀的康复学术思想和行之有效的康复技术，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他接受会议委托，领衔主编中国第一本《中国传统康复医学》一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现代医学病名为纲，侧重对慢性病、某些疾病的恢复期、身体残疾、功能障碍、精神障碍和老年病康复等进行阐述。不仅反映出我国传统康复医学的水平，而且对应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知识和方法研究康复医学的临床和实验进展，也有所吸收，实用性强，很有特色。该书出版后，受到各界好评，１９９０年，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优秀图书奖”。

为了促进中医康复学科的发展，陈氏曾专门撰文《中医康复学概述》（见《中国医药学

报》，１９８７年，第１期），就中医康复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和临床范围等，作了概括性的论述，并特别指出传统康复疗法在肿瘤、心血管疾病和瘫痪疾病方面的广泛应用和良好疗效。另外，康复医学中的功能为先，尤其是康复期患者生命质量的研究，前几年在我国尚属阙如。根据国外有关文献，提出开展有中国特色的康复期生命质量研究的构想。他认为，目前临床上应用较广、较为完善的生命质量量表多是由西方人编制的，由于种族、文化、社会生活环境的不同，未必适合我国国情。应该在学习借鉴国外经验时，结合本民族包括中医学的特点，编制设计符合我国文化背影和社会生活情况的生命质量量表。一方面可以应用于医疗临床和康复实践上，作为造反治疗或康复方法，评估治疗和康复效果，评价新药疗效的重要依据之一；另一方面，由于量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医辨证论治的思想，它还将动态地反映中医证与病的变化，改进中医对疾病预后的评价指标，使中医、中西医结合的疗效判定上更加客观化、科学化。

陈氏现在已是年过花甲的长者了，但他身上仍然焕发着勃勃生机，很难从他快节奏的生活中捕捉到些微暮气。在他杂文《寿命的思考》里说：“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将自己和‘老树’‘枯藤’、‘昏鸦’联系在一起呢？《周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应当有闪光的‘老有所为’的志在”，“青鸟入云，虽倦亦飞。”在事业上已经取得如此杰出成就的陈氏，依然沿着自己的人生坐标，不断开拓，永具活力；这枝独俏梅枝，在历尽艰难苦涩后，也企尽时代风骚。

五、重视清代原始医药档案宫廷医疗经验的继承和应用研究

（一）整理研究原始医药档案清宫医案的缘起

在陈氏众多的研究中，清宫医学研究是为国内外所瞩目的一部分。１９８０年，出于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精华，为现实服务，造福于人类，他正式倡议对清宫医案进行整理研

究。这一倡议得到了当时的各级领导的支持和赞许。在同道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协助下，这项研究如期完成，终放异彩。

为何要发起整理研究，他认为其理有二，一为中国传统医学延续到了清代，已有较大发展，除对医学经典著作及金元时期的种种医学理论有进一步的探讨分析，融会贯通，作出由博返约的论述，如编纂了《医宗金鉴》等书外，医学流派之间的学术争鸣也颇为昌盛，如经方与时方之争，伤寒温病之争，寒温统一之争等等，都深刻地影响了清代医学界，促进了清代医学的发展，形成了清代医学的学术体系和学术特色，达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上述的医学水平及特色自然反映到了清宫内部的医疗活动中来，故需研究整理，弘扬提高。其二，现存的清代宫廷医案及宫中常用处方，数量相当可观，其中包括皇帝、皇后、妃嫔、太监、宫女及部分王公大臣原始诊治记录，这些资料极为珍贵，整理后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造福人类定大有裨益，１７年后回眸所顾，果如其然。

（二）整理的资料及内容

陈氏自１９８０年开始，对清宫现存原始医药档案３万余件，进行了整理研究，完成了《清宫医案研究》、《慈禧光绪医方选议》、《清宫药引精华》、《清宫代茶饮精华》、《清宫外治医方精华》等多部著述。主要以下列若干种医药档案为依据：

１历朝帝王后妃等等“进药底簿”或“用药底簿”；

２诊治帝王后妃等病患之脉案笺及医方笺；

３皇帝有关医药之“朱批”及“谕旨”；

４皇帝及太后起居注及内务府抄件等；

５御药房各项记录、处方簿等；

６实录及其它等（如恭亲王之护侍疾病记载，翁同酥亲笔日记等）。

上述医案均系当年原始记录，批阅此等原件，大有耳目为之一新之感，此自与野史、遗闻或

托言迥异，此墨案均一笺一方，一案一药，弥觉珍贵，医疗水准，阅过者亦有定评。

（三）清代宫廷医疗经验之特色

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整理研究终结硕果，他将清宫医疗经验及特色总结归纳为以下８个方面。

１维护宫廷利益，崇尚实效，辨证论治：清代宫廷医学的首要特点是维护宫廷的利益，崇尚实效。御医治病，如其疗效满意，常常受到褒奖；反之，若疗效欠佳，则每每受到皇帝的申斥，甚至惩处。这在清代历朝皇帝的有关医药之朱批及谕示中均有具体反映。

从皇帝朱批中看出，宫中对于疗效十分强调。倘疗效不佳或疗程过长，皇帝则亲自敦促，

甚至严词申斥。如康熙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对太医院右院判刘声芳、御医李德聪治疗镶黄旗食阿哈尼哈番俸硕色病中风昏迷之奏折朱批：“用心治。”“用心”二字，已流露其对疗效不满之意。对于治疗效果缓慢者，皇帝亦常严词敦促。

光绪皇帝由于身体孱弱，诸病沓至，治疗十分棘手。因其求愈心切，每每大发雷霆，谕示中尤多指责。如光绪二十四年之《起居注》中有：“日来耳堵鸣响，日甚一日，几不闻声，屡服汤剂，寸效毫无。汤剂之外，如丸散膏丹及外治诸法俱不用耶？夫汤剂仅可用之外感浮疾，若脏腑内伤，汤剂一过，焉能见效？不过徒延时日，非但无益，而且有损。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此类恶语，比比皆是。当然，若疗效满意，皇帝则亦褒奖有加，以资鼓励。雍正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光禄寺正卿冀栋、御医刘裕铎治内大臣候陈泰的“伤寒”病，效如桴鼓，雍正大悦，降旨：“陈泰病症，难为冀栋、刘裕铎医治，著各赏记录一次，钦此。”“记录”即记功之意，自然有助于日后的晋升。显然，从皇帝的朱谕中，可窥得清代宫廷医学崇尚疗效之一斑。

崇尚实效的案例，在宫中脉案里更是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御医治病，非执滋补一途，每以中病为准。倘有必要，纵至尊之体，硝黄之属亦重用而不忌；如遇顽疾，虽金枝玉叶，蛇蝎诸品也用之以求痊。其中惟以疗效之良否，作为诊治之关键。以光绪三十二年慈禧太后脉案为例，是年慈禧主要患有脾胃病，经治疗脾气健运，腹泻渐止，气道较畅，神力较好，药效可见。然纵观本年的脉案记录，均是因证施治，重在取效，其治疗法则，前后变易颇大。

宫中之大量医案表明，御医临证至为强调辨证论治，崇尚实效；其疗效之取得，乃在于辨证之准确及治疗之贴切。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术的精华，清代宫廷医学之辨证论治，既师承于先贤，又有所发挥，颇值得借鉴。其特点主要有：①注重五藏相关，强调生制变化。②注重中州畅达，强调气机升降。③注重气血调和，强调益气为先。④注重祛邪扶正，强调邪去正安。⑤注重四时变化，强调天人相应。

在治疗方法中，宫中更是多种多样，不仅有内治法，而且有外治法、针灸疗法、饮食疗法、酒药疗法等等。这些方法又根据病情之需要，有时单独使用，有时联合使用，收到了一定的治疗效果，大大丰富了清代宫廷医学的内容，很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２师古而不泥古，法度谨严，广用经方：宫中所用之经方，包括《内经》之半夏秫米汤与大量张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所载之医方。清宫御医，虽亦崇尚时方，但亦多是有真才实学者，故能潜心古训，胸有定见，法古参今，用经方而又符合宫中病人之实际病情，可谓能究文通义，目识心融，化而裁之，推而行之。

清宫医案中用过之经方，方类甚为齐全，涉及《伤寒论》１１３方及《金匮要略》２５个篇章中之大要者。如桂枝汤类之桂枝汤加味、桂枝加附子汤、小建中汤等；麻黄汤类之麻黄汤、麻杏甘石汤等；葛根汤类之葛根汤加味等；白虎汤类之白虎汤、竹叶石膏汤等；承气汤类之三承气汤、麻子仁丸、桃核承气汤等；柴胡汤类之大、小柴胡汤、柴胡加芒硝汤、柴胡桂枝汤、四逆散等；泻心汤类之大黄黄连泻心汤、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小陷胸汤、旋复代赭石汤等；四逆汤类之理中汤、真武汤、附子汤等；五苓散类之五苓散、猪苓汤、苓桂术甘汤等，以及固涩止利之赤石脂禹余粮汤。又如中风历节篇之防己地黄汤；血痹虚劳篇之黄芪桂枝五物汤、酸枣仁汤、大黄 虫丸；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篇之葶苈大枣泻肺汤、桔梗汤；胸痹心痛短气篇之瓜蒌薤白半夏汤、橘皮枳实生姜汤；腹满寒疝宿食篇之厚朴七物汤、附子粳米汤、当归生姜羊肉汤；痰饮咳嗽篇之小半夏加茯苓汤；消渴小便利淋病篇之文蛤散；黄疸篇之茵陈蒿汤加减、茵陈五苓散；呕吐哕下利篇之橘皮竹茹汤；妇人妊娠病篇芎归胶艾汤、当归芍药散；妇人产后病篇枳实芍药散；妇人杂病篇半夏厚朴汤、甘麦大枣汤、温经汤、肾气丸、蛇床子散等等。这些医方分别用于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似能知其常而尽其变，虽未必尽善尽美，不越毫末，但多能不拘一经二经，单传双传，目有全豹，斟酌施治，间或亦有一些精辟立论者，似不可以异常之寒温补泻窥伺之。

由于清宫率以实效为上，故在经方之变通应用上，取得较好效果。如嘉庆朝革妃娘娘病

“停饮受凉之症”，调治后虽有好转，但以“肝阴素虚，气怯身软，胸肋有时作痛”，继以桂枝汤合当归芍药散加减治疗，名为“益气建中汤”，取得良好效果，后以缓肝养荣丸调理收功。按桂枝汤虽为辛温解表轻剂，实乃调和营卫之和剂，其变方小建中汤及黄芪建中汤尤为治“虚劳”之名方，宫中用之者不少，在温病学派崛起之时，仍不衰麻桂柴葛，可为难得。 麻黄汤类方、五苓散类方、四逆汤类方、理中汤、真武汤等宫中脉案均所载良多，不一一列

举。其他经方如慈禧之用肾气丸加减治疗“肺不降，肝不调，肾不纳”证候；用芍药甘草汤加减治疗“肝气行逆”“胸肋窜疼”。光绪之用防己茯苓汤加减治疗湿气下注足痛，用小半夏加茯苓汤治疗“胃气欠和，余湿未清”。说明清宫对仲景经方是十分推崇的，尽管彼时温病学派理论和实际在宫中脉案里已有所反映，但六经与三焦辨证，一横一纵，深浅上下，各有特点，可以互为补充。这些经方为日本汉方学界所重视，值得我们深入整理研究。

３借重通腑治法，驱除积滞，推陈致新：通腑治法，是清宫医案中之甚为常用之治法，承气汤类方于各朝医案中多可见到，即使是“至尊之体”如慈禧及“皇上”者，亦不少用，起到了驱除积滞，通里攻下，化瘀清热，推陈致新的作用。清宫也多应用峻下方大承气汤之泻实热、通积滞；轻下方小承气汤之宣气消滞；缓下方调胃承气汤之泻热和胃；以及清热攻下之桃仁承气汤；逐水化结之大陷胸汤和十枣汤；润燥导滞通便之麻子仁丸等。由于通腑法中之苦寒攻下法也是温病治疗中用之较多者，奏效也颇快。

除了用承气汤类方剂外，也用凉膈散、当归龙荟丸等方寒下以泻实通腑；有时还用控

涎丹以攻逐水饮，用礞石滚痰丸以去实热顽痰，用大黄附子汤和温脾汤意以温通开结等。至于日常应用大黄为茶为饮以清热、通腑、健胃也甚为常见，剂量有大至每日五钱者。其通腑法临床应用之广泛，实出乎我们原先的估计。如乾隆朝十五阿哥福晋于乾隆四十年九月十四日所用之清解和中汤内就用了枳实、酒军、厚朴各一钱五分。

４征用温病时方，不期师古，承先启后：清宫医案中，除了大量运用经方治病以外，也广泛征用温病时方，形成了医疗上的又一特点。清宫中大量征用温病时方，已说明御医们治病并非一味师古，只限于经方，不敢越古圣贤雷池一步，而是看到了疾病的不断发生、发展、变化而医学也应不断地向前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清代正是我国温病学说鼎盛的时期，清宫医疗中运用大量温病时方，本身即是中医学在这承先启后，医学飞跃发展历史时期情况的反映。不仅如此，就在时方的运用上，清宫也是又有继承，又有发展，承先启后，推陈出新。例如前面所举之藿香正气散，本出《局方》，而在清宫医疗中，不但吸收了后来温病学家加减正气散的经验，而且发展其用法而有各种正气汤之变化，以致历朝沿用不衰，成为清宫治疗外感、暑湿、腹泻、食滞等证之效方。此外，有的温病时方还是清宫中先行使用，如雍正朝之用五汁饮，乾隆朝之用青蒿鳖甲汤等，以后才被温病学家所采用，凡此均可见清宫医药在中医学发展中的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５废除金石丹药，补益增寿，侧重调补：长生不老，寿享遐龄，乃至得道成仙，乃是历朝皇帝梦寐以求的愿望。春秋战国时期，齐威王、齐宣王、齐燕王等对于得道成仙，寿享永世，曾有强烈之追求。至秦始皇，长寿的奢望更高，曾广征方士求仙，并派徐福等耗费巨资率人寻求不死之药。迨东汉以降，方士炼丹者尤盛。

清代宫廷医案之中，有关炼丹之术以及皇家服用金石炼丹之记载尚未发现。但皇家寻求

长寿之心，自不待言，惟其求长生之法，不在于炼丹，而在于养生或服食补益药物。废除金石之品，注重补益，乃是清宫医学中的又一特点。

清宫补益长寿的特点之形成原因，在于宫中御医崇尚实效，反对方术；另一方面清代皇帝（尤其早期），多喜骑马射猎，习武健身，并且亦多知医理有关。

对于长寿，清宫中除养生之外，主要以补益增寿，侧重于调理。清代历朝皇帝中，除康熙尤其注重锻炼、海水浴等法之外，其余各朝，均十分重视药饵的补益与调理。雍正皇帝亦是深有武功者，然其对于具有补益长寿之效的宫中龟龄集亦十分重视，时常亲自过问，自觉服用无疑。而耄耋之乾隆，对于补益长寿之方更是百般推崇。以乾隆帝常用之补益长寿医方而论，其药物组成多为补脾肾、益气血、调阴阳之品，大抵多用鹿茸、枸杞、杜仲、肉苁蓉、锁阳、淫羊藿、补骨脂、熟地、陈皮、茯苓、当归、松仁、何首乌、人参、莲肉、山药、丁香、甲珠等药。清代治疗诸朝皇帝之补益长寿类药物，亦多宗此。结合宫中太医院所用补益长寿之医方，可知宫中此类方药可达近百首之谱。就这些药方功用分析，主要是补脾肾、益气血。另如饮食调补法和药酒疗法，也是宫中补益增寿侧重调补的重要方面。

６重视家常防病，清气化湿，消导通利：在清宫中生活的帝后妃嫔，除了有病时积极医治以外，为了益寿延年，养生防病，也十分注重平日的调养。在整理清宫医案时发现其中有不少用于家常防病的小方小药，组成多轻灵活泼，药性多辛润甘淡，适宜于无病或小病使用。由于宫中人等，平素恣食膏梁厚味，停饮积滞者为多，同时娇嫩媚弱之躯，养尊处优之质，又当照顾患者习性，形成了医疗上的一个特点。

（１）平日调理，防病为先：清代宫廷之中，除了患病时请御医开方用药外，对于家常防病的方药亦甚留意，无病、小病、病后之时，常用方药预防和调理。这类调理性方药，一般味少、力专、易行、有效。有的更属于食疗范围，有益而无害，药为宫中病人接受。

（２）运用小方，清气化湿：如上所述，宫中平日调理之剂，一般都具有方小、药专，而且易于受纳的特点。由于宫中人等，脾胃之疾较多，加之易有肝郁气滞，多数停饮较重，湿邪缠身。在致病因素中，中医学认为六淫为患，当以湿为多为重，故而御医们所拟常用防病之方，以清气化湿之品为多。既有流动气机之长，又无长期服用之害，其中突出的有灯心竹叶方、益元散、藿香正气丸等方。

（３）选用成方，消导通利：陈氏在整理研究清宫医案时，发现宫中后妃人等经年累月大多有食滞便秘等症，可能与其平日生活饮食少运动、多肥甘有关，故而前已论及通腑为宫中治病常法。不仅如此，即在平日亦多用消导通利之药以为调理。

７实践归经理论，应用药引，丰富多彩

（１）实践归经理论：清宫医案中大量运用药引，有效地实践着自《内经》以来的中医归经理论，这可以从入脏腑和入病位两个方面，粗略地加以论述。

①脏腑归经：药物归经，是依据脏腑经络学说而结合具体实践所产生的中医基本理论，有其科学性。清宫医案中药引表明，脏腑归经是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入心：如乾隆皇帝于乾隆六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酉正初刻，“神气恍惚，少寐不宁，有热”，御医沙惟一、钱景诊断为“心气虚”，予镇阴育神汤加减治疗，其方除用人参、生地、白芍、橘红、龟板、竹茹、远志、枣仁、龙齿、琥珀、归身、半夏、石菖蒲、甘草补心安神外，取用赤金一两为引同煎。入肝：光绪六十二月初五日，慈禧太后“脉息两关稍大，右滑左弦”，“神疲力衰，谷食不香，脊背生热，运动则热势见轻”，经薛福长等诊断为“木不条达，复加愤郁，脾受其制”之症，处方：人参一钱五分、炒于术一钱五分、炙香附二钱、茯苓三钱、泽兰二钱、丹皮一钱五分、炙鳖甲三钱、生鹿角（研）二钱、丹参三钱、砂仁（研）一钱、炙草八分、炒谷芽三钱，并用醋柴胡八分为引药。考柴胡为和解少阳，疏泄肝胆之要药。本案慈禧系

因肝气不舒，木不条达，而波及到脾，故除用健脾养荣之药外，取醋柴胡为引者，意在入肝经解肝郁，以治病本。入脾：如光绪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慈禧因“心脾气馁，中土不和”，以致“脊背凉忽热，吭嗓作干，或作酸甜之味”，御医薛福长等“议用养心归脾汤加减”治疗，方中用龙眼肉五枚为引，盖取龙眼肉功能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入肺：如道光朝之全贵妃，于道光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患肺病咳嗽，“脉息滑数”，“身热咽干”，“咳嗽”，御医张永清、陈昌龄断为“火烁肺金之症”，除用羌活、防风、苏梗、生地、麦冬、桔梗、知母、黄芪、甘草等组成清金代

茶饮外，并取芦根三把为引。盖全贵妃因妊娠而患咳嗽，与胎热有关，故用药十分谨慎，除解表止嗽外，侧重养阴退蒸。芦根性味甘寒，入肺经，功能清热生津清肺热痰痈，方中以之为引，诚一举而二善。入肾：宫中肾病颇多，此类药引，自亦不少。历朝皇帝中，以光绪之肾病为著，光绪三十四年间因肾虚腰痛，苦痛难言，御医张彭年拟白芍、续断、独活、当归、木香、桑寄生、秦艽、橘络、川芎等味为方以治，并取金毛狗脊一钱五分为引。狗脊专入肾经，功能壮腰健肾，通经活络，方中取少量为引，意在引药入肾，以治光绪帝肾虚腰痛之痼疾。

②病位归经：除了按脏腑经络归经选用引药外，对于不同的病位，根据中药升降浮沉，性味归经的理论，选择引药，直达病所，可收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与现代医学之载体学说有内在相当之处。轻扬治上：传统用药经验，以桔梗等药可载药上行，作为治疗上焦疾病之引药。宫中则取药性轻清之品，作为治上之引药。平和温中：曾载光绪帝“肝阴不足，脾元未壮，湿气尚盛，动作仍觉眩晕，午后化食较慢，时或胸膈不畅，步履力弱”，御医全顺、忠勋为拟四君子汤加疏肝化饮健胃之品以治，而方中“引用黄土六两，百沸汤冲融，澄清煎药”，用之为引，亦取治中之意。通利治下：道光年间，孝慎成皇后“脉息滑数”，“头闷身酸，呕恶胸满，肋腹胀痛，夜间不寐”，诊为“系肝胃气滞”，复“夹饮受暑”之症，因“暑气已解”，病变重点在肋腹胀痛，于是用当归润肠汤养血润下，泻热通便。更用

元明粉一钱五分为引，元明粉其性咸寒，质重味厚，能引诸药下行胃肠，并能软肠中之燥结，用为药引，即通利治下之意。

２）丰富多彩的药引：清宫医案中除了应用归经理论选用药物组方治疗及选用引经药外，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药引之丰富多彩，实为方书所罕见。计有：单味药引、双味药引、多味药引、贵重药引、丸药为引、矫正药味、特殊药引。

８运用代茶饮法，调治兼顾，因病制宜：代茶饮系宫中御医在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处方煎汤为病人当茶类频频饮用的一种治疗方法。在清代宫廷医药资料中，应用代茶饮的记功甚多，尤以道光朝开始日渐普遍。其药物组成多寡不一，治疗作用相异，应用范围广泛，颇受宫中欢迎，有其独特之处。

宫中代茶饮的运用与发展之原因：①与清代温病学体系的形成有关。②治疗对象是

皇帝后妃等“至尊至贵”者，其体稍有违和召医就治；且服药亦多不喜进苦辛味重之品，御医为之采取变通之法，茶剂颇为理想。③以药代茶，饮用方便，易于调整，于御医与病家咸宜。④深受皇帝后妃等欢迎。因之，宫中代茶饮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

宫中代茶饮的应用，大致包括善后调理，病重者辅佐主方治疗，轻病的对症治疗，以及回乳或小儿病等临时调治措施四方面。

代茶饮系由药物组成，具有治疗之作用，但用药以和解、调和者多，故常通过调和之法而达到使脏腑阴阳气血盛衰趋于正常之目的。因此，用于疾病向愈之善后调理颇为相宜。对于病后之调理，体力之恢复，采用代茶饮之方法，徐徐服之，当有益处，亦易于为皇家

所接受。

有时还有病情复杂之病人，宫中治疗在运用主方治疗主要疾病的同时，亦常用代茶饮辅佐治疗。或用之增其功效，或用于治疗兼证，颇为灵活。

宫中代茶饮的组方，大致与临床所用方剂之组合原则相同，用药分君臣佐使，拟方分温凉寒热。药味少则一味，是为力专；组合多而越十，乃求兼顾。药味重浊如硝黄之属，亦用之不忌；药味轻扬如桑菊之类，常化裁更行。但宫中代茶饮与方剂尚有相异之处，其组方特点是：①用药之剂量偏轻。②用药之药味偏平，大多属微寒微苦之品，少有其药味过于苦辛者。③用药之功效多偏于清热、利湿、养阴、益气，而温阳峻下者少。

宫中之代茶饮应用范围广泛，其方剂之功效亦有多种，最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解表类代茶饮、清热类代茶饮、除湿类代茶饮、祛暑类代茶饮、温中类代茶饮、补益类代茶饮。

临证特色

一、高血压病

目前，全世界成人高血压发病率多超过１０％，其转归也较严重，最终死于心脑血管病并发

症者在６０％～８０％以上。陈氏倾多年之精力于高血压的中医药防治。他认为，高血压的中医辨证虽有阴虚阳亢、肝火亢盛、阴阳两虚等不同，分型也有肝热上冲、阴虚阳亢、怔忡型、肝风型、冲任不调型、中风等各异，但脏腑辨证多责之于肝肾，方药应用则

不止于肝。从临床来看，肝肾确为高血压累及的主要脏器。其一，病人多因紧张焦虑，肝气郁结，肝郁化火而肝阳上亢，肝阳鸱张而成中风。其二，肾阴虚，水不涵木，肝阴不足，肝火内盛而肝阳上亢，均可成肝肾同病。病之本肝肾同病，阴阳失调；病之标风痰瘀血。

临床辨证治疗，阴虚肝旺型，用建瓴汤、大定风珠加减；肝热上冲型用龙胆泻肝汤加减；肝肾两虚型用首乌延寿汤、六味地黄汤加减；怔忡型用天王补心丹、珍珠母丸化裁；肝风型选用天麻钩藤饮、羚羊汤化裁；中风型闭证用苏合香丸、安宫牛黄丸，脱证用独参汤、参附汤，醒后用小续命汤。妇女冲任不调型用当归芍药散、逍遥散化裁，也可用二仙汤。

在用药上，辨证归纳为十类：（１）滋阴药，如玄参、白芍、知母等。（２）潜镇药，如石决明、牡蛎、珍珠母等。（３）清热药，如龙胆草、夏枯草、黄连、黄芩等。（４）补益肝肾药，如熟地、枸杞子、龟板等。（５）平肝熄风药，如天麻、钩藤、菊花、羚羊角等。（６）祛风通络药，如地龙、牛膝、秦艽、桑枝等。（７）养心安神药，如茯苓、夜交藤、酸枣仁等。（８）豁痰药，如半夏、南星、贝母、竹茹等。（９）化瘀药，如川芎、桃仁、益母草、鸡血藤等。（１０）温阳药，如杜仲、续断、仙茅、仙灵牌等。

临床研究表明，辨病用药对轻度高血压降压效果好，改善症状也佳。虽然有人认为，高血压病势向上，风药不宜（如柴胡、防风、莶草等），恐有升提使病势不平，症状加剧，血压升高。但现代研究表明，这类“风药”对改善血管反应性有益，并无升高血压之虞。

经过复方治疗高血压病临床系统研究的方剂，机理较为明确，疗效也较可靠。常用的有天麻钩藤饮，针对头晕、肢麻、头重脚轻等为佳；二仙合剂（仙茅、仙灵脾、巴戟天、黄柏、当归、知母）有一定降压作用，改善症状也佳，适宜于冲任不调及阴虚阳亢型高血压。六味地黄汤加味用于阴虚阳亢型；桂附地黄汤加味针对阴阳两虚或阳虚型的高血压患

者，均是多用而有效的方剂。

小复方从降压方面入手也可选用。如：降压片（石决明、罗布麻叶、莶草、白芍、

益母草、汉防己、寄生、丹参）、槐花饮（槐花、菊花、甘草）、复方降压片（醇提生地干浸膏、泽泻干膏、钩藤总碱）、压得平（三七、钩藤、茯苓、萝芙木总碱）、三石汤（生石决明、代赭石、灵磁石）、桑椹合剂（桑椹、牡蛎、钩藤）等。这类方剂与辨证方合用，临床更易发挥疗效。

经过单味临床治疗研究的许多单味药，同样有不同程度的降压效应和改善高血压症状的

功效，单用或辨证治疗中加用，也为临床特色。现已明确有效的有汉防己甲素、葛根黄酮、钩藤、天麻、三七、臭梧桐、长春花、地龙酊、萝芙木、杜仲、牛膝、寄生、罗布麻、青木香、旱芹菜、延胡索乙素、野菊花、藜芦、青葙子、夏枯草等。

陈氏是最早对高血压病进行辨证分型的研究者之一。早在１９５９年就对高血压弦脉作过客观化观察研究，采用酒石酸钾纳压电晶体为换能器的压电式脉搏描记器，观察了１６８例高血压病弦脉，将弦脉分为三级，发现其病理波形主要发生在心室收缩晚期和舒张早期，其产生机理主要是周围血管阻力增大，并与机体内去甲肾上腺素含量增高或机体对该物质敏感性增高有关。

二、中 风

中风，是高血压病的主要转归。古代有风癔、风痱、风痹、偏枯之名。病因有风、火、痰、瘀、虚之不同。病位又有中络、中经、中腑、中脏之异。陈氏综合多年研究及结合古

今学说，明心直指，提出主要病机在于中血脉。在病机及证候上有由博返约、执简驭繁之效。因为，无论缺血性中风、出血性中风，焉有不中血脉之理。辨证用药也多为疏通血脉。

《内经》云：“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指的都是临床风中血脉、气血逆乱之证。无论风、火、痰、虚，终而血瘀横窜经络，逼血上冲脑部，而成中风之证。治当以疏通血脉，辨证施用。中风以风气甚者，选活血化瘀方合大秦艽汤；痰涎壅盛者，可用通窍活血汤合温胆汤的胆星、竹沥等；大热动风，则选羚羊钩藤汤，加重活血药的份量。老年虚证，也当先通后补，不可见虚即补，壅塞血脉，反成不治。临床上“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为古训，多倡辨病辨证相结合，重视辨病，鉴于中风病是一种起病急、变化多、发展快、中血脉的难治病证，改进剂型，研究出有效、安全、吸收快、起效快的方剂，适用于中风急症。陈氏研究的活血Ⅱ号注射液（即冠心Ⅱ号注射液：川芎、赤芍、丹参、红花、降香）治疗急性闭塞性脑血管病１４１例，总有效率７９

６％。目前，选用川芎嗪静脉滴注治疗缺血性中风初期，也十分普

及，且疗效甚佳。该药首先由陈氏在北京制药工业研究所协助下用于临床，现已在城乡广泛推广。对于缺血性中风，多用活血化瘀之法，可用活血Ⅱ号注射液，也可静脉滴注川芎嗪，或选用通窍活血汤加味（麝香、桃仁、红花、连须葱白、大枣、川芎、赤芍、黄酒）。第一阶段，加入一些虫类药，如水蛭、地龙、蛇肉、蜈蚣、全蝎等，辨证酌加化痰、祛风、清热之品；第二阶段，虫类药也常用，可少量加入一些补益药，但黄芪尚不必用；第三阶段可用补阳还五汤（黄芪、赤芍、川芎、当归尾、地龙、桃仁、红花）加味，仍酌加化痰通络之品。黄芪用量可由小到大，不可一上就２００克以上；若血压高者，大量黄芪升提太过，延其病势，仍为临床所忌，宜当深思。

对于出血性中风，仍用活血化瘀、破血逐瘀之法，可谓治疗学上的创新。临床观察表明，活血化瘀既可治疗缺血性中风，也可治疗出血性中风。破血逐瘀类的虫类药有助于血肿的吸收。陈氏临床喜用活血化瘀方药如桃仁四物汤加水蛭、蜈蚣；也常单用水蛭粉剂或

水剂，每次约生药量３克，每日９克左右。出血性中风病情危重，早期阳闭较为多见，痰热互结，灼伤津液，腑气不通，血脉闭阻，意识障碍。临证可用化瘀通腑之法，药用大黄、桃仁、芒硝、水蛭、胆星，对抢救中风急症常起到积极作用。

三、冠心病

冠心病属于中医“胸痹”、“厥心痛”的范畴。临床上陈氏倡导冠心病需辨寒热虚实、本虚标实，治法上重两补三通。陈氏是全国中医医院中率先与西医单位协作防治冠心病的研究者之一。自６０年代即开始进行临床及实验研究。１９８０年主持制定了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中医辨证试行标准（１９８０年，广东）。将冠心病 分为标实证，分列痰浊、血瘀、气滞、寒凝，本虚证则有阴虚、阳虚、气虚、阳脱标准及必备条件都详而列之，对冠心病的中医辨证规范起了积极作用。在辨证用药上也颇多阐发，辨寒热虚实治之。偏寒痛者，寒凝则血脉拘急，卒然心痛，痛时汗出肢冷、面色苍白、脉迟缓，多以温通类方药如苏合香丸较宜。偏热痛者，发作时痛部呈烧灼感、面赤口渴、舌红脉数，予凉血活血药合小陷胸汤较好。偏虚痛者心悸气短，形气较虚，动则痛剧且频，脉细弱无力，舌胖苔白，多夹瘀斑，治以生脉散、保元汤加活血药调治为佳；偏实痛者形体壮实，急躁易怒，头目眩痛，脉弦苔黄，多伴有高血压，常用活血化瘀加平肝潜镇药治之。

两补为补益肾气和益气活血。中医认为“阳统乎阴，心体于肾”，“肾水上行，以滋心阴，方可水火既济”，“心痹者，脉不通”，又“肾为脉之根”，故常从补肾入手。补阳选加仙灵脾、仙茅丸、补骨脂丸；补阴选加首乌延寿丹、左归饮。老年冠心病患者心肾气虚和阳虚证候常较明显。肾阳虚不能温润五脏，心阳亦虚，阴霭遍布，故心绞痛频作。疼痛症状虽不似血瘀型重，但畏寒胸闷、气短自汗、体乏无力却较为突出。多用保元汤补益心脾肺肾，加以冲服沉香、细辛，常有较好的温阳散寒、止痛之效。若兼见舌质紫暗、舌体瘀斑，心绞痛频发且重，则以保元汤加冲服血竭散（血竭、沉香、冰片、三七、元胡、琥珀），

取补气活血定痛之意。益气养阴则选生脉散加味，常用人参、麦冬、五味子制成生脉口服液治疗冠心病，采用自身对照单盲交叉方法治疗３５例冠心病患者，心绞痛总有效率６６７％，显效率１９

３％；对照组有效率２９

３％，显效率４

２％。两组间差异显

著（Ｐ＜０００５）。心电图疗效：治疗组３４８％，对照组１３６％。益气活血常选八珍汤加泽兰、益母草及当归补血汤，也可用黄芪生脉散加四物汤，益气养血活血。

三通为宣痹通阳、芳香温通及活血化瘀三法。心绞痛发作频繁，程度较重时，多属血脉闭阻，心阳不宣和寒凝脉络之候。可先通后补或标本同治。胸阳不振，阴寒内盛则闭阻心阳，可用瓜蒌薤白半夏汤、枳实薤白桂枝汤，也可用瓜蒌片以及进食葱、蒜、韭、薤定痛。临床体会薤、蒜确能“走上焦，通心阳，泻浊阴，开胸痹，散结气”，适用于平素畏寒之心绞痛患者。《内经》认为“心得炅（指温通）则痛止”，“寒则凝，温则行”，寒凝脉络，凝滞而痛，可用芳香温通之法快速起效。常用成方如苏合香丸、冠心苏合丸、宽胸丸、回生丹等。曾用宽胸丸（荜拨、细辛、檀香、良姜、冰片、元胡）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疗程４周，心绞痛总有效率６７

４，心电图改善率４４

４％。研究认为，宽胸丸胶囊对人体

脑血流量有轻度调整与改善作用，可以缓解血管痉挛，扩张血管，改善心肌缺血而缓解心绞痛。一些急性心肌梗塞剧烈心绞痛的患者，嚼服心痛丸和宽胸丸２粒后，常可安然入睡，可见速效止痛之一斑。

活血化瘀治法是中医药防治冠心病研究中应用最早、使用最多的治疗法则。根据《内经》

“疏其气血，令其调达”的原则，对于气滞血瘀患者采用活血化瘀方药活血行滞，通痹止痛，疗程疗效较好。常选血府逐瘀汤、失笑散、乳没片（乳香、没药）、元胡沉香末、沉香郁金粉、三七粉等。北京地区防治冠心病协作组曾用冠心Ⅱ号方治疗心绞痛６００例，近期疗效为：心绞痛显效率２５

８％，甘油停减率７４

２％，心电图有效率３７

１％～６６６％（随疗程延长提高效果）。此外，以川芎碱、丹参及冠心Ⅱ号等注射液治疗急性心肌梗塞心绞痛也常有显著疗效。

临床应用三通之法要注意不宜过用、久用，以免损及心气心阴，必要时应通补兼施，通补交替应用，或酌加一些益气药如人参、黄芪，养血药如当归、鸡血藤、益母草等，使之通而不过，破不至虚。

部分老年冠心病患者心绞痛常伴烦躁易怒、失眠多梦且血瘀征象较重，可用血府逐瘀汤和通窍活血汤加疏肝之品，心肝并治，确能收到满意疗效。若能长期坚持适量服用，有助于预防急性心肌梗塞的发生。

四、急性心肌梗塞

急性心肌梗塞属于中医“真心痛”、“厥心痛”的范畴。其发病急骤、变化多端，常因并发心

源性休克及心律失常而卒死。中医药进入心血管科急症领域，用中医药防治急性心肌梗塞，

是６０年代以后的突破性进展。陈氏是最早与西医单位协作防治急性心肌梗塞的研究者之一。进入７０年代后，我国各地的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急性心肌梗塞已成常规。据１９７６年的资料统计：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病死率１１

６％，西药组１９％，两组有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１）。在治疗上，倡导分期论治，辨气虚、血证、痰浊及审舌苔变化知预后顺逆。

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属本虚标实，气虚血瘀特点较心绞痛患者明显。病情演变可分为三个

阶段，即急重期、变化期和恢复期。急重期为发病１周内，表现为心前区剧烈疼痛、胸闷气促、气短自汗、恶心呕吐、倦怠乏力、纳呆便结，舌质紫暗、苔黄腻或白腻，脉虚、细、结代等。治当以益气活血、行气通腑、降浊，曾用抗心梗合剂（丹参、赤芍、郁金、黄芪、党参、黄精）为主，治疗急性心肌梗塞１１８例。相对病死率１２

７％，优于西

药组。其中主要是降低了心衰及休克的病死率。也可静脉滴注丹参注射液。常用药物有：党参、黄芪、川芎、丹参、红花、赤芍、三七、瓜蒌、枳实、大黄、半夏等。此期应视病情辨证施治。若四肢厥冷、大汗淋漓则为心阳暴脱，应回阳救逆，选四逆汤（附子、干姜、炙甘草）、参附汤等。大便数日未行，舌苔黄腻、口气臭秽，则加入大黄通腑降浊，有助缓解诸症。若见心悸、四肢发凉、脉缓等心阳虚证候，则又加用温阳之药，如桂枝、附子、仙灵脾等。

变化期从发病１周后至３周。此期病情渐稳，邪气稍退，正虚未复，仍多用益气活血、化痰降浊之法，方药可选：冠心Ⅱ号方合温胆汤、瓜蒌薤白半夏汤、小陷胸汤等化裁。舌质、舌苔会有明显的变化，多从厚腻转为薄苔，以示顺逆。

恢复期在发病３周以后，痰浊渐清，正气渐复，气虚血瘀仍在，可见舌红光净无苔，多呈气阴两虚之候。方药可选黄芪生脉散加活血药，如生地、赤芍、川芎、桃仁等。男性患者可酌加补肾药，如左归饮、黄精、菟丝子等。也可选用血府逐瘀汤。

在急性心肌梗塞的治疗中，人参、附子、黄芪、大黄等活血化瘀方药是重要的治疗中药。临床随证用之，可收快速及预期之效。

根据急性心肌梗塞的病情发展，研究中发现，患者的舌象演变呈规律性变化，也是他早年系统报道的。研究认为，７０％～９３％的病例出现舌质紫暗或瘀斑，随病情好转，舌质暗的程度可逐渐减轻，部分病例可恢复正常。舌苔变化循薄、腻、黄、黑为逆，由黑、黄、腻、薄为顺。薄白苔多见于急性心肌梗塞早期或恢复期。薄白苔病情轻，预后较好；黄腻苔持续不退，则病情多有恶化可能；恢复期多红绛色，无苔，以后随阴虚症状好转，逐渐转为薄白苔。

五、病态窦房结综合征

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简称病窦综合征）是以心率缓慢、心脑缺血症状为主的一组证候群。中医辨证多属心脾肾阳虚、阴寒内盛、血瘀痰阻为患。陈氏抓住阳虚、阴寒内盛、血瘀痰阻为

患，抓住阳虚、脉迟为寒这一主要病机，从脏腑部位出发，提出温通心阳、温运脾阳和温补肾阳以复脉，部分病例归于阳虚血瘀，辨证施治，并倡导在辨证选方基础上加用单味温阳散寒药以提高心率，临床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心阳不振，鼓动无力而多致血脉闭阻、心血不濡、肾阳虚衰，不能济心阳，阳气不能温布全身，心肾阳虚，火不生土，损及脾阳。脾失温运，水湿内停，也致气滞血瘀。故其本在心脾肾阳虚。用保元汤、右归饮、真武汤及二仙汤等加减治疗病窦综合征２１例，治疗后心率提高１２１次／分，Ｐ＜０

０１；并能减少快速心律失常的发作。研究还发

现，用四逆汤（附子、干姜、炙甘草）浓缩煎剂及肉桂末，有预防心性脑缺氧综合征发生的作用。

对阳虚夹瘀的患者，或是病窦日久多瘀的患者，常选附子、干姜、桂枝（肉桂）、细辛、

黄芪、人参、茯苓、麻黄、仙茅、仙灵脾、鹿茸、补骨脂加川芎、桃仁、三七、元胡，取温阳活血之意，有痰浊可加半夏、南星。

在实验研究结合临床中发现，不少单味药能明显提高病窦综合征患者的心率，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辨证论治中加以与证相符的单味提高心率的药物，常可收到辨证明确，从本论治，提高心率，快速收功之效。如附子Ⅰ号（去甲乌药碱）是附子中分离出的有效成分，用以治疗病窦综合征缓慢性心律失常，可明显增快心率。经食道调搏观察到该药可使病窦患者的ＳＮＲＴ、ＣＳＮＲＴ、ＳＡＣＴ缩短，窦性静止，窦房阻滞消失，并能增强窦房结自律性，改善窦房传导。西苑医院基础室在该药的培养心肌细胞实验中还证明有β－肾上腺素能受体的兴奋作用，其效应相似于异丙肾上腺素，故临床多喜用之，无论小量大量均可获效。视阳虚程度、体质虚弱、禀赋厚薄、证型急缓选取不同剂量。

此外，提高心率的单味药还有细辛。国内临床也作了许多观察验证，提高心率明显。其用量也可突破传统的“细辛不过钱”之说，有的每剂含量达３０克。如果对证，就不至偾事。麻黄也可提高心率，但需用炙品，量应稍小为佳。补骨脂以温阳为主，用每片含生药１４克量治疗病窦综合征１０例，平均可提高心率２０次／分。淫羊藿、鹿茸可补肾阳、强壮兴奋，临床效果也很好。

六、充血性心力衰竭

充血性心力衰竭（心衰）属于中医“水肿”、“心悸”、“痰饮”、“喘证”的范畴。临床多从水、

痰、喘，肺、脾、肾调节水液代谢方面，辨证论治。陈氏根据心衰患者心悸怔仲、气短乏力、腹大胫肿、咳喘身重等证候，认为其病机主要是心肾、肺脾气虚，痰浊、血瘀、

水湿为患。治疗多依上述病机辨治。

在心力衰竭的治疗中，心肾阳虚、心肺气虚与心衰的病理状态一致。心衰中、早期，多有心肺气虚、心功能下降的表现，见气短乏力、自汗心悸，可选生脉散加味。生脉散具益气养阴、复脉固脱之功效。临床观察了生脉散注射液对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效应，结果：生脉散注射液能增加心输出量，降低体循环阻力。临床治疗心衰中、早期水肿不甚者效果较快。若右心衰、内脏肿大、下肢浮肿、舌淡脉弱、阳虚水泛者，则选用真武汤（附子、白术、茯苓、生姜、赤芍）加味。心肝瘀血重者可加一些活血化瘀药。

肺脾肾三脏共同调节水液代谢。心脾气虚、水湿内停者药用益气健脾利水之法。西苑医

院曾用复方北五加皮汤（北五加皮、党参、茯苓、泽泻、车前子、猪苓等）治疗心衰２１例，显效１０例，有效１１例；治疗前平均心率１０９

７次／分，治疗后下降为８

１３次／分。《内经》治疗水肿时曾提及“开鬼门”，“洁净腑”，“去菀陈”三法。指的是用发汗治上焦、利尿治下焦、活血化瘀疏理全身。故当心衰并肺部感染时，多选用开鬼门法，以宣肺解表，选用越婢加术汤加味。当肝肿大、舌质紫暗、舌体瘀斑或紫绀时，则补心肾配合去菀陈法，去除血脉中陈旧郁结，即用活血化瘀方药如桃红四物汤、当归芍药散等。这与现代医学心衰、难治性心衰用血管扩张药不谋而合。临床对于久病瘀滞、心衰难以纠正者，选用补心肾、利水兼活血化瘀之法治疗，可以取得疗效。药用附子、人参、黄芪、茯苓、猪苓、泽泻、白术、车前子、赤芍、川芎、桃仁、大黄、当归、防己、枳实、桂枝等。

辨证论治加特效方药是中医提高临床疗效之一途。心衰时应用一些单味药也有效果。如

强心甙类的强心灵、福寿草、羚兰、北五加皮、葶苈子、蟾酥；非强心甙类的正性肌力药有附子、枳实等，临床都可在辨证方中加用或单味应用。如附子，有明显的增加心肌收缩力和提高排血量，可使周围血管扩张，降低外周血管阻力，但用提纯的附子Ⅰ号则有增快心率之虞。枳实临床观察及药理研究认为具有强心、升压、利尿的作用，能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心脏泵血功能，增加心脑肾血流量，配合于大队利尿药中应用临床效果较好。

七、休 克

休克属于中医“厥证”、“脱证”的范畴。历代厥证论述名目繁多，但寒厥热厥是临床多见之

证。《伤寒论》说：“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厥冷者是也。”所以，多数研究认为，“厥证”与现代医学冷休克近似。“脱证”则似与现代医学暖休克近似。对于心源性休克，陈氏主要是从益气复脉、回阳救逆两方面救治。倡导中医现代化，应用中药静脉制剂，以适应临床急症快速有效的要求。

益气复脉法适用于多数的心源性休克患者。主要方药为生脉散注射液（红参、麦冬、五味子），它具有升高血压、止汗强心的作用。对临床表现为心音低钝、脉搏细弱、四肢厥冷、皮肤粘膜青紫的患者为合适。对于轻、中度休克患者，单用生脉散静脉滴注即有效；重度可以合并应用回阳救逆或配合西药，更易发挥协同效应。北京地区冠心病协作组对６０４例急性心肌梗寒（其中伴心源性休克者１０３例）患者，单用升压西药治疗者的病死率为５２％；生脉散注射液与升压西药治疗者的病死率为５２％；生脉散注射液与升压药合用者的病死率为２５％。说明生脉散在治疗休克中的疗效是肯定的。它的主要作用是对心脏具有正性肌力作用，可改善心肌供血，调整心肌代谢，提高耐缺氧能力，调节血压，改善微循环，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这些作用都能针对休克时的病理状态而施。

回阳救逆法适用于休克表现为遍体冷汗、四肢厥冷、气息微弱、精神恍惚、脉微欲绝之危证。常用是参附注射液（红参、附子）、四逆汤注射液（附子、干姜、炙甘草）。临床观察发现，用参附注射液后，一般在用药后１～２小时可以四肢转温，紫绀减轻或消失，心率减慢。参附汤为中医传统救急方药，意在回阳救逆。现代研究证明，该方具有增强心肌收缩力，提高心排血量，降低外周阻力的作用，是为最好的诠释。

休克是危急重症，病死率高，涉及了血液动力学、代谢、凝血机制及内脏功能障碍等多种因素。作为中医临床急症治疗，类似生脉散、参附汤的静脉制剂应不断推出。中药的现代化、静脉制剂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可以使中医治疗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八、病毒性心肌炎

病毒性心肌炎多属于中医“心悸”、“怔忡”范畴，多因感染病毒引起，因外邪而致心悸。陈

氏在治疗上多用清热解毒、养心安神和益气复脉之法，加用具有针对性治疗作用的中药。

心肌炎急性期多为病毒感染而损伤心肌，出现高热、咽痛、心悸、心烦、急躁、尿黄、脉疾数、舌尖红、苔黄等热象。治以清热解毒，佐以养阴。方药如银花、连翘、板蓝根、苏叶、黄连、知母、麦冬、玄参、大青叶、牛蒡子、甘草等。此期重在祛邪外出，养阴药不宜太多；有气虚、体虚者可酌加补气药沙参、黄芪，但量不宜过大。若脉疾数较重，则加用一些减慢心率的药物如柏子仁、玉竹、石斛、灵芝等。

温邪阳毒最易灼伤心阴，病情胶着，迁延不愈，心肌病变加重，而心脏功能日益低下，

心阴受损，变生多证，主要表现为心神不宁、心悸怔忡、气短乏力，治以补养心气、养心安神，常用天王补心丹加减，药如柏子仁、麦冬、天冬、当归、生地、远志、沙参、丹参、玄参、桔梗、五味子、桂枝、龙骨、牡蛎、黄芪等。还可加１～２味清热解毒药如板蓝根、大青叶，有预防再感染及继续清除病毒之效。

心肌炎迁延不愈，或病毒一开始即损伤心肌较重，心悸怔忡尤重，出现心律失常，如频发性室性早搏、窦性心动过速等，临床见心悸、心跳不宁、气短面白、头晕乏力、脉疾数或结代，多用益气复脉、镇心安神之法。方可选炙甘草汤加味，药如炙甘草、生地、桂枝、生姜、麦冬、大枣、麻子仁、阿胶、党参，还可加黄芪、郁金、元胡、龙骨、牡蛎、苦参等。在心肌炎的治疗中，辨证施用是主导，加入针对性的有效单味药物也是临床常用之法。如针对病毒感染可加入银花、连翘、大青叶、板蓝根、鱼腥草、蒲公英、茵陈、贯仲、射干、黄芩、紫花地丁、鹅不食草等；强心益气可加入人参、沙参、黄芪、附子、五味子、麦冬、熟地、北五加皮；提高心率可用附子、麻黄、淫羊藿、鹿茸等；心律不齐可加入生地、桂枝、柴胡、炙甘草、人参等。在辨证论治复方中加入有效单味药物，可收预期之效。

名案评析

一、右颈总动脉粥样硬化（气血瘀滞证）案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女，６４岁，美籍白种人，１９８６年３月１２日初诊。主诉：发作性左臂麻木伴短暂性视力丧失４个月。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开始，阵发性左臂麻木、无力伴短暂性部分视力缺损（管状视野）。每次发作历时数分钟，每周发作２～３次。间见发音困难，但意识清楚。有肠胀气、软便或泄泻，夜尿每２小时一次。１９６７年行子宫切除术后患有骨质疏松症。

舌象：舌体胖、略暗，具齿印及薄白苔。脉诊：沉弦迟（５６～６０次／分）。多普勒超声（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检查：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２４日示右颈总动脉有中等度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

管腔狭窄达３０％～５０％。１９８６年８月５日第二次检查进一步证实，在右颈总动脉交叉处狭窄达５０％～６０％。实验室检查：血总胆固醇２６ｍｇ％，甘油三酯１３３ｍｇ％。西医诊断：右颈总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中医辨证诊断：脾肾气虚血瘀致脉痹。

治法：补益脾肾，佐以活血祛瘀。处方：以异功散、丹参饮及桑螵蛸散合方化裁。党参、茯苓、白术、桑螵蛸、覆盆子、丹参各１０克，杜仲、桑枝各１５克，陈皮、枳壳、甘草各６克。每１～２日１剂，共５个月。

１９８６年８月１３日复诊：患者消化功能明显改善，大便成形。多普勒超声复查右颈总动脉病变无改善。鉴于脾气已健，当增加活血药物以利行瘀。处方：党参、丹参、赤芍、郁金、白芍各１０克，何首乌、决明子、桑寄生各１２克，鸡血藤、杜仲各１５克，甘草６克。每１～２日１剂。共８个月。

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４日复诊：左臂麻木发作明显减少（５～６周１次），夜尿次数减少（１～２次），消化功能进一步好转。患者精神忧郁伴有心悸。脉象如前，舌质暗红。治法：活血养阴安神。

处方：丹参、白芍、酸枣仁、五味子各１２克，鸡血藤１０克、炙甘草６克。每１～２天１剂。共７个月。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复诊：肢体麻木及部分视力障碍发作停止达半年。夜尿频繁也获改善（１～２次）。消化功能保持良好。多普勒超声复查两次均示右颈总动脉血流通畅。颈动脉波形扫描亦示正常。血总胆固醇降至１５６ｍｇ％。舌质已不呈晦暗。

［评析］①本例患者证候及舌脉所见，均示有较典型之脾肾气虚及血瘀证，故在２０个月的治疗过程中，先后应用益气活血佐以养阴安神等治法，取得较好的效果。近年来的研究工作表明，根据中医“气为血帅”及“气行血行”等传统理论设计的实验，显示应用益气活血药物或方剂，可使家兔或大鼠等实验动物的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明显减轻或消退。②本例患者治疗后右颈总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消退，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表现完全消失，疗效可靠。表明中医药治疗此类疾病有一定前景，值得扩大验证。内科治疗修复的机理，有的认为是斑块上出现覆盖上皮的再生，过度的细胞增殖受抑制，其细胞数和脂质含量减少，粘多糖成分改变，致难溶性蛋白及钙化和损坏范围减少。但消退后是否可能再进展，是否可能发生诸如溃疡或附壁血栓等并发症，都值得进一步观察研究（本例与ＤｒＪｅａｎＹｕ共同进行临床观察总结）。

二、艾滋病（温毒证）案

ＧＨ，美籍白种人，男，３８岁，病历号３３９。住加利福尼亚州Ｖｅｎｔｕｒａ城。１９８６年５月７日就诊。主诉：疲劳、厌食、慢性腹泻已８月余。全身淋巴结逐步肿大３～４年。就诊前未经任何系统治疗。慢性腹泻，１天３～４次不等，水样，有食物残渣，具酸臭味，但无粘液及脓血，大便常规检查无异常发现。患者体质衰弱，无法坚持日常工作。自感咽痛喉肿，从不间断，经常感冒。全身热感（测体温正常），口干渴，情志沮丧，并有自卑感、忧郁及自杀意向。既往史：患者于１９７４～１９８４年的１０年中曾在某酒吧当调酒员，当时曾与２０余名男性健康青年有过同性恋史，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间，性生活十分杂乱而频繁；这一批青年人年龄均在２５～２６岁左右，先后于１９８２年前

后出现疲劳无力、淋巴结肿大，慢性腹泻等症状，并在４～５年内相继死亡。患者于１９８４年５～６月间经当地医生检查，其ＨＴＬＶ－Ⅲ（ＨｕｍａｎＴ－ｃｅｌｌｌｙｍｐｈｏｔｒｏｐｉｃｖｉｒｕｓｔｙｐｅⅢ，即人类亲Ｔ淋巴细胞病毒Ⅲ型抗体实验）两次均呈阳性，确诊罹患艾滋病，并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先后曾就诊于某大学及某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均告以无特殊治疗方法。

体格检查：神疲憔悴，面容萎黄，两眉紧锁，似有难言之苦衷，咽部明显充血，扁桃体略大，颌下、胸锁乳突肌后、腋下及腹股沟等处淋巴结普遍肿大，大小不等，无明显压痛，可以活动，肝在右季肋下２ｃｍ，脾可触及。心肺阴性，神经系统未引出病理反射。

实验室检查：ＨＴＬＶ－Ⅲ（＋），血常规正常。白蛋白４２ｇ％，球蛋白２８ｇ％，白蛋白∶球蛋白＝１５，谷草转氨酶１３６ｕ／Ｌ（正常值０～４ｕ／Ｌ），谷丙转氨酶２６８ｕ／Ｌ（正常值０～４５ｕ／Ｌ）。凝血酶原时间１５２５（正常值１１～１４３ｓｅｃ），凝血酶原活动度４３％（正常值７０％～１００％），其余２２项血液生化检查尚属正常范围。

舌诊：舌质红、娇嫩，中有纵形裂纹，舌尖边红，并有小点刺凸起。舌苔薄黄腻，舌根苔黄厚。舌尖剥脱上皮培养呈念珠菌阳性。

脉诊：脉数（９０次／分以上），弦滑。

西医诊断：艾滋病。

中医诊断：素体脾虚湿侵，复因温毒内侵，蕴蓄浊湿热毒，病位兼及气分、血分。诊为温毒

证。

治疗经过：前后可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８６年５月至１９８６年８月为第一阶段。治疗原则为清热凉血，祛湿解毒，方用王孟英《温热经纬》之甘露消毒丹为主方化裁，随症加减应用，先后加用半枝莲、白花蛇舌草、金银花、连翘、大青叶、板蓝根、牡丹皮、栀子等清热解毒凉血药，并佐以导滞消食之麦芽、山楂等。患者每周煎服上述中药４～５剂，每日分３次服。持续治疗４个月，主观症状好转，精力体力均有进步。大便由稀变为成形或软便，食欲好转，可以正常进食，并开始半日工作。但情绪波动很大，究其原因，皆是受往日病友相继去世消息的影响。经上一阶段治疗后，患者舌质由红转为淡红，舌体胖大，有齿印，湿润，中有裂痕，苔薄白。脉弦滑但已不数（６４～７２次／分）。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５日复查肝功能，谷草转氨酶降为９１ｕ／Ｌ，谷丙转氨酶降为１８２ｕ／Ｌ。一般体征虽无重大变化，但患者对继续服用中药很有信心。鉴于此时患者温毒之邪 已挫，浊湿之象已衰，唯气阴两虚症状仍很明显。故第二阶段改用生脉散补元气益阴津，并另佐加滋阴生津之品，诸如元参、生地、女贞子、旱莲草等治疗，患者体力渐恢复近正常，食欲好，无腹泻。１９８７年３月４日，复查肝功能，谷草转氨酶为７３ｕ／Ｌ，谷丙转氨酶为１６９ｕ／Ｌ，血白蛋白４

５ｇ／ｍｌ，球蛋白２

５ｇ／ｍｌ，白蛋白∶球蛋白

＝１８，血甘油三酯由初诊的１４６ｍｇ／ｍｌ降至９１ｍｇ／ｍｌ，ＶＬＤＬ由２８ｍｇ／ｍｌ降至１８ｍｇ／ｍｌ，但病情仍有波动。１９８７年５月５日再次于右侧腰部（Ｔ１２－Ｌ１）皮肤出现带状疱疹（据患者称１９８５年曾在右三叉神经区有过一次带状疱疹），局部大量水疱，疼痛，并有发热，乃改黄连、大青叶、紫草、牡丹皮等清热凉血之剂治疗，２周后，患者全部疱疹消退结痂，疼痛缓解。此外，患者前臂内侧皮肤曾两次出现散在针头大小红点（当时血管脆性试验阳性），经对症治疗后迅速消失，未再出现。自１９８７年６月以来，患者已进入某职业学校全日制学习。当时复诊：舌质胖大，湿润，色淡白，脉沉细滑。患者尚有心悸、眼花、头晕之感，遂试进扶正之剂，以归脾汤为主方重用黄芪治疗。服药２周后，患者主观

感觉有明显进步，心悸改善，可以熟睡，认为“此方效果出乎意外之好”，要求继续服用。故第三阶段以归脾汤为基本方，加菟丝子、仙灵脾、女贞子等补肾阳、滋肾阴的药物交替使用，旨在补益心、脾、肾三脏，提高机体的体液及细胞免疫功能。至１９８７年９月末，患者情况仍然稳定，自诉已有数月未罹患感冒，咽喉部不再肿痛，体力及食欲均尚好，检查辅助性Ｔ细胞为９１／ｍｍ。近两周，因其最后一位病友死于艾滋病并发肺炎，使患者精神又为之紧张，情志忧郁，并感疲劳乏力。至目前为止，本例是同期患者中最后一位幸存者，中药对稳定病情有一定的作用，１２月随诊病情稳定。

随访：此后，宗以上三个阶段处方，化裁应用，坚持至今。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复查辅助性Ｔ淋巴细胞１０２／ｍｍ，抑制性Ｔ淋巴细胞２３７／ｍｍ，Ｔ４／Ｔ８＝０４３，虽仍很低，但病状基本稳定，可以自理生活。

［评析］据文献报告，美国７２％的艾滋病患者为同性恋者，其中９０％年龄在３５岁左右，其中９７％为男性，大多数为白种人。艾滋病的症状常表现为慢性淋巴腺病（Ｇａｙ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无原因的疲劳无力，体重减轻，发热，血小板、白细胞减少，ＨＴＬＶ－Ⅲ阳性为确诊的血清学实验。结合本例患者的生活史、病史、症状及体征等情况，其艾滋病诊断当属无疑。本病例系从中医学的理论诊治，本为脾肾阳虚，标为温毒湿浊内侵，为本虚标实的温毒证，治疗法则应以清热解毒、祛湿凉血为先，继进益肾健脾养心的固本疗法。本例临床治疗证明有一定疗效。但对血清学ＨＴＬＶ－Ⅲ阳性是否能有影响，尚待更为长期和系统的观察。

中国及日本学者曾在有关免疫学的大量临床及实验研究中，证实确实具有影响人类体液

及细胞免疫反应的中药有黄芪、人参、女贞子、党参、刺五加、仙茅、菟丝子、山萸

肉、白花蛇舌草、薏苡仁等，其中黄芪内服可明显提高患者细胞诱生干扰素的能力，人参总甙可增强抗原的特异性反应，仙茅、菟丝子、锁阳还可促进抗体形成提前。同时还证明若干补益、滋阴、清热解毒和活血化瘀中药具有增强细胞免疫功能作用，包括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复方当归补血汤也有类似作用。经实验证明，能增加Ｔ细胞比值的中药有人参、黄芪、灵芝、银耳多糖、黄精等，对这些中药的有效成分的研究，也已有不少进展。已知艾滋病患者辅助性Ｔ细胞与抑制性Ｔ细胞之间失却应有的免疫平衡状态，其比值由健康人的１８降至１

１或更低，辅助性Ｔ细胞总数甚至可降至５０／ｍｍ３或２０／ｍ

ｍ３ 以下（正常值为＞４００／ｍｍ３），中医药如能对艾滋病的治疗收到一定的效果，是令人兴奋的。

艾滋病患者由于自由基的积累，损害细胞，对遗传学特性及生殖系统也可产生影响，甚至成为艾滋病并发肿瘤（如Ｋａｐｏｓｉ’ｓ肉芽肿）的原因，所以应当研究应用自由基净化剂治疗本病。美国已有应用大剂量维生素Ｃ（６０～７０ｇ／２４ｈ）治疗本病者。中国在研究中药及有关复方具有清除自由基作用方面也有若干发现，酸枣仁、女贞子、枸杞子、补骨脂及漏芦等就具有这一作用。有些补肾复方在临床上也证明具有降低老年肾虚患者血浆脂质过氧化物水平的效应，似都值得选择应用于本病的临床实际。

美国当前治疗艾滋病患者以应用ＡＺＴ等为主，治疗费用相当惊人。中医药治疗本病费用明显低廉，且无副作用，自有其优越性。当然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医药治疗本病的效果，尚需进行大量的临床和实践研究工作（本例与ＤｒＪｅａｎＹｕ共同进行临床观察总结）。

三、阵发性房性心动过速（心悸）案

黄某，５１岁，男，汉族，已婚，技术员。１９７８年４月２０日住院。

主诉：心慌、气短、胸闷反复发作９个月，加剧３天。

现病史：自述“脉律不齐”已逾１２年，未予治疗。至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６日因劳累而突感心慌、气短、胸闷，先后在本市两医院就诊，当时查血压２０

８／１４

３ｋＰ

ａ，心电图示：“窦房阻滞、频发房性早搏”（经我们查阅心电图属实）。用心得安、强心甙、复方甘油、潘生丁以及愈风心片等治疗，病情无明显缓解，并反复发作阵发性房性心动过速，心房率在房速发作时达１７０～１８０次／分。近３天来心慌、气短、胸闷加重，终日惶惶不安，激动或活动后尤甚。于１９７８年４月２０日收入院治疗。

体检及有关检查：体温３６４～１９５／１３

５℃，脉搏７８次／分，不齐，血压１５６／１０

０ｋＰａ，心律不齐，心率８６次／分，心界不大，心音正常，Ａ

２＞Ｐ２，肺（－），肝脾未扪及。心电图示：窦性心律，多发性房性早搏，频发短阵房性心动过速。发作时心房率１５０次／分左右。胸部Ｘ线片：两下肺野纹理增重，左上肺可见陈旧性结核性钙化灶，主动脉弓屈曲。化验检查：血脂：β－脂蛋白比浊３３０ｍｇ％、三酸甘油酯１３９ｍｇ％；血流变学检查：血栓长度１２ｍｍ、干重５ｍｇ，全血粘度比６７６，血浆粘度比１７２，红细胞电泳１７′４０″；肝功能异常。超声心动图正常。舌象：舌质暗，苔薄白。脉象：促脉，结代脉及弱脉交替。

西医诊断：高血压动脉硬化性心脏病，阵发性房性快速性心率失常。结合既往明显窦房传

导阻滞情况，考虑有窦房结功能不全。

中医诊断：心悸，气阴两虚夹血瘀。

治疗：益气，养阴，活血，安神法。

治疗经过：入院后经用益气养阴法、养阴活血安神法、养阴清热安神法以及心得宁９０ｍｇ／ｄ治疗，症状改善不大，每天短阵房性心动过速仍然频发，不可胜数，在卧床情况下，犹不时发作。血流变学检查：血栓长度１１ｍｍ、干重６ｍｇ，全血粘度比６３，血浆粘度比１

５

９０，红细胞电泳２９′２５″。按“血脉瘀阻”论治，于５月４日及

２２日先后以冠心Ⅱ号（丹参、赤芍、川芎、红花、降香）１０ 克＋５％葡萄糖液２５０ｍｌ静脉点滴，计两个疗程（２０天），６月２日结束。点滴后症状稍有改善，但心律不齐犹存，仍心悸（夜间尤甚），胸闷胸痛，舌苔薄白、质暗，脉弦、促、结代交替。分析病情，证属肝失疏泄，气滞血瘀，血不养心，心神不宁，取调肝理气活血宁心法。药用：川芎１２克，赤芍１２克，合欢皮１２克，柏子仁９克，珍珠母２４克，夜交藤３０克，丹参３０克，羌活１２克，水煎服，１日２次。２剂后，心律失常消失。６月８日心得宁减量为４５ｍｇ／ｄ。此后，除６月１０日出现偶发房性早搏（１５次／１０分）外，每日多次听诊及心电图检查，均属正常心律。守上方继续服用４０余天，心律仍正常，未再出现房性早搏或阵发性房性心动过速，血压亦正常。因有胸闷，曾于６月１２日始，相继在原方基础上加薤白１８克，肉桂６克，瓜蒌１８克以宽胸通阳，加药后胸闷消失。６月２４日遥测心电图连续监测２小时，示正常心律，无异常发现。心得宁于６月２６日停用。以后多次间断心电图遥测，均正常，乃于７月１８日出院。出院时化验检查，血脂：β－脂蛋白比浊４９０ｍｇ％，三酸甘油酯１８２

５ｍｇ％；血流变学检查：血栓长度９ｍｍ，干

重３ｍｇ，全血粘度比６２２，血浆粘度比１８６，红细胞电泳２４′２″。

［评析］这病例主要是因为频繁发作房性心动过速入院，在卧床情况下也不断有短暂发作，病情较重。入院前曾用多种中西药治疗，包括心得宁１３５ｍｇ／ｄ，每日仍有发作。入院后经中医辨证论治，尤其是６月２日辨证处方后，收效显著，心律失常消失。心电图正常，持续４０余天，直至出院未复发，效果较为肯定。

本病例的治疗主要特点为应用了活血化瘀治法。中医认为“心在体为脉”、“心主血脉”，因而心律失常、脉律不齐，可以从“瘀血”论治。本例有一定程度的血瘀情况，故适合于用活血药。方中活血药强，故古人有“萱草解郁、合欢蠲忿”之说。

本病例有频繁发作的短阵房速，但无心房扑动和心房颤动，所以不是过渡型（中间型）房性心律失常。其房性早搏虽多，但不是多源性的，预后较好。

心律失常的治疗，难度较大。可从中医理论角度研究探讨这方面的治法，也可以从药物性能上探索。平肝熄风药、搜风药可以研究，也可以从心脏电生理学角度进行探讨，如大剂量当归，其电生理效应类似奎尼丁，很有意思。含强心甙的中药及有降压作用的若干中药，对心律失常也有一定作用。总之，按中医理法方药研究治疗心律失常是一条较好的途径，我们应该一个病例一个病例地进行总结，逐步积累经验，异中求同，找出规律。

医论医话

一、阴阳二元调节随想

在日新月异的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中国传统医学的成长无疑是一大奇迹。它和以科

学型为标志的西方医学有很大不同，是以思辩型或伦理型为重要特征而富有顽强生命力屹立

于科学界的。传统中医学术中的理论精华当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在中国传统大文化土壤

里经过实践的洗礼而成长的，作为人体二元调节理论的阴阳动态平衡论，现在已成为国内外不少学者接受的观点了。它以至于在著名的英文韦氏字典（Ｗｅｂｓｔｅｒ’ｓ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中也堂而皇之收入阴和阳即ｙｉｎ和ｙａｎｇ这一对辞条。看来，这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影响西，而不是西影响中了，这和气（ｑｉ）及太极（ｔａｉｊｉ，前作ｔａｉｃｈｉ）的状况相类似。

中医传统阴阳理论是和“天人相应”即大宇宙（寰宇）和小宇宙（人身）相关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有人认为这种思维源于易学，因为《易经·系辞上传》载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然后更有四象和八卦的衍生。对于阳爻“—”及阴爻“－－”这一对象形，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明确认为这是象征雌雄、天地及阴阳的意思。但也有的学者认为传统中医学学术中的阴阳理论与易经无关。不管怎么说，中国传统医学强调在诊断、治疗、预防及养生中都要注重以阴阳和谐，功能调节思维为指导，和西方医学强调的更为直接的因果论思维大为不同。

不论称“太极图”也好，称“无极图”也好，称“阴阳鱼”也好，古典太极图的阴阳共处、相抱、相互联系、相反相成、相互为根及相互渗透的观点都是至为明确的。所以传统医学治疗学上便有“治阳顾阴”和“治阴顾阳”之说，阳虚证用助阳药太过会伤阴；阴虚证用滋阴药太过会损阳，这是客观存在的明白无误的现象。

我国著名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家，已故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邝安教授，在６０年代首先在实验动物身上用挖空动物肾上腺皮质方法和结扎肾动脉方法分别造成类似临 床阳虚和阴虚的模型，分别用肉桂、附子助阳药和六味地黄滋阴药得以反证，开创了“实验中医学”的科学新时代，功不可泯；可惜邝老在“”浩劫时期颈脖上却被挂上“阴阳先生”黑牌，横加批斗，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７０年始，国外学者在不同侧面证明阴阳学说的科学性，１９７３年美国生物化学家Ｇｏｌｄｂｅｒ

ｇ认为环核苷酸珠双向调节可能可以解释阴阳学说的现象；１９７９年日本学者高岛文一指出，四肢的外侧面是交感神经占优势，四肢的内侧面是副交感神经占优势，有的日本临床家还以内窥镜胃粘膜色泽所见区别阳证阴证。而实际上人体中阴阳动态平衡的生理生化现象比比皆是，远不止这些，例如女性体内有男性激素，男性体内有女性激素；神经系统功能和内分泌调节昼（阳）夜（阴）节律变化规律等等，都甚具说服力。以交泰丸命名的著名医方，对于神经衰弱病失眠效果很好，其理论实乃调节阴阳，方中仅二味药，以黄连清心火，以肉桂补下元，起到“水火既济”的功用。传统中医学说中的这一富有魅力的理论，既有文化价值，更有指导防治疾病的应用价值；养生学中有一句名言“动胜寒，静胜躁”，实际也是这个道理。

陈立夫先生说中医学术理论有“致广大”的特色，而西方医学则有“尺精微”的特点，尺长寸短，各有优势，所以，他主张“中西一元化”，加以发扬光大，这是一种“向后看是为了向前走”的理论。我近四年先后访问韩国三次，每次都对韩国国旗的太极标志和八卦中的四卦（乾坤离坎）标志很有感触，多次请教韩方朋友；我的一位来自韩国的博士研究生尹太英医师，他在汉城和我共同参加中韩传统医学研讨会后对我说，这国旗表达了尊重传统文化精神，表达了运动发展的信念，表达了安泰与平衡的思想，富有哲理，我以为这个解说不神秘，却较切合实际。至于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看到的在红砖围墙上嵌有的太极阴阳图像，我想毫无疑问地是主人对东方文化传统的向往了。

二、小议西洋参

西洋参又称花旗参和洋参，原产于加拿大和美国，故又有美洲人参之称。此物自１７１６年

清代海禁方开之际传入中土，现在已是我国家喻户晓的补益强壮药品或高级保健品了。

我们

在诊疗和咨询经历中，当不难注意到，人们或为康复，或为健身，或为补虚，日进３克或６克者，可谓不一而足，很是多见，其效验是肯定的，但滥用或盲目崇尚者亦有之。

西洋参的大名见于本草学专著者，首推１７５７年吴仪洛所著的《本草从新》和１７６５年赵学敏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我往年在读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时，看到西太后也常应用西洋参以疗疾和补益，光绪二十一年前后，西太后有慢性腹泻之苦，太医用方认为补气和理气药不宜过于燥烈为当，常西洋参、党参在一张处方中同用；外感时有时需用些人参时，也每改用西洋参；咽燥口干、口渴胃热用人参白虎汤时，也以西洋参代替人参；说明西洋参和人参的性能确实有同却也有异。

当然西洋参之所以为大家所喜用习用，这和该品具有“养阴生津，除烦降火”作用有关。现代科学研究还表明，西洋参所含人参皂甙则较少或缺如，故兴奋和强壮作用不及人参（包括我国东北人参和朝鲜的高丽参）。我曾用核听诊器方法观察到东北人参在改善心力衰竭病人射血分数方面似较西洋参为上，所以通常应用应有所不同；西洋参适于气阴两虚或阴虚有火者，长期应用每日以３克为宜，如此服则可以无明显副反应。反之，剂量过大，可能会有上火或烦躁的情况。过去《美国医学会杂志》（ＪＡＭＡ）上有过这方面类似的报道。现有研究提示中国东北人参对改善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效果很好，适于强壮应用。至于持“一参能除百病”的见解，我看是片面的。

西洋参也有“山参”和“种参”（园参）之分，但现今“山参”已久不进口，所见均为“种参”。现今西洋参也有伪品，主要是以我国人参加工的生晒参在广州等口岸改换包装与商标倒流入内地市场，甚具讥讽意味，这当然与国人不正常的崇洋心理状态及价格差异有关。伪品中还有以桔梗、紫茉莉等偷梁换柱者，应注意手感沉重而横纹清晰者为真品。中

国应当自强，应当恢复自己人参的商品价值和地位。国产的西洋参几年前也已问世，应深入研究其化学成分及功效之同异，以期推广应用。

三、西洋人服中药疗疾

在一片“回归自然”的呼声中，一些西洋人服用中成药甚至汤药治病，已是相当多见的了。

虽然“苦口”，但却为“良药”；何况现在确有不少疾病是西方医学所束手乏策或效果并不理想的。

其实，西洋人用中成药治病或饮用汤药治病远不止今日始。曩昔我在披阅中外邦交史和

文化交流史时，也偶可见到古代来华的外国使节或来员在中国应用中医药治病者。清宫现存

之原始医药档案中，就有若干这方面的真实记录。如来华的清内廷工作之意大利画家、耶稣会士郎士宁（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Ｃａｓｔｉｇｌｉｏｎｅ）于乾隆十年患“暑热外感”，当时的太医院右院判（院长）、著名太医刘裕铎（与吴谦同任《医宗金鉴》总编纂官）为其诊治，以“疏攻暑热，清热解毒”为法则，处方香薷饮及荆防败毒散合方化裁治疗，表证得解后，因体质仍弱，乃又以金匮肾气丸培补缓调，其时郎士宁已近花甲之年。这是一则有理有法有效的甚具特色的案例。郎士宁其人，我想很多人都会了解或听说过其有关传闻。此人为意大利画家，２７岁时，即１７１５年（康熙五十四年）来华，专以绘画供奉内廷，经康、雍、乾三朝。其画多参西法而施以中国之技术，可谓亦中亦西，中西合璧，声名甚

著，曾绘有油画“香妃像”，名噪一时。我国故宫博物院现仍有郎士宁之原作，１９９３及１９９４年我三次访台，在故宫博物院也见到了其大如故宫宫门之巨幅画卷，其运笔赋彩，丹青绝技，融会中西，观此类画卷，实是一种绝妙之享受。传闻乾隆皇帝曾数次亲临其侧，观其作画，７８岁时逝于北京，葬于阜成门外。

另一在清内廷工作之法国传教士张成（Ｐ．ＪｅａｎＦｒａｍｃｏｉｓＣｅｒｂｉｌｌｏｎ），于乾隆十二年亦曾因“中气不足”、“肚腹溏泻”、“形气疲弱”之证，由当时太医陈止敬、李德晟和王凤翔会诊共商治疗之方法，处方以归芍异功汤合云林润身丸养血补气，调理脾肺。归芍异功汤为今人所仍用，云林润身丸乃旧时之成药。此医药档案真品现仍珍藏。

东西方文化的沟通，是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必然结果。同样，从现在所保存的清宫医药档案中，吾人尚可看到康熙、光绪等皇帝请西医诊病而服西药的脉案纪录。毕竟是病患，效验和解除痛苦为先，有好的办法，都可以选用。

５０年代中期，我和著名中医学家原全国政协委员冉雪峰及王易门同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外宾治疗室应诊，当时我们曾诊治了数以百计的前苏联来华工作的专家，《冉雪峰医案集》中所载之若干前苏联患者验案，我均是见证人。王易门老中医针药并长，更为病者所喜爱。目下的西方人，由于职业、经济的竞争和生活节奏的紧张，“疲劳症”（ｔｉｒｅｄｎｅｓｓ，ｅｘｈａｕｓｔｅｄｏｒｌｏｗｅｎｅｒ

ｇｙ）很多，他们之中不少人要

求应用以“整体疗法”见长之中医药疗法。我在美国参加一些会诊，确实见到经应用中药而确实获效者，例如妇女更年期“热冲”（ｈｏｔｆｌｕｓｈ）症状，有誉牛黄清心丸之效果为“金球”（ｇｏｌｄｂａｌｌ）者。不过他们不愿意在汤药中见到太苦的药或虫类药，如全蝎、僵蚕、龟板、鳖甲、地龙、桑螵蛸、乳香、没药及琥珀等。此外，由于出差、旅游等诸多原因，汤药饮片在携带应用上仍有诸多不便，饮片出口创汇也处低谷，所以中药

汤剂改革势在必行，当引起当局重视，加强研究，否则很难进一步走向国际。当然，我们传统应用上还是愿意用汤药的，包括我本人在内，也是如此，因为它既便于随证加减，又有较好的效果，所以，在发展“科学中药”（如颗粒剂以及各类新剂型的改进应用等）的同时，不防“迎新不弃旧”，兼收并蓄，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提高我国传统医药在国外的竞争能力，因为科学化和国际化常常是分不开的，是联在一起的。

四、北京大山楂丸

北京传统的古方大山楂丸，是一种卓有疗效之消食导滞健胃药品，既往我每用于慢性肝炎

和肝硬化病人之食欲缺失者，由于其色泽气味均佳，故无“苦口”之虞，病家可以嚼食无妨。此方由山楂、六神曲（炒）、麦芽（炒）组成，已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老少咸宜，更无乌梅收涩之嫌。因山楂消肉食，神曲消谷食，麦芽消面食，故甚得配伍之妙，被誉为“三仙”。朱丹溪名方“保和丸”中亦囊括山楂、神曲“二仙”及莱服子。当然进食太多太久也不好，盖可能有所谓“戕脾胃生发之气”或“伤牙”之犯，一般食后服用为好。

山楂一作山查，为蔷薇科植物山里红、山楂或野山楂之果实，前两种习称“北山楂”，主产于辽、冀、鲁、豫；后一种习称“南山楂”，主产于川、滇、江、浙。我国古籍《尔雅·释草篇》、《山海经》、《唐本草》、《本草纲目》及《随息居饮食谱》等均有载述。唐宋家之一柳宗元更有“伦父馈山楂”的名句，对其甜酸味曾有品评。现时社会上“山楂果茶”风靡一时，良莠不齐，据我了解，有的厂家条件简陋，产品带菌而不卫生，应建立产品出厂后的抽检监督制度，以保证消费者之安全。

山楂入药，有生山楂、炒山楂、焦山楂或山楂炭之分。生者活血消瘀，长于疗妇女经痛及闭经；炒者及焦者消食积为上。山楂果及山楂叶均富含黄酮类化合物，如山楂酸及槲皮素等，故缺血性心脏病可用，既往多用山楂果，我院曾研制楂叶制剂为改善心肌缺血之品，扩大了山楂资源的应用。

由山楂制成之冰糖葫芦，为首都北京风味佳品，所谓“三尺动摇风欲折，葫芦一半蘸冰糖”，十分肖妙地道出了其神韵。考此物在我国历史已甚久远，宋之“蜜弹儿”及明之“糖堆儿”即此物。清《帝京岁时纪胜》还另载述金糕或山楂糕等山楂制品，驰名海内外。嘉庆朝曾有名句赞曰“南楂不与北楂同，炒制金糕数汇丰（老铺），色如胭脂甜如蜜，解醒消食有兼功”，可见其深入人心。山楂食品当然还有酱、罐头、软糖、酒及香肠等等，品类繁多。

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中，溥仪脉案档案有１０余册，直至宣统九年（辛亥后，根据协议，允许清帝宣统沿用年号于紫禁城内），其中载录服用大山楂丸及焦三仙者甚多。我于１９８１年曾持此类脉案征询李淑贤女士看法，彼认为这些原始脉案纪录与溥仪身体素质十分吻合，溥仪平素最易患感冒和消化不良症，并称：“我与他共同生活的岁月里，几乎隔不几日即感冒伤食一次，溥仪本人由于常年有病，平日颇留心医药，每日三餐后都需进大山楂丸，日日如此，从不间断。溥仪早晨爱进豆浆油饼，食后也服大山楂丸。”以上这些，当然是有案可查的，是明白确凿的。溥仪生前也曾到西苑医院诊病，与先师岳美中教授晤谈最多，溥仪本人知医，亦能开出中药方来，有理有法有方有药。至于相传唐玄宗宠妃杨玉环因消化不良，不思饮食，经每日山楂（棠球子）十枚煎服不半月而愈者，姑妄听之无妨。

五、乾隆皇帝与补益药

乾隆皇帝是夏商周以来２００多名帝王中之寿命最长者，终年８９岁。因而有关乾隆的健身方法及所用过的补益药物，便自然地成为平民百姓们所乐于关注和了解的。现在正处在“皇帝热”的气氛中，我想我们最好用现代人的眼光，根据史实，“起居注”及“皇上用药底簿”和有关的原始医药档案等作些讨论。

乾隆中青年时代确很健壮。晚年虽有“痔血”及“尿频”（前列腺肥大？）之患，但总体而言，是相当健康的，故曾自称“十全老人”及“长春居士”等。临终前不久尚能读书写字，死前两年还曾外出狩猎。１７９３年随同某使团来华之西人乔治·斯丹东（ＧｅｏｒｇｅＬｓｔａｕｎｔｏｎ）于觐见乾隆后称乾隆“走起路来坚定挺拔”，神父蒋友仁（ＦａｔｈｅｒＢｅｍｏｉｓｔ）先生见到也有类似之感受。

不少帝王耽于女色，档案记载后妃之多常可以数十计，短寿者众。独乾隆寿命最长，分析恐与其喜爱运动或活动有关。史称乾隆“善射”，每于引见武官后即较射。故钱东麓目睹惊为异事，曾撰《圣射记》称“圣艺优娴”，这一点颇像其祖父康熙皇帝，康熙终年６９岁。

乾隆医药档案载其生前曾用过若干补益医方，有经常应用者，亦有偶服者，其中包括著名医方龟龄集及蟠桃丸等数种。我从医药档案中见其所用之龟龄集医方与时下市售者处方组成略有不同，至于蟠桃丸，实为“补肾医方”，不寒不热，不燥不腻，性味平和，含益智仁、枸杞子、胡桃仁、天门冬及大生地等１０余味药品，多为大家公认之延缓衰老药物。８０年代中期，我请天津达仁堂研制，改称寿桃丸面市，发现对老人夜尿多、易乏、眩晕及腰酸等症状确有一定改善效用，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本方并能提高体内抗氧化活性和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老年鹌鹑寿命试验中观察到可延长其生存期，与维生素Ｅ类似，生存曲线较空白对照明显右移。我们的研究所得似可说明当时在清内廷服务的御医是很有学术水平的，医技是上乘的，其方剂配伍精当，值得进一步予以开发研究。当然，乾隆所

用过的补益医方远不止这些，大多是针对不同时期的身体状况而施以有所区别的补益方法，不是盲目应用或滥用的。医学界对健康人是否该用补药有不同看法，但多数赞成用些多种维生素之类等，并无害处。

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戴逸教授最近以《略论诗人乾隆》为题，对乾隆五集《御制诗》、皇子时代诗作《乐善堂全集》，以及去世后刊行之《御制诗余集》，共４３６３０首，作了评论，认为乾隆是中国有史以来诗作最多者，“无人可以望其项背”。写诗当然要抒发内心情感，乾隆诗也包括对老师的忆念及对异性的爱恋等，这也许也是“养生重在养性”的一种体现吧。１０余年前，我曾访晤戴逸先生及已故著名清史专家郑天挺先生，他们对前述之清宫原始医药档案之翔实和科学价值，都是持肯定看法的。

六、缅怀岳美中教授

岳美中教授是我国中医药界的一代宗师，我认识他时，尚不及２４岁；岁月蹉跎，如今岳老

已仙逝多年，我也已步入了６６岁。追忆往昔共处的日子，犹如昨天，真有“孤帆远影碧空尽”和“峰回路转不见君”的别情悠悠之感。

跟随岳老难以忘怀的事情很多。记得１９６１年１０月，我有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随同岳老及我国著名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先驱者梁漱溟先生，同去福建厦门参加“中医辨证论治学术研讨会”。会前我问岳老：“我们是否该准备一篇学术报告论文？”岳老用浓重的唐山口音不假思索地便说：“中！”随后，他就用了半天的时间向我讲述他对辨证论治这一中医学术的重要命题，以表达他的见解。他说张仲景是主张专病专方与辨证论治结合的，《伤寒论》很鲜明地昭示后人以某方“主之”，即为专病用专方。某病证“可与”或“宜”

某方，是在辨证之下随宜治之之意。指出《金匮要略》更以专病专证成篇，题亦揭示出“辨病脉证治”，如百合病之主以百合剂，黄疸病之主以茵陈、矾石剂，热痢之主以黄连剂，胸痹之主以瓜蒌薤白剂等，都是有论有法有方。在专方专药中再随证加减，以应常中之变，如大法中之异法，所以，小柴胡汤之应用有七种加减法，理中汤之应用有八种加减法，十分实际。告诉我要按照这一思路整理成文，该篇论文岳老在厦门报告阐发之后，于以后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岳美中论医集》中作为第一篇论著收载。岳老的这些学术思想，对于我日后的学业影响甚大。在这次大会上，梁漱溟教授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的角度谈继承发展中医药学术的看法，有条有理，逻辑性强，出口成章，真不愧是一代大师。稍曾涉猎近代文化思想及其背景的研究的人都会理解到，在探讨中国社会变革及其学术发展经验方面，一条贯穿始终的主轴便是从东西方文化思想比较中去获得启蒙，梁先生就是强调东西方学术间之互为补益的关系的。梁先生与同年，当年曾共事于北京大学，那时梁先生便已受聘北大教授，主讲内容就是东西方文化比较观。梁先生素食，我随他在厦门南普陀寺及杭州全素斋等品受了不少高级素食菜点，对于我当时还十分年轻的人来说，自然兴味甚浓。

岳老晕车，晕船，也晕飞机。在火车上他也是一上车就卧床闭目以自镇静。这次从福州坐小轿车去厦门，在公路上得跑一天，岳老也是闭目养神不语。车到泉州时，陪同的福建省卫生厅王灼祖说下车活动活动，岳老说：“可冀，你拿笔记下我适才作的两首诗。”其中一首我现在尚能背诵，因为诗的意境甚佳：

“朝发榕城（福州）出省垣（省会）， 泉州卓午涉篱藩，青蔬遍野绿如海（当然与北方不同），丹荔（荔枝）成林密蔽村。古渡桥头传轶事（泉州洛阳桥，亦名状元桥，传为宋朝蔡襄为还母愿所建），遥山塔影（泉州开元观的双塔）逐飞轩（车轮）。

夕阳返照看堤坝，直跨沦溟入厦门。”我很佩服岳老，居然一路上还不停地动脑筋思索

着，其诗道出了他的胸臆中对福建的印象之美。不过我也联想到他屡次出国为各国元首或显要诊病，所谓“东邻鸿爪”，“西土萍踪”，“南洋丹鼎”和“北国青囊”，东西南北各有关国家都到过，晚年还担任全国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及医卫体委员会副组长，经常都得坐小车，或坐飞机，或乘火车，对于这样一位患有晕动病的老人，有多艰难和艰苦啊！今年是他的９７岁诞辰，谨书以志念。

七、生脉散复方之古往今来

生脉散又称生脉饮，是现代我国医药市场上颇为走俏的药品或保健品。本方由人参、麦冬

及五味子三味中药构成，为一轻灵有效之小复方。其最初出处有过争议，或认为出自金元四大家之一的金代李杲所著之《内外伤辨惑论》，也有认为出自唐代名医孙思邈所著《千金方》，更有认为最早记载应是金代张元素所撰之《医学启源》者，似尚未获共识。

本方配伍精当，具“益气生津、敛阴止汗”功效。现今常用于心、脑、肺血管疾病或中老年有“气阴两虚”表现者。其注射亦用于休克治疗，有升高血压作用，并可减少对西药升压胺之依赖性。

清宫帝后临终时刻常用本方救急。清宫原始医药档案载，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卯正一刻（临终当日），御医徐景云、沙惟一以其“高年气虚”进本方加减抢救（时乾隆为太上皇）。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申刻，御医李德立、庄守和以“皇上六脉散微无根”，急用生脉饮；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酉刻临终前也在侍奉在旁之翁同和急呼下灌服生脉饮。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慈禧临终前御医张钟元、戴家瑜也以此方“益气生津”救治。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子刻光绪临崩前，御医张仲元、全顺、忠勋以“请得皇上脉

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热力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人参一钱，麦冬三钱，五味子一钱，水煎灌服”。恭亲王临终前，于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十日丑刻，御医庄守和、张仲元、姚宝生为“保肺固脱”，也用生脉饮加老米水煎浓汁顿饮。三年（公元１９１３年），正月十六日午刻，隆裕临终前，张仲元、佟文斌为“生脉化痰”，处方“西洋参三钱，麦冬三钱，五味子一钱，橘红二钱，竹沥水三钱（兑），水煎灌服”。足证其应用之广泛，当时并似成定例。

我国国家科委曾于“六五”攻关项目列入“生脉散综合研究”，由中国药科大学、西苑医院、卫生部生物制品检定所、北京医科大学及华西医科大学等共同完成。我们协作的结果证实其构方原理甚合理，动物心脏灌流全心缺血模型实验证明方中三味药单独应用效果不显，合用则有效。人参则为君药。明确了方中人参皂甙、麦冬黄酮及五味子素的质量控制标准。以８６ 铷（Ｒｂ８６）示踪法表明可增加实验动物心肌营养血流量，且安全系数大。临床表明对冠心病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心肌炎、扩张型心肌病及慢性心功能不全等多种心血管病有一定疗效。我和我的研究生还通过ＳｗａｎＧａｎｚ漂浮导管方法检测对急性心肌梗死病人心脏血流动力学的影响，证明了可改善心脏泵血功能，展示出了其应用前景。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替代医学办公室（ＯＡＭ）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ＦＤＡ）联合在华盛顿召开主题为“植物制剂在美国卫生保健中的作用”的国际研讨会，我在大会上介绍了我国生脉散复方综合研究经验，展示我国对传统医药尤其是复方研究方法，获得认同。复方的临床应用是传统中医药的一大特色，似当积极创造自己的经验以求发展，盖国外对复方研究标准并无先例可循也。

八、陈嘉庚先生推崇传统医疗

我小时候就听到过很多关于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的传闻，对于他的南渡茹辛，自奉甚俭，倾资兴学和北游把袂等等神话般的生平，素怀景仰之情，在广大群众中间，人们说他是“有口皆碑”的人物，是实至名归的。

陈嘉庚先生对中医中药情有独钟。５０年代人民政协会议期间，他先后提出过多项关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提案；我相信到过厦门鳌园和陈嘉庚先生纪念馆参观的人，都会注意到展橱中陈列着的有关这方面的几份政协提案稿件，颇使我们这些从事中医药事业的晚辈们钦佩其远见卓识。

其实，陈嘉庚先生对我国传统医药学的关注，远不仅仅是始于晚年。如果我们翻开由新加坡南洋印刷社出版的《南侨回忆录》（陈嘉庚著，１９３４年３月出版），便不难注意到他在青年时代对应用中医药以济世疗疾就很是注重。《南洋回忆录》全书共５８６节，其开篇首节就是《印赠验方新编》，云：“余二十余岁时，在新加坡见友人珍藏一本药书，名曰验方新编，云友人赠送，无处可置。其时上海书局尚未印售。书内注云，版存日本横滨中华会馆，任人印送。据友人所言及余自己经验，其方颇有应效，故余甚为注意。窃念吾闽乡村常乏医生，若每村有此书一本，裨益不少。乃备款请友人送往日本定印，每本三角，前后数次，共印六七千本。书面标明‘同安集美陈家奉送’。”足见其笃信中医药与乐善之心。此后，他又登报征求良方，中外共惠寄千余首，先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世界书局印刷分赠。

陈嘉庚先生对中药“五香丸”尤为推崇，前述一书《住屋与卫生》一节中云：“余非医生，不敢妄谈。惟推荐身所经验之一种于此，此药即五香丸。”称此药对于他４０岁后的消化不良病效验甚著。其方为五灵脂４００克，香附子４００克净毛水浸一日，黑丑５０克，白丑５０克，共研细末，半以微火炒熟，半生用，和匀，醋为丸，如萝卜子大，“此方理气，活血，消食，导滞”。我想若将二丑减量，可能会更有效而安全也。

１９５８年初，陈嘉庚先生来京出席全国常委会及代表大会，到京后因头痛不减，自服《验方新编》所载之“治诸般头风医方”，原方由白芷、川芎、甘草、川乌头（半生半熟）、天麻组成，

由于病者及家属按一般煎法而又二剂同煎送服，故实际一剂汤药乌头量达１００克，服后约１０余秒钟便指尖及两上下肢发麻，恶心，吐出清水及部分药液；２０分钟后自觉头颅沉重难忍，随而神识呆滞，俨若酩酊大醉。当天由卫生部保健局通知，我随著名老中医冉雪峰先生到马匹长先生住处诊治，在二楼卧室，木板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幼年时就十分仰慕的当时已年高８４岁的陈老先生，他不会讲普通话，只会讲闽南话，是一位身材颀长朴实的老人。四诊合参，固属乌头中毒无疑，故当时以扶正解毒之西洋参、茯神、软白薇、生甘草、川橘络、淡竹叶、炒山栀、鲜石斛，水煎冲服犀角尖（磨汁）治疗，翌日神清，肢体麻木感消失，但右侧眉棱骨仍痛（后证实为鳞状上皮癌），脉弦劲，舌红，以高年阴伤，前方加鲜生地、桑螵蛸、怀牛膝善后。

盖我国古往今来常用乌头疗疾，温阳效验卓著，但乌头中毒也早有流传。近年中文大学中药研究中心主任毕培曦博士并有专文介绍居民若干应用乌头附子中毒案例。我国古代更有以乌头害人者，古药坊驴推磨研乌头而慢性中毒者也有之，故民间有“毒如乌附”之喻。

乌头品种较多，但所含化学成分大致相似。至于草乌头，系指野生者，其毒性较川乌头尤大，临床实际应用更当注意。陈老先生病痛不可忍时，在缺乏医师指导的情况下，自服乌头煎剂，剂量达１００克，不但剂量过大，且未用减毒之强火煎或久煎法，是以促成中毒，幸属轻症，得以解脱，但却弥足为鉴。

九、邓拓与处方书写

邓拓是大家所共知的我国著名的新闻家、历史学家和诗人，１９９５年聘任为中国科学院哲

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代表。他博学多闻，才华出众，耿直不阿，嫉恶如仇。５０年代中期至后期，因时而有消化功能失调之苦到中国中医研究院我们所在诊室看病。当时有时是我随同著名老中医王易门先生应诊，有时是我随著名老中医冉雪峰先生给他诊疗。邓拓十分信赖中医药，因肠道功能障碍，畏寒，便溏，纳呆，消瘦，乏力，从补益脾肾论治，先后用参苓白术散合四神丸化裁取效。他钟爱中国传统文化，王老和冉老为他把脉诊病，低头伏案小心地用钢笔字书写处方遣药，握钢笔态势不尽自然，邓拓几次都说你们为何不用毛笔书写？字不妨写大一些，直行由上到下也可以，更雅致。这当然是认为对这些年迈的老中医（冉老当时年届八旬，王老亦近古稀），不应苛求用钢笔书写处方，不要那么吃力，像写蝇头小楷一样，应当提高书写的流畅性；一方面也反映了邓拓对博大精深的传统中医酷爱，以及对文锦章秀、照人心肠的中国书法魅力的嘉许。我先后也在港澳及都曾看到中医师用毛笔直行书写处方者，近年仍有之，很认真，也很耐看。当然，此后我看到冉老和王老有时也自上至下直行书写处方的，好像方便了这些老人，但毕竟钢笔也有它自身的便当之处，并没有改用毛笔。后来我看明清医家书写处方的真迹，深有感触。清代内廷御医的大量处方原件都是十分认真运笔书写的；从那些脉案医方中，我看到了传统医学家的细心负责精神，另有一番情趣，足以垂范后世。反观当今我们有些医师的病历书写和处方书写，字体歪斜扭曲，难以辨认，有的白字连篇，与一丝不苟的活人之心很难匹称。当然话说回来，处方的书写用什么笔写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在于药效要好，危害要小，花费要少，病人顺从性（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要佳；这恐怕归根到底还是个与医德医风医技有关的事情。清代著名学问家袁枚在《徐灵胎先生传》（徐灵胎又称徐大椿，清代著名医学家，著有《兰台轨范》等）中提到过：“德之不存，艺于何有？”看来说得还是很中肯的。

邓拓文学功底很好，诗作灵感很快。１９５９年２月１２日《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诗作就十分有气魄：“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最近，有人还披露了邓拓珍藏宋代著名文学家、养生学家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卷》趣事，也十分感人。

五六十年代我虽然知道邓拓是福建闽侯人，但到数年以前才知道他在１９２３～１９２６年也曾在我１９４３～１９４９年就读过的福建省立第一中学读过书。清代内阁大学士、太子太傅陈宝琛曾任该校前身福建高等学堂监督（校长）。这所学校于１９９２年隆重庆祝９０周年校庆，人们都以学校有邓拓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校友而感到骄傲。

十、《养老奉亲书》

我国现存之最早而又系统的老年病学专著，当推宋代陈直所撰之《养老奉亲书》，该书大约成书于公元１０８５年。《文献通考》名为《奉亲养老书》，《清·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认为：“不应标题有误，盖《通考》传写倒置也。”（据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之“文津阁本”）

陈直此书，言老人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生之道颇详，后人称得此书“如获隋珠和璧之宝，口之不置”。明代著名的养生学家高濂所著之《遵生八笺·四时调摄笺》，所列方药，大都源出此书。《养老奉亲书》曾传至朝鲜和日本，并相继刊行。其元刊本、明刊本及日本宽文刊本皆署称“居家必读本”，可见当时已作为老年医药饮食保健普及名著，流传于海内外了。

《养老奉亲书》为一卷本，分上、下两籍，文辞流畅，言简意赅。上籍论老年人常见疾患之饮食将养和治法，方药虽多引自《太平圣惠方》及《食医心镜》，但多有陈直个人之

心得和体会。下籍议老年人之形证脉候，性气好嗜，宴处起居，忌戒保护，四时疾病及备急方药等等，弥足珍贵。为弘扬此名著之理论和经验，我与李春生教授曾就明万历虎林氏文会堂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经钮堂抄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清文津阁饮定四库全书引元邹铉增补之《寿亲养老新书·卷一》（现藏北京图书馆）及清道光年间瓶花书屋刊本（现藏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善本书库）进行校勘、注解和评释，成《养老奉亲书订正评注》一书，于１９８８年５月经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养老奉亲书》学术特点主要能联系老年实际。首先，认为人为万物中之一物，不能逃天地之数，进入老年，天癸数穷，体质日衰，是很自然的；故首先应注重“慎疾”，防重于治。陈直在本书“自序”中云：“是以善治病者，不如善慎疾；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子孙应尽力孝养，“以免非横之虞”。行住坐卧，“皆须巧立制度”。衣服不须宽长，“长则多有蹴绊，宽则衣不著身”。住处方面，认为“敝漏卑湿，不可令居”。枕宜“制在低长”，“低则寝无罅风，长则转不落枕”。坐前设几，“缘老人多困，坐则成眠，有所拦围，免闪挫之伤”。其次，认为老年心理卫生或精神保健至为重要，该书下籍“性气好嗜第四”云因为“眉寿之人，形气虽衰，心亦自壮”，故多“咨煎背执，等闲善怒”，“性气不定，止如小儿”，“绉（才）觉孤寂，便生郁闷”等等，故应调理。在“四时摄养”方面，指出春时阳气初升，天气燠暖，绵衣宜”一重渐减一重”，不可顿减。夏时纳凉，当防“贼风中人”。秋时凄风惨雨，老人动多伤感。冬月天冰地坼，不可轻出触冒风寒等等，强调法四时而行之。

本书的基本特色是注重老人“脾胃”功能，注重食养和食治。全书贯穿始终。其在“饮食调治第一”中云：“故脾胃者，五脏之宗也。四脏之气，皆禀于脾，故四时皆以胃气为本。”老人“肠胃虚薄，不能消纳，故成疾患”。出现纳食减少，便秘，稀便，胀气等症状，因而可影响全身功能，也影响药物的效用。从现代医学观点看，由于老年人消化道运动和分泌功能失调，可以出现不少功能性疾患，当然也包括若干器质性疾患。老年人食道蠕动性收缩减弱，食道下部括约肌对吞咽压力反应减弱，增加了胃食道之回流。更由于老年人整个

消化道平滑肌神经支配之改变，一些神经节细胞进行性减少，可有排便以及排尿困难，便意不强而不适或便秘；由于肛门括约肌张力下降，有时则大便失禁；若小肠分节运动减少，有时又可有稀便现象。这都可以与传统医药学所谓的“脾胃虚弱”相联系理解，故该书喜用“补益脾胃之精气”的食疗或食养医方调理，颇为合理。老年人唾液量及所含之酶减少，也可能影响食欲及量，养阴方药及理气方药或可有所佐助。该书对其他老年疾病也强调食疗，为一端之见。全书对老人体力方面之运动扶植和锻炼缺乏论述，不免失于周全。但总而论之，《养老奉亲书》实为一传世之佳作。

经验方

一、愈梗通瘀汤

组成：生晒人参１０～１５克，生黄芪１５克、紫丹参１５克、全当归１０克、玄胡索１０克、川芎１０克、广藿香１２克、佩兰１０克、陈皮１０克、半夏１０克，生大黄６～１０克。

功能：急性心肌梗塞（以下简称心梗）急性期及康复期应用促进愈合，清瘀抗栓，改善心功能，改善生存质量，延长寿命。

用法：水煎服，１日１剂，分２～３次口服。也可制丸剂供康复期应用，１日３次，１次口服３克。

方解：心梗塞为心脉痹阻病证，属内科急症。临床常表现为气虚气滞，血瘀浊阻，或气阴两虚，气滞血瘀浊阻，证情复杂而险恶。通常应采用标本并治、通补兼施的治法，据此以选用扶正益气生肌、行气活血定痛、化瘀抗栓通脉及通腑化浊降逆的方药。

愈梗通瘀汤为治疗心梗之基本方剂。方中人参、黄芪并用，扶正益气生肌。因心梗时心之气血骤然受阻，需有效应用益气行气、活血通瘀、抗栓生肌疗法。人参以用生晒参或红参为好，津液亏短者可用西洋参。或谓“人参专于补气而短于疗疾”，我未能苟同。薛立斋云人参为“气中血药”，帅气之力既强，血之运行当可改善，并言党参亦可用，但个人经验以为党参平补和缓，似不能与生晒参等温补益气之效同日而语。张洁古称黄芪乃“疮家圣药”，《名医别录》亦谓可“逐五脏间恶血”，确具补气生肌之功。现代研究证明本方具有改善心肌细胞活力，改善心肌微循环，修复损伤心肌，缩小梗塞面积之作用。

本方当归、丹参并用，调气养血活血，使气血各有所归，即所谓“归所当归”者。当归的有效成分阿魏酸钠更有改善红细胞变形性能力及清除超氧自由基的功用。徐灵胎《本经百种录》称当归为“补营之圣药”，根据“损其心者调其营卫”的理论，血虚当得补，血滞当能通。丹参补血之力虽逊于当归，但通瘀之力强于后者，前者宜于偏热，后者宜于偏寒，而相配伍，可得通治。

玄胡、川芎并用，可增强理气定痛、化瘀抗栓通脉之功。玄胡苦辛，性温无毒，入肝经，兼入心包、肾、脾、肺四经。《雷公炮炙论》有“心痛欲死，速觅玄胡”之论，李时珍也有“妙不可言”之喻。川芎为气中血药，理气定痛而活血通瘀，抗血小板功能亢进尤好，玄胡得此，效用更彰。

心梗时由于气血骤阻，脾失健运，气机不畅，升降失司，湿浊上泛，苔腻脉滑，纳呆呕恶，大便干结。本方大黄之用，可以通瘀、化浊阻而推陈致新。或谓心梗已有虚象，不可虚虚；临床应用表明，盲瞽不明，则不见秋毫，张仲景于“五劳虚热羸弱”之用大黄 虫丸的范例足以佐证临床经验之科学合理性，盖胃气和顺则五脏也得以安和。藿香辛微温无毒，通常认为系清暑药，实际上醒脾和胃，辟恶止吐，四时皆可用，《局方》论藿香正气散时就提出可治“四时不正之气”。佩兰苦辛温无毒，化湿浊而定痛。至于方中半夏之用，张

仲景早有“呕加半夏”之古典医训；配以陈皮理气和中，治疗浊阻尤好，况且《本草纲目》对陈皮本有可治“途中心痛”之语云。

加减运用：低血压状态甚而休克阳脱者，可同时服用生脉四逆汤加肉桂；舌红口干五心烦热者，可加石斛３０克、玄参１５克、麦冬１２克、沙参１０克、生地１０克；汗出较多者可加山萸肉１２克、五味子１０克，黄芪加至３０克；七情不畅、胸闷胁胀者，可以四逆散、柴胡疏肝散进退应用；心痛剧时，可噙服苏合香丸，或于方中加细辛３～６克，三七粉３克冲服；大便不畅或干结者，可加桃仁泥１０克、大麻仁１０克，已通畅者，可改用番泻叶１０克泡当茶饮；舌暗瘀血重者，可加莪术１０克、水蛭１２克、赤芍１２克；脉结代者，可与复脉汤或保元汤进退；心功能不全者，可温阳利水，加北五加皮３～６克；卧不安者，可加枣仁３０克、夜交藤３０克。

按语：愈梗通瘀汤是陈氏的多年经验效方。曾以本方为主治疗数以百计的急性心肌梗塞患者，表明对于严重症者，用本方化裁即可控制病情而获康复。有严重并发症者，于常规中西医治疗中加用本方，较之不用本方者，病死率显著降低，在７％～１０％以下。若能早期用药，更可降低早期病死率。

二、温通复脉汤

组成：党参１０～１５克，黄芪１０～１５克，柴胡１０克、干姜１０克、升麻１０克，肉桂１５～３克（后下），白术１０克、当归１０克、陈皮１０克、净麻黄３克，细辛３～６克，制附子１０克、炙甘草１０克。

功能：益气补阳，温经散寒，提高脉率。

主治：缓慢性心律失常，包括以心动过缓为表现的病态窦房结综合征，可以加速传导，提高脉率，改善虚寒证候。

用法：水煎法，１日１剂。也可制成丸剂缓图，１日３次，１次口服３克。

方解：缓慢性心律失常和以心动过缓为主要表现的病态窦房结综合证，实属“脉迟证”范

畴，多由冠心病、各类心肌炎或心肌病等导致窦房结供血不足，或窦房结动脉血栓形成，窦房结的激动形成或传出发生障碍所致。脉象多迟而无力，舌以淡居多，常见肢体发凉、喜暖恶风之虚证、寒证特点。重者感足心如有风吹，夏仍厚衣重被，背腹亦凉，以“阴盛则寒”、“阳虚则阳气不达四末”而遇寒骨节酸痛。平素则乏力肢重，胸闷气短，时作眩晕，甚则晕厥。本方由保元汤、补中益气汤及麻黄附子细辛汤三方合方组成，旨在针对上述心、脾、肾之气虚、阳虚特点，温通心阳，温运脾阳，温补肾阳以使脏腑阳气及血脉运行复常，起到劳者温之、虚者补之、寒者温之的功效。保元汤出《景岳全书》，由参、芪、桂、草组成，温补阳气。重者可用人参，轻者可用党参。参、芪补肺脾之气，甘草补胃气，肉桂温肾气，补命门，四药相伍，可使内外上下之气皆得温补，对于虚劳损怯，自是好方。补中益气汤出李东垣之《脾胃论》及《内外伤辨惑论》，本方补气升阳，对于脉迟亦佳，方中参、芪、草固在保元汤中亦备，方中又有升麻、柴胡，升腾清阳之气；当归补血，陈皮理气，白术健脾，配伍应用，对于乏力肢重懒倦和中气不足尤好。麻黄附子细辛汤出《伤寒论》，原治少阴病初起而脉沉或脉微细但欲寐者，此等患者平素肾阳虚，附子助阳温肾，细辛温经散寒，麻黄原为散表寒，此则借助其辛苦温药性，鼓动心脉，提高脉率。以上三方，均有助阳益气、消散阴寒、补虚纠偏之功用，故疗阳气不足，脉迟不及，可以取效。本方加干姜者，盖取干姜辛热之性，入心、肺、脾、肾诸经，加强温中逐寒、回阳通脉力量，治疗脉迟、脉沉、脉微

及肢冷、喜暖等症均有佐助。《医学入门》保元汤中有生姜，以其温里力弱而改取干姜。

加减运用：温而化燥，口干者可伍石斛３０克、知母、黄柏各６～１０克，以制其燥，欲其温阳益气而不助火；有血瘀症象者，可加鸡血藤３０克、川芎１０克以活血通瘀；有咽干、牙痛“上火”症象，不宜用大辛大热药者，药量酌减。或以巴戟天１０克、仙灵脾３０克、补骨脂１２克温润药取代肉桂、附子及麻黄。尤其久服者，更应注意阴阳寒热消长情况。

眩晕或晕厥发作，心率减慢，可以“生脉四逆浓缩煎剂”３０ｍｌ服用（相当于常用量中药一剂）；畏冷明显，脉沉者，肉桂末１５克冲服，１日２～３次；恶心、心悸等痰饮现象，可伍用苓桂术甘汤；血压高且有头晕、头痛、肢麻症状者，可酌加珍珠母３０克、葛根１２克、菊花１２克；心悸、腹胀者，可配合灸上脘、中脘、足三里、三阴交等穴。

按语：温通复脉汤为陈氏所常用之治疗缓慢性心律失常医方，效验明确。曾以此方系统治疗观察３３例，提高心率疗效可达８７％，半数患者原需依赖异丙基肾上腺素、阿托品、６５４－２维持生活者，可以减量或停用。表现为慢快交替心律者，效果略逊。

在这一类脉迟证患者常用温热类药物方面，可依其程度强弱分一、二、三类，依病情不同酌加选用为宜。

温经助阳药：①鹿茸、韭菜子、乌头、附子、肉桂；②仙茅、仙灵脾、巴戟天、胡芦巴、覆盆子、金毛狗脊、补骨脂、阳起石、益智仁、锁阳；③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金樱子、骨碎补、鹿角胶、沙苑子、杜仲、续断。

温中回阳药：①吴萸、丁香、干姜、荜拨；②川椒、乌药、高良姜、小茴香、檀香；

③艾叶。

温经升阳药：①麻黄、细辛；②升麻；③柴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