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流行音乐现代性特征的研究和讨论

对流行音乐现代性特征的研究和讨论

摘 要:流行音乐无论是作为一种精神观念还是作为一种文化艺术载体,在进入大众传播领域,完成叙事主体构造的时候,本质上表达的是非主流的社会文化意识。流行音乐的叙事构架更多地强调了感官刺激功能和大众娱乐功能,淡化并抑制了历史主义的教化功能。流行音乐在社会转型时期,经常游离在亚文化层面的叙事主题上,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成了鲜明差异。“文化工业”理论则揭示了流行音乐的传播机制,在现代性财富观念的推动下,流行音乐反映了与社会机制误区的高度一致性。

关键词:流行音乐 叙事主体 社会意识 现代性 传播机制

本文使用文献综述法和文献分析法,对论文命题进行了框架,并涉及到社会学、传播学、叙事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试图对逻辑推理演绎出的研究观点给予理论支撑。

一、流行音乐的叙事主体

流行音乐作为一种“泛文本”的叙事主体,在结构主义的叙事理论里,绝对地要与社会的历史文化相关。然而,新叙事理论学者则将叙事看成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这种象征行为构成了人们意识中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想象性投影。当社会进入一个重大转型时期时,人们习以为常的均衡节奏被打破了,对现实中产生出的诸种新的矛盾感到无法驾驭,于是就会在艺术或美学的领域里寻求某种形式的解决。叙事的动机和叙事的主体,此时并不简单地呈现出一种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而是在历史和文化的总的框架中呈现出一种并列的、类比的关系,并强行地跨出“文本”对叙事的边界。当“泛文本”的叙事主体完成叙事的时候,叙事主体与社会现实便在不同领域产生了一种重合。这种重合只是社会固有的历史或文化的意识在叙事主体中的潜在表达,它们与人们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想象性投影一起,构成了叙事系统的组成。叙事主体还承载着叙事者对社会矛盾的规避,表达了欲望和幻想的意识。

社会转型其实就是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结构则指向了同一社会内所有社会成员的阶层分布以及同一阶层与其他各阶层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现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对人的评判标准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政治尺度,财富评判概念加入了进来。阶层与阶层之间由权力、财富和社会地位决定和区别,社会出现的新的矛盾让人们普遍产生了困惑和迷茫。流行音乐作为一种“泛文本”的叙事主体,叙事的基础由此形成。

什么是流行音乐?它的叙事风格是什么?流行音乐的概念界定首先是相对于古典音乐的严肃性而存在的;它的叙事符号是多义的、模糊的,具有非主流意识特征的。摇滚、说唱、爵士乐,即兴演唱、巴西音乐风格、美国黑人乡村音乐、抒情歌曲、港台流行音乐、原创流行音乐、校园歌曲、民谣等,都属于流行音乐的叙事范畴。流行音乐的叙事风格包容了多元的艺术手段和表现形式。有人认

为,流行音乐就是局限于歌厅、舞厅、酒吧、广场演唱、演奏的音乐。这类音乐大多内容消极、颓废、情调庸俗、低级、带有明显的商品属性。而另一些人认为,“流行音乐”就是流行的音乐,它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清新流畅、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有着广泛的人民性。流行音乐还是一种行为艺术,所有的流行歌手都带着一定的行为目的性,带有一种表达社会态度指向的扮相。流行音乐借助人类心理和生理的特点,强调音乐和音响的形态效果,造成音乐节奏与人的心脏频率产生“同构”、“同态”的现象。英国新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人耳内的某种器官会对巨大声浪产生强烈反应,令大脑有关部位产生对性和食物的联想,令人畅快淋漓;流行音乐极大地调动了人们潜在的本能,成为了欲望、幻想和宣泄的承载,实现了对社会现实和社会矛盾的暂时躲避。

二、流行音乐的亚文化属性

由于社会处在重大转型的时期,社会的工业化、商业化、城市中心主义趋势,产生了相应的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空间;社会成员的自我意识也逐渐凸显。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在相对稳定而又相互认同的社会背景下,在社会成员尤其在青少年群体中,制造出了接受非主流文化存在盛行的条件。青少年群体的心理认识与生理因素的特点是:精力旺盛,易于多愁善感,自然、、真实。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的背景存在差异,青少年群体代表了一个社会独特的文化群体,即“亚文化群体”,即在一个社会或在一种文化内具有其独特性的群体。这个群体具有与成年人不同的特殊心理、生活方式、精神需求、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与主流文化相悖,生成出一种自然属性和非主流文化的任意性。流行音乐的叙事本质就是强调人性的复归,强调人的本能宣泄;在这一点上,流行音乐的叙事风格契合了亚文化群体对“泛文本”的叙事需求,确定了非主流的亚文化的属性。

流行音乐作为非主流的社会意识,具有人类意识形态的普遍属性,也是意识形态的外化形式。流行音乐无论是作为一种艺术叙事还是一种文化载体,本质上都处在一种非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之中。流行音乐更多强调感官刺激功能、娱乐功能与游戏功能;因此淡化并抑制了政治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乃至审美功能。流行音乐的叙事主题经常是亚文化层面的表达,如“爱情主题”、“成长主题”、“灰色人生主题”等,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反差。摇滚乐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悖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文化势态。主流意识形态中追求理想,提倡奉献精神,使用理性的哲学思维方式,都不是流行音乐的价值取向。流行音乐的基本属性就是从个体出发,满足个体的情感需求。而主流文化的公共道德以及传统意识,被非主流文化意识淡忘。

这种非理性的、绝对的、盲目的思维观念是非主流文化的特征。

在这种非主流文化的特征下,流行音乐在发展阶段中自然会产生一些格调低下、趣味低俗的作品。摇滚乐不仅在国内还是国外,经常与吸毒、暴力、色情联系在一起,摇滚乐强烈的节奏和超过160分贝的音响,对人的身心造成强烈的刺激。摇滚乐不仅是感情宣泄的最好工具,同时还具有强烈的挑衅行为和煽动疯狂的行为,绝望的情绪,反叛的思想,摇滚乐的叙事主体和叙事所产生的消极反叛心理,在一定程度上给非主流文化属性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脚。如“1990现代音乐会演

唱会”上,几千名疯狂的歌迷在场内点燃了打火机或火柴不停地摇动,还有人燃烧了手中的节目单。如《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歌词中写道:“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有的说,有的听,总之不容易;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想什么,做什么,步和小米;道理多,总是说,是飞机轰炸机;汗也流,泪也落,心中不服气。嘿!一二三四五六七,问问天,问问地,还有多少里;求求风,求求雨,快离我远去;山也多,水也多,分不清东西,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怎样歌,怎样唱,这心中才得意;一边走,一边想,雪山和草地;一边走,一边唱,领袖。嘿!一二三四五六七”。这种极富政治色彩的背离社会主流意识的歌曲,在当时的年代受到了音乐界的一致批评。由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联合召开的音乐、舞蹈创作座谈会上,对流行音乐中出现的问题,给予了客观的评判:流行音乐热是改革开放以来必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映。

三、流行音乐“文化工业”的传播机制

流行音乐既然是一种“泛文本”的叙事主体,在与大众群体交互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会进入到大众传播范畴。在当代传播学理论的批判主义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视野中,“文化工业”理论叙述的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化现象,它首先应该归于一种经济现象和政治现象,更是社会人群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一种存在方式。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文化工业”的生成是现代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倒退,是现代科学技术带来时代进步的同时,社会发生“异化”的产物。由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生产,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把大众传播运动推向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通俗的文化艺术形式,包括流行音乐的广泛传播,给人们带来了乌托邦式的幻想:以为这些媒介传播的内容可以促进社会的教化,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公器。由于商品经济的产业化趋势,一切文化艺术被浸泡在了商品价值的冰水里。“文化不再是创造,而仅仅是一种标准化的、复制性的、大批量的生产制造过程。其产品是准备进入消费领域的商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品牌叫做‘大众文化’,这些产品的制造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真正的需要,而仅仅是以交换和追求高额利润为目的。” 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之下,“文化工业”具有了存在的基础。科学生产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技术的革新往往意味着文化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显著特点就是“文化工业”的产生。“在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巨大鸿沟上,技术一直是区分社会时代变化的主要力量之一,因为实行一种新的度量制或者扩大我们对自然的控制,就是技术改变了社会关系和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 基于以上认识,发现了社会转型期间“文化工业”的新版本和新问题。

由于流行音乐伴随着经济生产的规模进行彰显传播。改革开放之初,港、台歌星在各地举办大规模演唱会的趋势蔚然成风。对利益的追逐呈现着“文化工业”理论批判的特征。1993年7月9日,《新民晚报》以“商演义演界限难分,税务人员无可奈何”为题,报道了港台歌星在沪演出时,一些流行音乐巨星动辄以百万元为出场标准的事实。北京税务部门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主办者以是“国家办的”,是义演,是某位领导人特批,演出的收入将“捐献”某项崇高活动等各种名义和理由拒绝纳税。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落里,几乎所有的演出合同文本中都没有演员纳税的条款。“走穴”演员索要高额演出费并逃避纳税的现象和令社会各界瞠目结舌的收入超前现象,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因此,流行音乐的传播机制引起了注

意。在流行音乐作为叙事主体构造叙事的时候,物质和财富便构成了生成叙事主体的必要条件,在叙事者内部,同时产生了追逐经济利益的内在动力。利益属性的运行机制也合法地存在于社会转型的现代性背景之中。“财富似乎已经统帅了我们这个转型中的社会,成为一切人尊奉的最高神祗;从前君临一切的政治权力,如今在一片招商引资的热潮中,不得不对资本屈尊降纡,甚至为它执帚请路。” 这一段话清晰地指出了流行音乐的传播机制,已经无法遏制地陷入到了“文化工业”的泥淖中而无法自拔。

四、结语

流行音乐作为社会转型时期“泛文本”的叙事主体,要想在历史和文化的总的框架中健康发展,就必须逐步消解无限膨胀的自我意识和充满欲望、幻想的叙事表达。流行音乐的世界主义和民族文化属性,必须强大地向教化人民的文化属性上靠拢。

亚文化群体的产生是社会转型时期的显著标志。当社会趋于和谐稳定,亚文化群体的回归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与此同时,人性中原始的本能也会逐渐理性主义的牵引下,完成人本精神的彰显。

“文化工业”理论透彻地描述了商品经济社会的顽症,在现代性财富推动的社会惯性之下,流行音乐的传播机制观照了社会发展存在的误区。

参考文献:

1.陶辛《流行音乐手册》上海音乐出版社1998年第1版

2.黄会林:《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3.庄晓东:《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现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