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变异--与葛浩文教授的交谈及关于翻译与变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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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变异———与葛浩文教授的交谈及关于翻译与变异的思考

2015年12月24日 09:26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作者：曹顺庆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功不可没。葛浩文成功翻译过四十余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使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国外学界对中国的文化的译介与研究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与接受,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架起了桥梁。葛浩文的翻译实践表明,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目标语文化的变化而进行适当的语言变异,只有遵循变异的路径,符合目标语国家的语言、文化和读者的口味,一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才能够真正融入目标语国家,并丰富目标语国家的文学宝库。

中国作家莫言凭借其融合了民间传说、历史与当下的魔幻现实的作品,荣获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瞬时中国文学享誉全球。而把莫言及其文学作品推向世界的,正是西方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翻译家,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

其实,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葛浩文就已经翻译过二十多位中国当代作家的四十余部作品。如: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巴金的《第四病室》;毕飞宇的《青衣》;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师傅越来越幽默》等。此外,凭借他翻译的英文译本,姜戎、苏童、毕飞宇等多位中国作家先后获得了曼氏亚洲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并且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国外学界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与接受,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架起了桥梁。同时,这也为我国文学乃至文化实施“走出去”战略找准了方向与切入点,为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做出了贡献。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在《纽约客》杂志上写道:“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1]

对于葛浩文教授,笔者慕名多年,直到2013年5月应邀参加在美国普渡大学举办的“第六届中美比较文学研讨会”,才有幸见到了他与夫人林丽君教授。在中美比较文学会议茶歇时,笔者(曹顺庆)问了他一个问题:“为什么某些翻译得比较忠实的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不太受读者欢迎,而一些翻译得不太忠实的中国文学译本,在

西方反而大受追捧?”他顿时很感兴趣,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好好研究,这就形成了笔者访谈与研究的由头。在普渡大学附近的一间小咖啡厅里,笔者与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谈。通过交谈,结合笔者的思考,写成此文。

一、因爱而译

因为笔者之一(王苗苗)的博士论文写的是“英语世界的巴金研究”,因此,访谈自然从葛浩文教授对巴金作品的翻译开始。葛浩文教授谈起缘何翻译巴金的作品《第四病室》时,眼里充满了骄傲与自豪。虽然他认为巴金的《第四病室》称不上是一部杰作,也算不上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是因为巴老的嘱托,加之他自己对巴老的敬仰与崇拜,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完成巴老的心愿。其间,巴金还给葛浩文写过一封信,信是汉语的。这更坚定了葛浩文完成《第四病室》翻译的意志与信心。但是当葛浩文教授翻译到一半的时候,因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务而交与自己的博士班的学生孔海立继续翻译。在翻译第一稿完成后,由葛浩文教授进行第二稿的修饰润色及定稿。笔者曹顺庆与孔海立早年相识,孔海立现为索思摩大学(Swarthmore College)中国语言文学的教授,他是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孔罗荪之子,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巴金的干儿子。因此,孔海立对巴金及其作品十分熟悉,由他来继续翻译《第四病室》是最好的选择。经过努力,《第四病室》的英译本终于赶在巴金生前完成了。当巴金亲眼看到葛浩文与孔海立合译的《第四病室》英译本时,心里特别激动。因为他其他的大部分作品,如《家》、《春》、《秋》、《寒夜》等都已经被翻译成英文并出版发行了,只是《第四病室》当时没有人翻译,而且如今这部作品的译者正是他十分信任的人。

葛浩文最早开始翻译的作品之一便是萧红的作品,这为他的翻译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谈及缘何翻译萧红作品,他称源于自己对萧红的研究。他爱好中国文学,曾在学习汉语,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之后到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以《萧红文学传记》为题。这是他研究萧红的开始,也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萧红及其作品的著述。他对萧红作品从研究到翻译,再到千里迢迢去萧红故乡进行实践研究,足以证明其对萧红作品的无限热爱。他对萧红作品的热爱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位朋友。他的一位非常要好的上海朋友王观泉,当时因为被打成右派而被流放到北大荒,从此与萧红研究结缘,并主编了《回忆萧红》一书,该书囊括了认识萧红、喜欢萧红的作家的文章,如萧军、端木蕻良、罗峰、白朗、舒群等,其中也收录了葛浩文的一篇研究萧红的文章。因为对萧红作品的喜爱,葛浩文自发把这部著作拿到每一位作家面前,请大家逐个签名,经过一番努力,成功得到了各位作家的亲笔签名。时至今日,好多作者都已离世多年,这部带有各位作家亲笔签名的书也因此而

弥足珍贵。出于对萧红的敬重与喜爱,葛浩文最终决定还是把这本宝贵的书捐出去,让更多的人关注萧红研究与翻译,感受到翻译研究者这种发自于内心的,对其所翻译的作品及作者无私的爱。

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葛浩文曾说:“当我觉得某部作品让我兴奋不已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萌生一种将其译成英文的冲动。换言之,我译故我在。当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忠实地为两个地区的读者服务时,那种满足感能让我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始终保持快乐的心情。因此,我乐于将各类中文书翻译成可读性强的、易于接近的,甚至是畅销的英文书籍。”[2]可以说,对于中国文学作品,他是因爱而译,并在翻译时坚持着“快乐原则”与“读者意识”,追求译作的“准确性”、“可读性”与“可接受性”。

二、文学翻译中的跨文化变异

除了萧红,葛浩文翻译最多的中国作家就是莫言。中美两国语言和文化背景不同,人们的生活和思想状态也不尽相同,因而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也会呈现出变异的状态。从传统的“信、达、雅”的翻译原则看,葛浩文翻译的莫言作品英文译本是不完全忠实于原著的,他实际上是以一个“洋人”的眼光来文学的。在翻译过程中,他尽量根据小说所处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使翻译作品更能够符合目标语文化的需求,创作出了国外的莫言作品,创造出了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正如他所说:“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3]

葛浩文说:“有人说我是莫言。最初我不太赞成,但是后来我慢慢觉得这种说法也蛮对的。我承认:莫言是根,我是帮助莫言开花的人。”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葛浩文就是莫言,就是苏童,就是毕飞宇等他翻译过的每一位作家。他的文学翻译打破了传统,不再拘泥于字与字、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严格对应,而是从语言层面的转换转向跨文化视野中的转换。在他的翻译中,他将忠实与创作结合起来。忠实原文是他的翻译准则,同时他的翻译也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他会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灵活运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使译文能够较好地传达原文的形与神,甚至为原著增添了光彩,同时又使其能够更容易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与理解。由于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尤其当原著与目标语文化的价值观有冲突时,更需要译者的创作性改编以及有意的“误读与误释”。因为翻译的目的是为了给目标语读者提供“准确的原著精髓、可读性强、受市场青睐”的译本。而译本的读者却恰恰既不懂源语言,又不了解源语文化。在这种情况之下,翻译就要尽量适应目标语的主

流文化,而目标语的文化又可能与源语文化有一定的差异。因此,翻译过程中的创作性改编是必然的。译者在选择翻译对象以及对译文的处理上,可以充分展示出其独特的创造性。

在翻译观上,葛浩文较认同美国学者弗伦兹(Horst Frenz)的看法:运用现代语汇与词序的当代作品,出之以我们这个时代的表现法,看上去不应当像是翻译。葛浩文教授通过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推向了世界,使中国文学的地位在全球化的时代得以提升。被称为中国文学翻译第一人的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是最早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成英语并传播到海外的,他们严格遵守“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将《离骚》、《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几乎逐字逐句地、忠实地翻译成英语,将中国传统文学原汁原味地推向世界,其译文已成为中国文学英译的经典。但是,国外读者对于他们翻译作品的接受度却不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文学翻译的跨文化的差异。例如,《红楼梦》第27回中有一句:“(宝钗)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也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4]杨宪益将其翻译为“Well,it’s too late to hide now.I must try to avoid suspicion by throwing them off the scent.”[5]虽然他将原著直译成英文,但是却没有很好地将原文中暗贬宝钗世故老成的性格特点,以及“金蝉脱壳”般用计逃脱而不想被发觉的意图表达出来。因而,目标语读者在阅读时,比较难与原著作者产生共鸣,更难以领会到中国文学的无限魅力。在跨文化视野的翻译中,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受着目标语的时代与文化背景的约束。因此,翻译过程中的语言变异是必然的。

葛浩文教授称自己十分崇拜杨宪益和戴乃迭教授,认为他们对中国翻译的贡献非常大。在《杨宪益传》中,杨宪益多次表露自己对《红楼梦》的各种不喜欢,不喜欢其中大大小小的宴请,琐碎的食谱细节,贾宝玉的各种行为逻辑等。他们翻译《红楼梦》完全是服从组织的安排,作为任务完成的,基于一种使命感。而葛浩文教授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没有这种使命和目标,只是翻译他喜欢的作品。

葛浩文与杨宪益的观点有所不同,他在莫言的作品翻译过程中,适当运用了创造性的改编,甚至部分语句翻译的背景与原著差异很大,但最终却能够获得全世界的认可。[6]在翻译过程中,他充分把握了语言变异的运用,做到了在忠实与叛逆间保持平衡,在准确传达原著的形与神的前提之下,对原文进行了适当的语言变异,以适应目标语国家的接受。例如,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他没有逐字逐句直译,而是创造性地将第19章和第20章做了适当的改编。在第19章中,张扣辩护道:“谢谢审判长的提醒,我马上进入实质性辩护。近几年来,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我父亲所在村庄,种一亩蒜薹,要交纳农业税九元八角。要向乡交纳提留税二十元,要向村

委会交纳提留三十元,要交纳县城建设税五元(按人头计算),卖蒜薹时,还要交纳市场管理税、计量器检查税、交通管理税、环境保护税,还有种种名目的罚款!”[7]葛浩文教授将其翻译为:“Thank you for reminding me,Your Honor.I’llget right to the point.In recent years the peasants have been called upon to shoulder ever heavier burdens:fees,taxes,fines,and inflated prices for just about everything they need.”[8]与原著对照,此处很明显地省略了中国法律的一些细节,因为国外读者基本不了解中国的法律。如果译者对于这些细节做出太多的描述,国外读者反而会对此著作失去兴趣。一方面,葛浩文采用比较文学变异理论中所说的创造性叛逆的手法,使译文更加符合国外文学的习惯和口味;另一方面,他忠实于原文的艺术和审美,从不盲目迎合目标语读者,而是适当运用创造性叛逆来帮助读者更好地接受和了解中国文学。

对于翻译的成功,他谦虚地表示其中只有少部分因素是自己的,而把大部分的功绩归于时间和内容。葛浩文教授此处提及的时间分为两种,一是作品写出来的时间,一是作品发表的时间。此外,原著作者对译者翻译的态度也十分重要。在翻译莫言作品时,葛浩文教授得到莫言的高度认可。莫言对葛浩文说:“外文我不懂,我把书交给你翻译,这就是你的书了,你做主吧,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这都是翻译家的选择,我从来不干涉,也不会向他们推荐。”莫言非常理解和尊重他的译者,没有像其他作家或出版商一样审视翻译。他给译者以最大的自由,使其能够自由地为满足英语读者,甚至是出版商的喜好进行创造性的翻译。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主要归功于像葛浩文这样优秀的目标语国家的翻译者。只有遵循变异的路径,符合目标语国家的语言、文化和读者的口味,文学作品的译本才能真正融入目标语国家,并丰富目标语国家的文学宝库。只有这样,一种文化才能真正赢得另一种异质文化读者的接受与喜爱;只有这样,非本土的读者才能从源语文学中了解、进而尊重异质文化;也只有这样,在源语文化得到有效的传播时,异质文化和文学的魅力才能得以在全世界流传。翻译文学作品一方面可以在国外传播与普及原著,使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得到认可与接受;另一方面,一部文学作品在异质文明中的处境,也有助于源语国文学重新审视与认识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三、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葛浩文称,自己的翻译作品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的,也不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心中始终保有“我要

翻译得比任何人好”的翻译理念,用“尽我所能,做到最好”来概括自己的翻译准则。

对于翻译作品的选择,他说他喜欢翻译小说,因为散文要比小说难翻译,比诗歌难翻译。对此,他借用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观点来加以说明。弗罗斯特认为诗歌是在翻译过程中所失去的东西,葛浩文认为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任何两种语言之间没有可以完全一一对应的表达方式。但是对他来说,诗歌还不算是最难翻译的。他认为特别是在中国,最难翻译的是散文,因为散文会涉及一些有针对性而且很专业的东西,,而且散文翻译要达到各种平衡美,无论是语言、用词还是句型都相对十分困难。

葛浩文通过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成功翻译了四十余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也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推向了世界。那么,当读者对每一部作品的英译本做分析评论的时候,他会有怎样的感受呢?他十分豁达地说:“不管!我翻译,他评论!”尽管如此,他很认同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等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对此,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们讨论翻译的时候,可能涉及翻译理论,只是没有说明。任何一部翻译作品都不是闭着眼翻译的但是如果给其加上框框,定性为相关理论的实践,恐怕会对翻译作品本身有消极的影响。翻译理论是一个学科(Intellectual Discipline),但是对于一部翻译作品来说,影响不应该太大。在部分中国大学里有翻译硕士的课程,在做毕业论文时候,导师会倾向于让学生套用某种翻译理论来进行写作,而该理论可能在学生的翻译实践中并没有被运用过。

葛浩文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阐释了翻译理论的重要性。他曾经在大学也开过翻译理论的课程,并且认为该课程十分重要,但是和翻译实践本身的关系却比较疏远。他在学生时代的老师柳无忌,虽不谙任何理论知识,但是讲课,尤其是讲文学课非常好,这正说明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葛浩文上的研究生课程中,他会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来思考,然后给学生评析与比较,甚至有时会选一位学生自己来评析与比较。不过,对于学生的参与和发挥,一定要非常小心学生的回答,给以及时的纠正与引导,以免学生会跑偏。

在访谈的最后,葛浩文给出了自己对一部作品翻译好坏的判断标准。他指出:“百分之百的就是我的标准,我的审美观。我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根据自己对原著的理解来翻译,我的目标是让目标语读者与市场能够更好的接受译本。”他又举了一个例子:“我看一部捷克文本翻译,虽然我不懂捷克文,但是如果我能认为这是一

部很通顺的作品,让外国读者能够看懂,但还保有具有人文素养的、原来地方的口味的话,说不定就是好的。如果两个缺一个那就不怎么好,如果两个缺两个的话,那么就更不好。”

对于葛浩文教授的翻译思想,笔者认为用《周易》的“易之三名”来概括较为贴切:“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9]易,指翻译作品思想内容再复杂再深奥,经过译者的翻译,其译本都会更易于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变易,指原著在被翻译的过程中,穿越了语言的界限,需要译者根据目标语文化的变化而进行语言变异。也可以说,变易者,变异也。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使译者不能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而是进行创造性改编。不易,则指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创造性改编的前提是忠实于原著的精髓,准确地表达出原著的形与神。

注释:

[1]转引自赋格、:《葛浩文:首席且唯一的“接生婆”》,《南方周末》2008年3月26日。

[2]Howard Goldblatt,The Writing Life,Washington Post,April28,2002.

[3]转引自郭娟:《译者葛浩文》,《经济观察报》2009年3月24日。

[4]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5]Cao Xueqin,Gao E,A Dream of Red Masions:An Abridged Version,Yang Xianyi,Trans.,Dai Naidie,Beijing:TheCommercial Press,1986.P.127.

[6]笔者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与该问题相关。“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究文学的内在规律”。参见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6页。

[7]莫言:《天堂蒜薹之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340页。

[8]Mo Yan,The Garlic Ballads,Howard Goldblatt,Trans.,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2012.p.268.

作者简介:

曹顺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王苗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华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